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领域的女性数量正在增加,但在学术与产业跨界时，男性仍旧占据统治地位。
即使非常领先的女科学家在产业界也往往无法获得一席之地
2012年的春天，南茜·霍普金斯（Nancy Hopkins）用Google搜索了她的同事们。她默念着她所在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周边的精英机构――搜索那些她知道拥有公司的男性的办公室。然后，南茜浏览了这些公司的网站，并计算这些公司的科学咨询委员会（SABs）中男女任职的人数，因为科学咨询委员会在确定公司的研发方向中占权威主导地位。
虽然这是一项非正式活动，并非系统性调查。但霍普金斯，这位来自麻省理工的分子生物学女科学家，一位长期在科学领域中争取女性权益的抗争者，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12个公司的科学咨询委员会样本，总共129位成员，仅有6位女性。“我完全惊呆了，”霍普金斯说，“这令我感到悲哀，我在想‘为什么这些男性不愿意与MIT的女科学家一起工作？’我们拥有这么杰出的女研究员。”
女性在工业以及科学界的比例在过去20年迅速增长。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女性占科学以及工程学中终身学者的25%，占致力于研发的工业科学家的比例超过25%。但当方向转到学者参与商业运作――例如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建立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或任职于SABs，数据就并不那么理想了。这项研究确证了霍普金斯的想法――即使非常领先的女科学家在这一方面也往往无法获得一席之地。“这神秘俱乐部（只向男性开放）过去一向存在于实验室以及会议之中，”菲奥娜·默里（Fiona Murray）――麻省理工学院生命科学创业学的研究者如是说，“那种世界已被改变，但现在又有了新的女性难以触及的地方。”
工业界以及学术界的学者们推测，这样的差异可能反映了一小部分特定专业领域女性的家庭生活要求，或者男性残余的排外心理。但不论理由是什么，这种顽固的性别歧视伤害所有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家邦妮·贝斯勒（Bonnie Bassler）这样说，“公司董事会如果拥有更好的人才，科研就可以做得更好，杰出的女科学家们通过参与公司决策所获取的新理念可以使她们在实验室取得更长足的进步。”
“现在的状况使每个人都有所损失。”贝斯勒如是说。
潜在问题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科研队伍中，男女比例超过11∶1。二十年前，这种状况开始改变，霍普金斯担任了麻省理工学院科学院妇女委员会的主席，她的团队致力于增加女性的聘用。至2006年，麻省理工学院五分之一的生物学教师是女性。
去年四月，在纪念退休并表彰她的成就的晚宴上，霍普金斯表示这项研究仍将继续进行。她提及了一份由一位哈佛商学院毕业生提供的名单，记录了一些波士顿地区获得本地风险投资资金的科学家的名字。名单上大约有100位科学家，却仅有一位女性。如果是30年前，被一位同事告知“女性不被允许建立生物科技公司”时，她并不会为此感到惊讶。但在现今的生物工程领域，看到女性仍如此缺乏无疑是令人沮丧的。
正是那段时间，霍普金斯开始着手于这一项Google搜索研究。她对于SABs的数据特别注意，是因为这一部门的人员主要由那些经常被公司创始人邀请的科学家组成――这一社会过程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其中对于女性有意或无意的偏见。同时，拥有咨询委员会的身份会带来很多利益：咨询委员会能够为成员提供研究的工具与场所，并拥有很多其他有利可图的前景，例如成为专职顾问。另外，仅仅需要每年参与几次会议，就可以收到实质性的佣金，或者拥有股份，或者两者兼有。
第一个被霍普金斯查找的名字是艾瑞克·兰德尔（Eric Lander），麻省理工与哈佛合办的博德研究院的创会理事。她在搜索引擎中输入了“艾瑞克·兰德尔的公司”，鼠标顺着搜索结果向下滑动，她发现了Verastem这个由兰德尔与包括剑桥怀特黑德研究所的癌症研究员罗伯特·温伯格（Robert Weinberg）等人于2010年合办的一个癌症干细胞公司。她搜索了Verastem公司SAB中的14名成员，全部是男性。
输入“菲尔·夏普（Phil Sharp）的公司”可以找到阿拉尼拉姆制药公司，一家由麻省理工学院获诺贝尔奖的分子生物学家与剑桥合作创办的公司，主要研发基于RNA干扰的治疗方法。在这家公司由11人组成的SAB中，有一名女性。搜索“鲍勃·兰格（Bob Langer）”的公司，产生了大约20多家有麻省理工学院的生物工程师参与开办的公司，包括莱克星顿市主攻泌尿生殖研究的戴斯生物医药，以及沃特敦市布兰德生物制药公司，这些公司的SAB中都没有一名女性（温伯格以及兰格称他们并不涉及公司中SAB成员的选择事务，夏普称在阿尔尼拉姆公司中挑选SAB成员需要公司创立者、首席执行官、风险投资人以及那些已经加入的人的一致同意）。
在霍普金斯的研究中也包含了一些其他机构的科学家，例如哈佛大学以及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在她研究的14家企业样本的全职教授中，只有5%的企业创立者或SAB成员是女性。尽管样本随时间会发生变化，这一部分同前一月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
去年七月，霍普金斯开始小范围发表她的结论，并将这一结论传向较远地区的研究者。维姬·赛图（Vicki Sato），哈佛大学的一位曾在生物科技产业长期供职的生物学、管理学教授说，“我无法相信我所看见的数据，我告诉她这数据一定是错了。但是我内心深处明白她是对的。”
全球关注
