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库恩仅凭一己之力就改变了“范式”这个词的维度与含义。

 

　　“结构”和“革命”在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一书的题目中就被醒要地提显了出来。他坚信，科学革命不但真切存在，而且可寻其结构。库恩对这种结构的勾勒显得谨慎非常：常规科学（日常的科学研究工作）具有其特定相应的范式和解决疑难的执着；研究过程必然会催生出某些足以引发理论危机的异常情况；而危机的化解又必然依附于对一种新范式的创究。

 

　　解决科学疑难的过程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诸如填字游戏、拼图和数独这类在正经工作之余打发时间的愉快方式。许多科研著作的审稿人虽然不太愿意但却不得不承认，他们大部分的日常工作其实和这些游戏无异。库恩写道：“（日常科研工作）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们（科研人员）几乎从不致力于探揭新奇，无论从概念上还是现象上。”当今，许多科学家都对库恩关于常规科学的洞见十分认同。

 

　　库恩单枪匹马改变了人们对于“范式”这个词的用法，当然，当下的读者赋予这个词的意蕴已经与1962年时大相径庭。正像库恩在他书的后记中写到的：“范式……正是我拿来当作本书最新奇但却也最难理解的部分的中心要素。”在同一页上他建议可以将“典范（exemplar）”看作是“范式”的替代词。而在另一篇文章中，库恩承认他已经“对范式这个词失去了控制”。在后期的研究中他干脆将其弃而不用。但我希望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作为《结构》一书的读者，能够使这个词再展头角。

 

　　如此说来，常规科学正是因为范式而成其所是，范式赋予科研领域所致力于解决的那些谜团和问题以意义。一切看上去都顺理成章，直到依附于范式来运作的那些理论在应付凸现出来的异常情况时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危机接踵而至，并直到某项新的成果引导科学研究另辟它路并最终成为一种新的范式才告消却。这个过程就是一次范式更迭。

 

　　举例来说，在海森伯关于矩阵力学的文章发表前后几个月，沃尔夫冈·泡利曾经在结构问题上产生明显的摇摆。之前，泡利觉得物理学不日便要分崩离析，甚至觉得自己入错了行；而几个月之后，前路一片光明。许多人都有类似的感受：在危机的重压之下，整个研究领域都面临崩坏，恰是因为之前所依仗的范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显然，库恩的结构太过匀滑，历史并非如此。但正是库恩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的直觉指引他寻得了一种简约而深刻的结构，就连普通读者也能籍由他的勾勒一窥科学的图景。而另一个好处就是其在某种程度上可受证验。科学史家会发现，科学领域中的重大变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库恩的结构理论。不幸的是，它有时也会被怀疑论者拿来作为对真理理念提出质疑时的论器。但库恩本人并无此意向，他崇尚事实并坚寻真理。

 

　　关于结构暂论至此，而至于革命，我们第一反应总会联想到政治维度，万物皆覆，新世始生。第一个将这个概念引申到科学领域的是伊曼努尔·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前言里，康德谈到了两次科学革命，一次是数学领域中巴比伦和埃及熟用的数学技巧在希腊为预假设后证明的方法所替代；第二次则是实验理论和实验室的兴起。

 

　　库恩成书时，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正被热论：弗朗西斯·培根是先驱，伽利略是灯塔而牛顿则是太阳。但库恩谈论的并非科学革命本身，这种所谓的科学革命远远不是他籍由结构所意味的那种革命。诚然，就在库恩撰写《结构》一书前不久，他提出了“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概念，以之指涉十九世纪初诸多领域的数学化思潮。热、光、电、磁等研究领域都探获了其自身相应的范式：突然之间，一大推杂乱无章的现象开始变得清晰明朗起来。但无论是这所谓的第二次革命还是十七世纪的第一次，都无法兑现库恩语境下的“结构”。

 

　　库恩的前辈们在一个物理学跳跃式革命的时代中成长起来，爱因斯坦的广义与狭义相对论对当世学界所造成的剧烈冲击是我们所绝难臆想的。而后量子理论革命接踵而至，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不仅颠覆了旧有科学，更摧毁了基础形而上学。康德断言牛顿的绝对时空和因果统一性原则是先天原则，但物理学证明康德尤其看重的因果途为表象，不确定性才是事实之根基。

 

　　库恩之前，卡尔·波普尔是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哲学家，他恰逢量子革命，并从中探获“科学是籍由‘猜想与反驳’（其代表作的书名）而前行进展”的金针。我们大胆假设，并尽量使其可得证验，进而发现先前的假象无一例外皆存纰错。随着猜想被反驳，一个新的假设便油然而生切中实情。只有能够被证伪的猜想才是“科学的”猜想。

 

　　库恩对于革命的重视可以看作是波普尔之后崭新的一页。这两人都将物理学作为一切科学学科的原型，并紧跟相对论与量子理论的脚步塑成各自观点。当今的科学早已又是另一番面貌，2009年正值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我猜想如果被问到谁为有史以来最具革命性的科学著作，答曰此书者定不在少数。但令人意外的是，达尔文的革命在《结构》一书中却从未被如是提及。当下生命科学业已替代物理学而位居要津，我们也必须去着眼寻究达尔文革命与库恩革命之间的维度契合。

 

　　《结构》一书起初是作为维也纳小组的哲学家们所编纂的《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的一部分出版的。1962至1963一年间，这本书卖出了919本，平装本则卖出了4825本。《结构》一书在新千年被评为二十世纪最优秀的著作之一，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确确实实地改变了“科学进程的图景”，一朝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