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陈国强（右）与导师王振义教授

“陈国强火了”，有人这样告诉我。事实也确是这样。有一阵子，陈国强的名字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较高。“上海十大杰出青年”、“人选上海市首届青年科技英才”、“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等桂冠戴在一个刚届不惑之年的学者身上，他是不是会不堪重负或变得飘飘然？

三年前我初见陈国强，他邀我到他所在的瑞金医院对面的一家餐馆用餐。席间他酒后吐真言般的坦诚和对许多问题的清晰分析，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不久他再度赴美学习交流，期间我们的联系中断。几周前在上海二医大50周年校庆的新闻发布会上，在登台介绍情况的几位二医大学科带头人中，我又见到了陈国强。他在即席讲话中流露出的真情，特别是那句“我是农民的儿子”，立时使我感觉到陈国强没有变，他还是我3年前见到的那个不隐瞒自己观点、为人真诚的陈国强。

陈国强可以说是典型的“新上海人”，但他成为“上海人”的经历颇为坎坷。1980年，他从湖南的一个小县城中学考入衡阳医学院。5年后，他作出了影响他一生的决定：报考上海二医大王振义教授的硕士研究生，这一步改变了陈国强的人生轨迹。由于当时人事管理体制的束缚，使得陈国强的赴上海读研有了某种悲凉色彩。85年陈国强考取了上海二医大研究生，但家乡不肯放入。后经多次交涉才同意陈去上海读书，但前提是必须先签毕业后回单位工作10年的合同，这样陈国强的硕士研究生属于代培性质。硕士毕业后陈国强履行合同回到了衡阳工作。一开始他信心很足，申请到经费做动脉粥样硬化研究。但干了几年后他越来越觉得做人“难”，“有所为”更难。于是，他再次想通过考博来改变命运。结果他考取了王振义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但单位领导出面找陈谈话，答应他再留下干一年就准其赴沪读博。颇重感情的陈国强又干了一年，但到临走时院方又要他再签合同，承诺博士读完后再回原单位工作5年，否则要加倍退还读博及上次读硕期间的费用。陈坚持不签这样的合同，最终还是四处拼凑了1.5万元作为赔款上交后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这种经历对如今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可能很少会再碰到了，但陈国强这一代人或年岁再大一点的人多少都有类似的经历。回过头来看，在那个计划经济主宰、把单位职工视为本部门，甚至某个人财产的年代，出现这样荒唐的事情是不难理解的。下面言归正传。

陈国强1993年起再度来到上海二医大，博士导师仍是王振义，主要研究方向是血液学。陈竺则是他的主要带教老师。有人说，陈国强的进步离不开王振义、陈竺的指教，对此陈国强毫不隐瞒，他多次在各种场合讲他是站在王、陈两位巨人的肩膀上起步的。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在谈到陈竺对他的帮助时，陈国强提到了两个细节：95年底他作为第一作者首次将探讨氧化砷诱导细胞凋亡机制的论文投寄美国《血液》杂志，在焦急等待回音的那段时间里陈国强甚至想万一这篇论文不被接受的话，他将考虑离开科研部门。关键时刻，陈竺鼓励他要沉得住气，应该经得起打击。这番话使他那颗焦躁的心逐渐平复下来。1996年8月1日，这篇论文终于在《血液》杂志发表，其部分结果图照还刊登于杂志封面。发表次日，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专题新闻，称该项研究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发现。一些国际知名的学者认为这一研究有可能在国际血液学研究中引发一场革命。面对这样一种“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强劲国际竞争态势，陈竺鼓励他要“不畏艰难、如履薄冰、继续拼搏。”当陈国强及其同事通过一系列实验相继发表关于氧化砷研究的论文，开始奠定在这一领域的国际地位时，又是陈竺提醒他，科学研究只有起点，要保持已有的国际地位，必须从零开始，继续加倍努力。正是本着这样一种“如履薄冰、不断奋发”的精神状态，陈国强和他的同事一起，仅就相关研究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近10篇论文，其中在影响因子达11.4的《美国肿瘤研究所杂志》发表论文时，两位美国知名专家为论文写了专题评论，并由杂志主编推荐给美国媒体备忘录进行宣传，而这通常是具有很高科学价值和广泛社会效应的论文才享有的荣誉。