一些更严密的研究已经得出了和霍普金斯相似的结论。去年十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莫雷（Murray）、托比·斯图尔特（Toby Stuart）以及马里兰大学的韦弗利·丁（Waverly Ding）回顾了所有公开可用的美国生物科技SAB名单，包括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约500家公司。尽管女博士的比例始终在12%至30%之间，SAB中女性比例却从未超过10.2%。即使研究者比对具有同样成就水平的男性与女性科研人员，以出版物数量与文献引用次数为衡量因素，男性加入SAB的可能性仍大约是女性的两倍。
SABs并不是学术女性唯一表现弱势的商业部门。美国女性申请专利成功率是男性的40%，创业率是男性的一半并且得到投放的创业启动资金较男性显著减少。这不仅仅是美国独有的问题：2012年4月由爱丁堡皇家学会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英国的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公司的舞台上女性表现弱势，尽管2012年瑞士信贷在苏黎世发表的报告显示，世界范围内女性拥有更高的股价这一事实看起来似乎女性占优势。
邀请制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SABs的问题，霍普金斯认为这很好回答：女性未曾被邀请。当她注意到咨询委员会鲜明的运作模式后，霍普金斯询问了一些她的女性同事，包括她认为绝对的“学术之星”，是否她们曾被邀请加入SABs，所有人都给出了否定答案。“这是一个非常伤感的结论，她们明白自己被排除在外，且并非是因为专业性的问题。这令人羞于提及，就像在舞会上从未有人邀请你跳舞一样尴尬。”霍普金斯说。
但这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保罗·席美尔（Paul Schimmel）说。他曾是霍普金斯的同事，如今就职于加州拉荷亚的斯克利普斯研究院，同时也是阿尔尼拉姆的一位共同创始人。他说在过去的二十年他在自己的实验室以及公司都努力保持男女平等。“我可以说，从未缺少过努力。”席美尔说。SAB任职是一项繁重的工作：电话会议、电子邮件、一年几次的出差以及厚厚的文件审查，而女性往往需要承担家务照顾孩子，这很难兼顾。至少曾有一名女性因为家庭责任拒绝了席美尔的对她出任SAB成员的邀请。事实上，没有孩子的女研究员确实比有孩子的研究员更易申请专利。
一些杰出的女科学家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卡洛琳·贝尔托齐（Carolyn Bertozzi），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化学生物学家，同时也是两个年幼孩子的妈妈，表示她总是在期待能够担任葛兰素史克的研究咨询委员会成员，参与两次会议即可获得“慷慨的”津贴。这会议教会她如何生产药品，包括药物化学、监管问题和知识产权。这些帮助她创立了红杉生物科学公司，公司的四名SAB中有两名女性。贝尔托齐承认她的处境是不寻常的：她的女伴是一名全职主妇。贝斯勒同样承认，SAB的工作值得为之牺牲一些。“如果我被邀请加入SAB，我会放弃做其他事情。”贝斯勒已经参与了两家公司的SAB，但是如果有新的邀请，那是“理所当然”要接受的。
但是很多公司表示很难找到拥有合适经验的女性研究者，因为研究者中女性数量本身就较男性少。席美尔说，在阿尔尼拉姆公司中，科学的类型以及想要研究的疾病已经将高素质的高级研究员人选极大缩小，并不以性别区分。在戴斯公司，SAB必须包括临床泌尿外科专家，他们往往都是男性。Verastem公司发掘了几个关注癌症干细胞的知名女生物学家，首席医药总监乔安娜表示。有一名女性放弃了这个工作机会，因为她已经在另一家竞争公司任职。
学者以及生物技术公司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希望这一情况尽快转变。在阿尔尼拉姆，人们已经“公开讨论性别与在SAB供职的关系，”席美尔说，“我们所有人都强烈支持以一种深思后的方式并积极努力地解决性别问题。”依兰格的观点，比SAB更重要的是公司董事会的选择，毕竟他们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者。Verastem公司的七名董事中有两位女性。
女性同样可以踏出第一步，加州斯坦福大学干细胞生物学家海伦·布劳（Helen Blau）说，她曾供职于多家初创公司的SAB。她通过研发专利、参与会议讨论、发表研究论文等方式加入商业模式。她的努力很快得到了回报，公司授权了至少一打她的专利，这帮助她更易获得咨询工作、SAB邀请以及如今她创立了属于自己的Didimi公司。
与此同时，霍普金斯并未让这个项目就此停止，在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们就数据进行讨论后，其小组决定向大学教务长克里斯·凯瑟（Chris Kaiser）提交研究结果。麻省理工学院的制度研究董事莉迪亚·史诺福（Lydia Snover）已经着手挖掘职员简历中的信息，如专利、技术许可以及SABs的参与。如果麻省理工学院发现了性别差异以及可以做出的帮助，那么这些措施一定会被付诸实践，莉迪亚说。
霍普金斯希望所有的机构都可以跟随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案例。在学术界，人们往往相信“时间可以自然修复一切。”女性们的地位最终会自然而然地提高。霍普金斯说，当学术与商业跨界时，也许这种思想仍然会存在，“我认为如若我们不停止这样的状况，分析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并改变它，SABs中的性别差异也许会变成大学中的情形。如果连关注都没有，改变永远不会发生。”
资料来源 Nature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