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学者C · J · 汤姆逊（ChirstianJurgensenThomsen1788-1856）提出“青铜时代”这个名词至今已200余年了。青铜，作为一种铜和锡的合金，对世界文明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青铜离不开锡，但由于锡矿在世界上的分布不均匀，导致世界早期文明古国陷入缺锡的困境。本文就上述问题作一探讨。

关于青铜的重要性，恩格斯曾经说过：“铜锡以及二者的合金——青铜，是顶顶重要的金属，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人类认识青铜的作用，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本来，英语金属（Metal）一词来自希腊语根，原意是“搜寻”的意思。人类在前进的过程中，最初到处寻找可作石器的材料，就不可避免会发现自然界中存在有金属光泽的自然铜。但天生纯态的金属几乎是没有的，自然铜也极其罕见。由于铜具有强烈的亲硫性，从岩浆源到次生富集带的各种富集阶段，铜的硫化物占首要地位。世界上有工业价值的铜矿石中，产量的80%是铜的硫化物，自然铜仅占10%。自然铜就是红铜。

当人类进入了用含铜矿石熔炼铜的时代，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含锡的铜矿石，接触到铜和锡共生的现象。铜矿有时和铅矿（PbCO₃）共生也会含有少量锡石（SnCO₂），二者的熔点较低，在木炭燃烧下产生一氧化碳，铅、锡被还原进入铜中而成为合金。当含锡量达20%时，铜合金的熔点降到910℃，与红铜熔点1084℃相比较，相差174℃。而铜合金的硬度，则会随锡含量的增加而提高：纯铜的布化硬度为40，而含锡量为5%时的硬度为50；含锡量为10%时的硬度为60；含锡量为15%时的硬度为85；含锡量为20%时的硬度为150，是一种硬而脆的青铜合金。长期实践的结果使人们懂得，含锡量为10%～15%的铜锡合金其综合性能最佳。因此人们经验地选用这种铜锡合金，即青铜，作为当时理想的工具材料。这样就促进了青铜的普遍使用。

由于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自汤姆逊提出“青铜时代”以后的200余年中，人们一直以为锡在世界上是均匀分布的，直至1920年，英国人赫 · 乔 · 韦尔斯才第一个对此提出了质疑。他在《世界史纲》中列举许多事实说明：世界早期文明古国如古埃及、西亚、古印度、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是原来不产锡的国家，虽说文献中说它们于公元前3000年或公元前2000年就出现了青铜器，其实那不过是铜与其他金属而不是与锡的合金。（见表）其性能远不能与青铜相比。为了提高这种铜合金的硬度，当时他们往往采取冷锻的办法。这就是“西方锻造，中国铸造”这两大不同工艺体系的形成。当时西亚奴隶制国家通过军事手段从邻近国家掠夺的矿物资源中，也只有金、银、铜等而没有锡，说明西亚当时仍不知锡为何物。战争的结果，一些弱小的国家如腓尼基人被赶出了家园，被迫流亡海上成为海盗和商人，从事贩卖铜等矿物的活动。在寻找铜矿的过程中，发现了产锡之地，如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的锡矿都是这样被发现的。从而为西亚古埃及和古希腊等国家及地区青铜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古埃及的锡是从尼日利亚和扎伊尔长途运来的。公元前2000年前，由于撒哈拉沙漠化而断绝了交通，曾迫使古埃及又回到铜石并用时代。古埃及是个不产锡的国家，这个铜当然不是自然铜，而是铜合金。古希腊、古罗马也不产锡。古希腊发展时期欧洲已进入铁器时代，而古罗马则更晚。

中国从夏代开始长达2000余年的青铜时代，奠定了中国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国甘肃马家窑出土了最早的铜锡合金（公元前3000～2800年）在二里头文化的青铜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四件礼器和兵器以及凿、锥、刀等铜器，经成分分析铜爵的含铜量为92%，含锡为7%，铜锛的含铜量为91.66%，含锡量为7.03%，含铅量为1.23%。但中国锡矿的分布也不均匀。夏、商、周是中国古代文明发源地，恰恰都是中国不产锡或产锡量少的地方。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殷代商人最主要的贸易是从长江上游一带输入锡，因为中国黄河流域不产锡；郭沫若认为殷代末年与江淮流域的东南夷时常发生战争，可能就在那时冶铸技术传入了北方。

从春秋开始，特别是春秋后期，我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于南方的楚国以及长江下游的吴越北上中原，缓和了中原地区缺锡的矛盾。青铜的铸造技术也有了新的飞跃。《吕氏春秋 · 别类编》有：“金柔锡柔，合两柔则刚”的记述，表明中国当时在世界上最早的发现了青铜强化的规律。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杰弗里 · 巴勒克拉夫指出：“中国最初出现了青铜，并且很快就在黄河流域的商王国和周王国里达到了无比精密的技术水平。”美国当代铸造大师克里尔说，“即使美国和欧洲的第一流技师联合起来并使用现代的技术，也不能做得比殷商青铜器更好。”

由此可见，锡在全世界以及在中国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但这并没有妨碍一些缺锡的地区发展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并没有妨碍青铜时代在中国以及世界广大地区的到来。

（作者单位系沈阳大学东西方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