从1996年入选上海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到不久前获得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的殊荣（承担项目为：“基于生物信息学的药物新靶标的发现和功能研究”，陈国强完成这一大步跨越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我认为以陈国强为个案探讨其成功背后的一些社会和个人因素，对人才学研究可能会有一定的意义。以下我想就此谈一点个人看法。

我认为陈国强之所以能在强手如林的上海生物医学界脱颖而出，首先在于他选对了研究方向。他选择的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正处于不断上升势头的学科——生命科学，而且他是从具体疾病——血液系统疾病的发病机制深入到生命科学的某个领域。当前随着对人类基因组结构及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化，生命的奥秘和对疾病的产生机制都可能给予全新的解释。在此基础上，围绕人类健康这一主题，生命科学将与数学、化学、物理学、计算机学、药物学等诸多学科互动，并可能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出现所谓生物经济的新时代。陈国强在90年代初作出研究生专业方向选择时不可能想到那么远，但是他对生物医学的选择使他迅速接近了生命科学的主流。有专家预测作为优势学科的生命科学的领先地位还将维持几十年。指出这一点是想对年轻学生选择专业方向时有所帮助。

其二是有大师级学者的指点。陈国强在这—点上可谓非常幸运。他先后得到了王振义、陈竺两位院士的直接指导。王振义教授曾任上海二医大校长，是国内著名的血液学研究专家。他开创了诱导分化治疗肿瘤的思路，其典型案例是全反式维甲酸用于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的治疗，这方面的工作奠定了上海二医大瑞金医院在这一领域的国际地位。陈竺教授则在进一步从现代分子生物学角度阐明了白血病发病和诱导分化治疗的机理的同时，开拓并领导了我国的基因组学研究。

当然陈国强从两位导师身上学到的远不止这些。如上所述，每当在科研上处于困顿面临重大机遇的时期，两位导师都能予以点拨，有时几句话，有时——封信，就让人看见了新的世界。事实上在中外科技史上，很多优秀的科学家在他们成长过程中都得到过大师的指点。李政道教授曾讲述当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他的导师费米对他的指导，那完全是一带一的那种师傅带徒弟式的指导。费米那时非常忙，但仍每周抽出整整半天时间与李政道一起面对面交流。在这样的交流中，导师传给学生的绝不仅仅是知识、技能，更有贯穿其中的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敏锐把握要害问题的能力等等，这些对一个年轻科学家的成长、成才更为重要。陈国强的幸运在于他在最需要的时候得到了中国两位这一领域最有创见的学者的指导。

其三，我还想探讨—下陈国强个人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如上所述，陈国强能认清自己的研究方向，找到合适的导师和课题，并为此锲而不舍地付出努力，这显示出他本身的学术追求和对自己的定位；其二他有较高的悟性和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从1997年以来，陈国强和他的同事发表的论文被他人引用的数量始终处于全国个人排名第3~8位，取得这一成绩需要付出何种努力是不难想见的。

在我与陈的几次交往中，我的一个突出感受是，这个人性格开朗，待人真诚，即使在随意交谈的调侃中你也能感受到这一点。去年7月自美国学成归来后，他作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人选者，组建了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健康科学中心的肿瘤功能基因组学研究室。今年开始，他又担任血研所副所长一职，并受聘担任了上海二医大病理生理教研室主任一职。领导对陈国强寄予厚望，希望他能重振目前状态不佳的病理生理教研室昔日的辉煌。陈没有把接受这一工作视为负担，而看成是第二次发展和实现自己理念的机会。在主持病理生理教研室工作的短短数月里，陈国强显示了他的管理能力，他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没有以救世主的姿态去接管，而是“攻心为上”，首先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通过谈心、邀请参加教研室重阳节活动、登门拜访和解决具体困难等形式，使一些已经冷寂的心开始热起来，他用自己的真诚感动了在职的和已退休的教师、科研人员，而后通过引进课题、联合攻关等方式促使年轻人发挥主要作用......陈国强的雄心是和全教研室同仁一起，通过几年的努力，使二医大病生理教研室成为国内知名的研究群体。

作为病生教研室和肿瘤功能基因组学研究室的学术带头人和血研所的重要骨干，陈国强未来最主要的任务是履行作为973首席科学家的职责。人们将会看到，，在王振义、陈竺之后，类似陈国强这样的更多的中国年轻一代科学家正担负起生命科学研究的重担。我们期待，他和他领衔的项目组将脚踏实地的开展工作，为实现我国在发现药物靶标方面的突破作出重要贡献。

[江世亮采写自2002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