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上旬，在波恩举行的“世界企业与环境论坛”结束后，用国际协议这一形式来阻止气候变化的前景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遥远了。与会代表的兴趣好像更偏重于表现出对气候问题的热情，而把提出以科学为依据的目标这件事抛在了脑后（参见“是对清凉世界说再见的时候吗？”一文）。
 

现实政治战胜理想主义

　　尽管如此，牛津大学史密斯企业与环境学院院长、英国政府前首席科学顾问戴维·金（David King，上图）对此还是比较乐观。他认为，现有的国际协议包括一个以往被忽视的重要机制，即该机制可以极大地规范碳排放。
 
　　这种乐观情绪也许令人惊讶。许多观察家对去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峰会未能继1997签署《京都议定书》后――工业化国家首次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一个后继协议的结果感到沮丧。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失败的原因在于繁琐的组织问题，以及明显且往往是幼稚的政治错误。这些错误包括非政府组织所表现出的极具消极的态度，以及丹麦政府试图不让贫穷国家参与制订气候协议的做法。结果是，现实政治战胜了满怀希望的理想主义。
 
　　然而，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至少传达了三个积极的信号：第一，尽管未达成一致协议，但显而易见，气候变化问题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较贫穷国家表现出的愤慨是他们全面认识气候问题的一个有力的清晰表达；第二，哥本哈根会议的挫折清楚地表明，试图一蹴而就地制订出《京都议定书》后继协议是多么地愚蠢；第三，作为会谈的结果，有了一个全球性目标以避免平均升温2℃的危险，而减少森林的砍伐现已成为协议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由于世界各国都对碳排放权交易作出了承诺，使得对碳排放量的监管有了替代办法。
 

冀望于第20届地球峰会

　　继欧盟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系统后，美洲也可能推出自己的版本，包括墨西哥渴望加入并希望看到加拿大也签署协议，以此形成一个北美洲碳排放交易集团。另一个碳排放交易市场可能出现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之间，而市场的协调一致将是一个挑战，并不仅仅限于国际贸易政策。但从长远来看，解决少数商品市场之间的协调问题要比解决众多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调问题容易得多。
 
　　戴维·金始终对试图设立数十亿美元的基金用以帮助贫困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因为发达国家的这一承诺并不十分明确。他认为，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是延长对这些国家的现有交易期限，鼓励他们发展低碳经济并对高碳进口产品征税，以此制订出一个统一的碳排放交易计划。无论该机制的作用如何，气候政策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找到一种可靠的办法来满足最贫困国家之所需的同时，提供正确的发展激励机制尤为重要。
 
　　以上这些因素，再加上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些正在增长的经济实体自信心的增长，都将为201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20届地球峰会做了很好的铺垫。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未能提供一个万全的应对办法，却为地区性小规模应对办法打开了空间。尽管协调这些空间将是艰难的，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步履维艰。作为全球共同体的管理者，我们有着道义上的责任为子孙后代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戴维·金对2012年召开的第20届地球峰会表示乐观。
 
 

资料来源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责任编辑 则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