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医学院路的原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明道楼内和汪海健博士见面后，我就有点难忘他，当然他清癯的脸庞、开始谢顶的头发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方面，更在于我了解到他是经过人生际遇的审慎选择后一直执着地致力于疾病遗传与进化这一基础生物医学问题。这是一个很安静的年轻人，正是他的努力和坚守，使他获得了2012年度启明星（跟踪）的资助。

 

　　1974年出生的汪海健是在湖北通山县的农村长大的，上面有三个姐一个哥，1993年没有任何背景的他主要靠自己的努力通过高考进入位于荆州的湖北农学院畜牧兽医专业学习，四年后考入南京农业大学动物传染病与预防兽医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回顾这七年的学习经历，汪海健没有遗憾自己没能有机会就读名牌大学，而是感念在他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所做的广泛阅读与思考，并借此逐步发现自己对技术问题并不敏感，而对基础科学问题有浓厚兴趣和钻研热忱。

 

　　2000年硕士毕业时，同专业同学几乎都入职了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的省局或重点市局，而他则放弃了获得事业单位稳定工作的可能性，怀着做基础研究的理想，通过考博选拔，进入军事医学科学院贺福初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那是他第一次到北京。贺教授其时已是我国生物医学领域的杰出青年教授（200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为当时最年轻的院士）。

 

　　汪海健告诉我，其在本科期间的动物遗传与育种课程学习与硕士期间在分子病毒学方面的初步研究激发了对分子进化的兴趣，而在国家基金委的项目信息上看到当年贺教授有动物种群分子进化的在研课题，这便是其考博投师的机缘。汪海健入学之初就有幸参与了一个新启动的863项目“中国人基因组SNP系统目录构建及其重大疾病相关功能研究”，并在其中承担了“外源化合物反应相关基因多态性”方面的研究任务。

 

　　三年读博期间，汪海健完成课题地点主要是在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研究中心，北方中心有完备的基因组学研究硬件和软件设施，以及一大批来自包括军科院的不同单位的生物信息、临床医学、流行病学、功能基因组学等不同背景的学生与研究人员，是一个很好的科研创新平台。贺福初院士给了学生们很大的发展舞台，并提供了技术员和实验室资源以及与外部交流合作的空间。汪海健读硕士时多是面向实际应用需求的动物疫病诊治方面的科研，军事医科院和北方中心的三年科研训练，使他进入了基础科学的学术研究。

 

　　攻博期间，汪海健的研究论题，主要是探讨外源化合物环境选择下对其代谢处置和应答的相关基因是如何变异和进化，其变异与化学环境暴露相关肿瘤的易感性与药物反应性又有何功能联系。他的那篇题目为“中国人群外源化合物反应相关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研究”的博士论文，在2003年SARS期间顺利通过答辩，并在2005年被选为全国优博论文提名论文。

 

　　2003年，汪海健获得博士学位，和当时许多青年学子一样，出国深造是其第一选择，同年底，他顺利拿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后Offer。但是，和他研究的遗传多样性相似地，汪海健当时又面临着人生路径的多样性选择。在其H1b签证下来时，贺福初院士在2004年3月双聘回到母校复旦大学任新成立的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需要组建新的课题组和实验室。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以及与导师亲友的沟通交流，汪海健最终放弃了那次赴美机会而是郑重地选择了复旦，这一选择意味着他确定了把复旦作为自己事业发展的阵地与根基。

 

　　加盟复旦的四年多时间里，他协助贺院士从零开始筹建了“系统生物学研究室”。但由于该实验室主要还是做蛋白质组方面的课题，而以基因组学遗传进化为主要方向的汪海健，由于研究方向的高度吻合与实质性合作，在2006年受聘于金力教授领导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教授。复旦生科院在遗传学、人类生物学、进化生物学、生态学等学科领域，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广阔的发展态势，在这些优势学科的熏陶和影响下，汪海健在疾病遗传与进化方面的科研，得到了更好的凝练和提升。并围绕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兴趣，积极开设了“环境基因组学专题”和“基因组医学与进化”等本科生课程。

 

　　2007年，汪海健获得复旦大学“青年教师长期公派出国留学”的资格，刚好这个时候，其事业路径迎来了一次“正选择”的机会。复旦大学在同年底邀请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IAS）系统生物学中心Arnold J.Levine院士――p53分子的发现者之一、洛克菲勒大学前校长――前来讲学并讨论次年在复旦举办第14届p53国际研讨会。期间，汪海健同Levine教授有机会进行深入交流，Levine博士当即向他发出邀请。2008年底，在Levine教授的安排下，汪海健到IAS开始了近两年的研究工作，并于2009年获得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的资助，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求是研究学者（IAS Qiushi Foundation Member）。期间，汪海健除了主要致力于自己研究方向与课题的思考和实现外，还在p53基因家族多态性的进化与功能方面与Levine进行了合作研究。

