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的边界上我仇并不是始终能知道将会发生些什么？

我们在学校里遭遇到的科学主要是处理一些明确的事实，例如牛顿对行星轨道预言的学说或是周期表中元素排列的根本原理。否则，科学似乎更像是在电视提问测验那通俗的幌子下，一串冗长乏味的化学或植物学以及动物学的名称争辩。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也是不幸的：可以理解是因为这些源自于昔日研究的明确事实，自然是便于教学的；而不幸是由于科学与确定事实之间所暗示的平衡却是引人误入歧途的。

然而，那些所谓“已经明白的科学”却是大多数人所认识的科学的极限。那些虽然已知的潜在的科学法规，它们以足够复杂的方式呈现自身，从而导致了在无常介入的程度上，只能对之作出概率机会的陈述。例如从轮盘赌到地区天气预测的模糊动态。对于究竟什么是科学，人们带着这样的定义，亦或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当出现新的令人担忧的问题时，人们还是期待着科学家能给予他们明白无误的解释和忠告，这种现象并不令人惊讶。

当科学的忠告中除概率预测之外的无常发生时，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困难就产生了，更正确的说法是由于他们对初见的现象缺少基本的理解或这些现象超出；了现有的知识界面。怀着科学是“所知的"这样一种思路，很多人被科学家所说的：“我不知道，但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测”所制约。鼓吹尚未成立的独特答案并为之坚信不移的狂热者们常常使这些问题变得更糟。

医学的先进成果不仅延长了人们的预期寿命，而且也减少了它在发达世界的差异；现在我们视人生70年（指正常的寿命）为一基本权益，如若有一亲友未能活到预期岁数，我们定会愤而起诉。我认为，这种对更长寿和更健康的期待，导致了我们经常对相对较小的在早期年代将令人费解的风险情形的担忧。今天，一些父母对待接种疫苗所臆想出的风险的担忧程度，就像上一代的父母关心小儿麻痹症等传染病对儿童的感染那样真实的风险一样。同样的，许多人在错觉中认为他们具有自我控制（例如，驾驶汽车），从而愉快地接受风险，然而，他们断然地拒绝一些可能性大大降低的风险，像“毒性”的，放射性危险。这种主观感觉造成了他们自己的现实，但是他们常常忽略客观或科学地对风险的分析。

无论科学的建议是自信的预言，是后果的统计分类，是当我们无知科学时富于想象的指导，或仅仅是我们在迷惑中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其结果必需在由公众直觉形成的舞台上演出。公众对风险的态度极大程度上受带有感情色彩的特殊词句的影响。在英国，照射食品对公共健康有益处还未被人们所认识，本因是公众对“照射”一词的反应与“核辐射”所混淆。

注意到这一点，医学界发表了“核磁共振”技术的益处，为不引起任何忧虑，就改名为“磁共振成像”。

反之，明确的迹象表明过量服用维生素B6有害，但限量使用的提议引起了公众的大声疾呼，他们感到维生素，从定义上说也一定是多多益善的。作为另一个例子，我赞成许多有机农业运动关于环保的理念，但我感到迷惑，对“有机”一词如何能脱离了任何生物的系泊并与“好”字具有同样的情感——尽管许多“有机”植物包含了天然存在的毒素。

对转基因食物还有许多实质性的问题需要回答，尤其是为进一步增强农业对农村及处在其中的植物和动物的因果关系方面的潜在影响问题。但大多数的讨论被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所引导了，就如：“突变”，“基因”——而不提“毁灭创造者本身的食物”——造成了感觉上与实际的基础相背离。如今在欧洲，许多人对转基因工程的大豆及其人工基因产品怀有担忧情绪，然而在美国却很少有人在乎这些。而人们很容易忘记的是，当1970年首次出现基础的基因嫁接技术时，是美国而不是欧洲对此表示了担忧。那时在剑桥，麻省举行的一场大辩论，一名发言人的开场白中以拖长的音调说道：“尼古丁，香烟”，然后“基因嫁接，基因工程”，虽然很明显前面这组词“尼古丁，香烟”几乎没有引起感情的反响，而后面的词“基因嫁接，基因工程”却引起了一阵寒颤。但是“尼古丁，香烟”已被证实具有极大的危害，反之“基因嫁接，基因工程"却至今并没有被论证有害。

过去的一世纪在科学理解方面得到了巨大的进步，并怀着良好的意图致力于生活得更好。但是我们现在开始看到了非故意造成的相反结果：气候的变异和逐渐缩小的生物种类。在新世纪人类社会必须决定利用科学所给予的机遇来创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而不仅仅是让事态发生。这是一场关于价值观的辩论，至于科学，唯一能说的是对可能发生和抑制的事态做出真实的澄清。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既十分重要又无比的艰难。大部分的困难是无法预测的，是无常的，这也是在科学的边界上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它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些已经明确的知识及那些无常的事件；它用感情色彩的语言来阻止进一步对无常的遮盖。

[Nature，2001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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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梅（Robert May）是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曾任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