工业企业和环境保护论者历来都是对手。然而这种冲突也许是不必要的，因为包容环境目标的项目同样也能赚钱。

包括英国石油、孟山都、杜邦、康柏克等在内的几家“污染”公司，正在通过使它们的运作清洁化和“绿化”来改善它们的财政状况。去年，科斯坦萨（Costanza）等人指出：环境服务具有重大的价值，但没有指明这种价值如何才能实现。这里，我们提出各种使投资者能从环境资源获得经济回报，而同时又能保证对它们进行保护的经济手段。这些环境资源包括：森林和风景。有关创立一个国际金融机构来促进这一过程的建议，在去年12月京都（日本）会议上得到77个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采纳。

毫无疑问，环境服务是有价值的。我们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和吃的食物，所有这一切都只有通过环境提供的服务才能得到。我们如何才能在保护资源的同时又能将这种价值变成经济收入呢？

我们必须使“自然资本”和环境商品与服务“证券化”（以利润形式发售股票），并引进市场力来对它们进行保护。这意味着，与公司——可能通过公有和私有公司合伙的形式——签订管理和保护自然资本的合同。作为交换，它们有权从出售它们所提供的服务来获取利润。威尔逊（E. O. Wilson）认同这样一种观点：“须要从荒地获取更多的收益而又不使其遭受破坏，这样可以给自由市场经济的无形的手加上一个绿色的大拇指。”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私有化，是一个重大的举措，因为它在环境事务中利用了自身利益和利润驱动原理。这样一来，可以使规章制度局限于更困难的情况。

向生物圈投资

1996年，纽约市向自然资本投资了10亿至15亿美元，预计在10年内可以节省成本60~80亿美元；在4~7年偿还期内可以产生90~170%的内部回报率。这一回报率要比通常可以得到的高一个数量级。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纽约的用水来自Catskill山中的一个集水区。还在不久以前，通过树根系统和土壤中的微生物，以及当水流经土壤过程中的过滤和沉淀作用，对水进行净化的过程，已足够使水的清洁度达到美国环境保护局（EPA）要求的标准。可是，土壤中的污水、肥料和农药，已将这一净化过程的功效减小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纽约的用水已不再符合EPA的标准。这座城市正面临是想办法恢复Catskill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呢？还是花60~80亿美元的代价修建一座水过滤厂，而且它每年的运转费要花大约3亿美元之间作选择。换言之，纽约必须要么向自然资本投资，要么向实物资本投资。哪一种投资更具吸引力呢？

假若向自然资本投资，便意味着要将集水区内和周围的土地买下来，以使它们的使用受到控制，并资助建设更好的污水处理厂。恢复集水区的总花费，预计要10~15亿美元。这样一种用10~15亿美元向自然资本的投资，可以省掉向实物资本的60~80亿美元的投资。这样的计算方法还是保守的，因为它只考虑了一种集水区服务，而蓄水区（典型的是森林）往往还可以提供其他方面的重要服务，如像对生物多样性和碳螯合作用的支持。

生物多样性的商业价值，可以部分地通过生物勘探交易（biological prospecting deals）来实现，例如在Merck公司和哥斯达黎加的InBio公司之间进行的交易（见下文）。联合行动可以使碳螯合作用的商业化成为可能，并使工业国家中的碳排放者因在财政上资助发展中国家减少碳排放而赢得赞誉。换句话说，他们是通过双边交易而为自己买得减少碳排放的声誉。

美国在日本京都谈判中提议的全球多边碳排放市场的实行，将通过因能在碳排放市场上兑现碳螯化而赢得信任的办法来提供一种更健全的出售碳螯化服务的途径。原则上讲，一种森林生态系统可以导致许多不同的服务。

最近的哥斯达黎加条款承认：有森林的保护区用它们为集水区和碳排放提供服务得到收入而赢得了赞誉。前者的服务收入为每公顷50美元，后者为每公顷10美元。这已足够用来为只有微薄的农业价值的土地的保护带来好处。

农业从投资生物多样性以保护遗传资源得到的回报，提供了另一个例证。70年代初，妨碍庄稼生长的病毒给亚洲的水稻作物造成了威胁。但是，通过将一种免疫-传递基因从野生水稻转移到商品水稻品种身上，而将这种病毒制服。1976年，通过将某些野生水稻带有的免疫基因转移到商品水稻品种身上，战胜了另一种有威胁性的水稻疾病。这些野生水稻品种，都是设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专为此种目的而保存下来的。这种对保护进行投资得到的回报之大，是难以计算出来的。

使生物圈“证券化”

纽约市为了解决它的用水问题，发行了一种“环境债券”，并将其收入用来恢复集水区生态系统的水净化功能。发行债券的成本用从以下两方面节省下来的钱支付：避免了60~80亿美元的投资，再加上水过滤厂每年3亿美元的运行费用。这两笔否则要开支的钱，将用来支付债务的利息。纽约市通过开设一个“集水区储蓄账户”来使这笔节省下来的资金“证券化”，并将因不再修建和运转一座水过滤厂而节省下来的部分资金汇进这一账户。这个账户便可以支付那些因他们的资金被使用的投资者应得的利息。