 

　　成立于1930年的IAS，其研究人员包括终身职位的Faculty和客座研究员或访学学者的Member两种，不设“湿性”实验室而只进行纯理论的基础性研究，不承担教学和课题项目，只致力于“无涉利益的知识探寻”（the disinterested pursuit of knowledge），为痴迷于基础研究的人员提供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与优厚的经济待遇，并使他们“快乐”。IAS最初因为吸引了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奥本海默等大师而迅速成为“学者的天堂”，而我国的几乎每一位世界级的数学或理论物理学家（如陈省身、华罗庚、李政道、杨振宁）都在IAS做过Member或Faculty。之后IAS在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艺术等社科领域亦获广泛声誉。IAS的发展理念和研究模式，启发着一些著名大学进行效仿和探索，在我国先后有清华、武大、南大、台大、香港科大、复旦、浙大等设立了相应的高等研究院。

 

　　在汪海健看来，IAS的学术氛围极为宽松，学术交流非常多。IAS随处都是自由讨论的空间，演讲厅、会议室、faculty和member们的办公室、甚至楼道走廊里的多面墙壁都有黑板有的甚至是落地的黑板，随处可见三五个人在那书写和讨论。Levine教授经常请不同领域的专家来作报告，基本上每两周都有。每个Member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受邀访问的人除了学术演讲外还会到Member的办公室作个体面对面的交流。午饭时间也是讨论的机会。我问汪老师，在IAS最大的收获和最难忘的是什么？汪想了一下回答我：活跃的学术交流、完全由兴趣驱动的自由独立的学术思考与探索，IAS的这一独特文化，不刻意追求利益结果，而着眼于最基本的问题的探求，在这里接受过的熏陶和训练，将会对学术研究有着长远的极大助益。而最难忘的，莫过于精致的午餐、Member公寓里的欢乐party，还有那里静美绚丽的风景、可爱悠然的野鹿和大胆顽皮的松鼠。

 

　　2010年8月，汪海健离开IAS按期归国回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与生物医学研究院。从2004年放弃留美而选择复旦到2010年离开IAS回到复旦，汪海健完成了人生路径的两次选择，以复旦为基石，致力于科研道路的执着追求。他在近十年来学术上取得的主要成绩包括：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人群药物代谢酶基因变异模式和功能意义，发现了烟草特异致癌物NNK处置相关的代谢酶、受体和转运体基因多态性与肺癌易感关联；揭示了重要代谢酶CYP3A和转运体ABCB1基因在人群的自然选择模式。为此，他曾受邀在香港大学医学院等做关于肿瘤遗传流行病学和毒理基因组学的学术报告。

 

　　近年来，汪海健先后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005）、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2005）、上海市科技启明星（2007）、教育部新世纪人才（2007）、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求是研究学者（2009）、上海市浦江人才（2011）和上海市科技启明星（跟踪）（2012）等荣誉或奖励。

 

　　谈到启明星计划对他的帮助，汪海健不吝感激之词，他说他由衷感谢这个在青年人科研生涯起步阶段给予关键帮助的人才培养计划。2007年因为做致癌物代谢酶基因多态与肺癌的关联研究，他获得了启明星计划的资助，这是他学术道路上获得的第一个课题，2009年他拿到了国家基金委项目，2011年，获得基金委第二个面上课题和浦江人才计划资助，今年又再度得到启明星（跟踪）的支持。汪海健告诉我，他的两个基金委面上课题都是以启明星项目拓展研究为基础。2009年，作为启明星资助项目的成果之一，汪海健在美国《癌症》杂志发表的论文，受到了美国癌症学会的评述，这个工作被认为加深了人们对一种最重要的烟草致癌物NNK的毒理学及肺癌病因学意义的认识。

 

　　访谈中，我注意到汪海健的办公室角落放着成套的羽毛球和乒乓球装备。问及业余的兴趣爱好，才知道来自羽乒运动和阅读的快乐，早已是他“享受科研、享受生活”的重要方面。这位个头不高的年轻人，还是2010年复旦大学工会积极分子、2011年复旦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和今年复旦“师生杯”羽毛球院系团体赛的冠军队成员。

 

　　我对汪海健的访问时间虽不长，但我感到这个年轻人是坐得住、静得下、耐得住寂寞的，这一点现在尤其显得珍贵。坦率地讲，他的研究工作是相对比较基础，但一旦取得重大的实质性突破进展和获得转化应用，将能惠及大量的普通人群和病人群体。总之这是一个值得人们关注和为之祝福的青年科技人才，是金子，就一定会发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