与此相同的财政结构已被用来使由提高建筑物中的能源效率而节省下来的资金证券化。这种过程包括发行合同（证券），使它们的持有者能分享储蓄金的一定份额。这些合同一般可以买卖，发给那些资金提供者，还可以允许他们在这种储蓄金兑现之前将其出售。这是吸引人们向节能投资的一种办法，并不意味着天生资产所有权的任何转移。美国能源部有一个关于估算从提高建筑物中的能效节省下来的资金的标准草案，某些金融机构愿意接受这种节能储金的估测，作为贷款的附属担保证明。

市场力的引进还可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设想一下将纽约的集水区的管理和恢复同出售生态系统服务的权利结合起来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服务是符合美国环保局标准的供水所要求的。这种权利的拥有，可以使这种结合方式能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用来偿还保护纽约的集水区所需的成本。如果这件事是一个生物多样性问题，而不是集水区问题，那末，这种结合就可以拥有和出售（或发许可证）由生物多样性产生的知识产权。这样一种框架，可以在环境保护服务中利用私人资本和市场力。

为生物圈提供资助

证券化和私有化能对生物圈的保护作多大的贡献？许多集水区都受到发展的威胁：不仅是纽约，而且还有里约热内卢的集水区——巴西的马塔大西洋沿海森林区的Paraibo do Sul河流域（生物学上唯一能够通过对它的保护转化成的利润大大超过它的供水价值的地区）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部分集水区。这里所讨论的这种处理方式，可以应用于世界上某些最大的城市的集水区。在美国，有140个城市将集水区保护看成是对水净化处理的一种替代。这不仅能做到节约成本，而且还能激励对水源的保护和市场力与环境的结合。

据EPA最近测算：为了确保美国有安全而适量的饮用水，在今后20年内需要1384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全世界需要的相应的资金高达以万亿美元计。在发展中国家面临紧迫的其他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的情况下，这样巨大的资金几乎不可能由政府部门提供。水源保护可以大大减少所需的投资，而证券化和私有化可以确保资金平衡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由私营部门提供。

私有化或证券化能为其他的生态系统做些什么呢？专家认为，生态系统服务可以达到以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空气和水的净化；减轻洪水和干旱；废弃物的解毒和分解；土壤的改良和保护；作物的授粉和形成自然植被；大多数潜在的农业害虫的控制；种子的传播；营养物的循环；生物多样性的维护；防止沿海海岸遭受侵蚀；气候局部稳定化以及提供美丽的风景和智能模拟。

这里所描述的办法能适用于这些系统中的哪些系统呢？一个必要条件是，这种生态系统必须能提供可以附加上一种商业价值的商品或服务。集水区能满足这一条件，因为饮用水变得愈来愈稀缺，而且这种水的获得对许多比较穷的国家的健康状况的改善来说是主要的制约之一。

一种生态系统服务，必须有其商业价值。然而对私有化而言仅此还不够，而且可以得到的这种价值中的一部分还得分给生产者。在确定生态系统服务是否可以私有化中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大众商品。这些如果提供给某一个人就等于是提供给了所有的人的服务，难于将那些能从提供的服务得到好处而并没有对这种服务付出的代价作贡献的人排除在外。这样一来，服务的提供者便不能得到他们的全部回报，因此，我们不能肯定，市场会对他们进行有效的配置。从水质如果为一个用户而得到改善就等于为所有用户而得到改善这—意义上讲，水质是一种大众商品。但是，水的消费是具有排它性的（译者注：供水不是无偿的）。因此，集水区案例是将大众的福利同私人的利益捆在一起。知识，作为一种中间类型和生物多样性服务的一种，必须小心地进行商品化，必须像专利和版权一样对它加以保护。

生态旅游是一种生态系统服务，可对它进行证券化或私有化处理。当然可以预计，将会出现向具有巨大的生态旅游潜力的地区私人投资的情况，作为回报，投资者要求得到某些收益的权利。私人娱乐消遣用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与集水区有密切的经济上的相似性。在这种情况下，支持旅游业发展的生态系统保护，是一种公共福利事业，对所有的人都有利。然而饭店客房和导游服务却是私人财产，它们的价值会因这种公共福利而增值。

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工作，表明了生物多样性的商业价值。它为许多方面的应用保存了遗传物质（例如，能提供对新的病害的免疫能力的物质）。哥斯达黎加和Merck制约公司进行了一笔有创新性的交易，其中，哥斯达黎加保存一片森林，由Merck公司出钱资助；Merck公司已接近从这片森林的生物勘探中获得成果；该公司将向哥国支付从这种勘探中开发产品的森林使用费。这宗交易代表了向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保护机构提供一种生物多样性知识产权的长远利益的第一步。

是否生物多样性能证券化以鼓励私人资本投向保存遗传变异方面，并获得它的某些商业利益呢？Incyte生物工程公司的唯一的产品，是一种关于遗传结构信息的数据库。这种信息已经过深度加工处理，而自然状态的生物多样性所代表的是未经加工处理过的遗传信息，其商性用途较少。私人资本也许在建立一个从发展中国家得到的遗传信息的“预-处理”中心方面可以起一定的作用。这些中心可以进行某些初步的分析，然后将其使用权出售，并付给提供这些信息的国家一笔使用费。

对一定类型的生态服务而言，私有化或证券化真的是可能的。它们对于认识这种天然的财富的经济价值，并向为了未来面对它的保护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Nature，1998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