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仍可闻到油漆味道的新装修的实验室里，卡塔日娜·科摩罗斯卡（Katarzyna Komorowska）娴熟地操作着一台看起来十分前卫的咖啡机一样的机器。而实际上这是一台高端的扫描电子显微镜，这台机器能够操作精致的样品并且对微小的细节进行可视化。这台机器是科摩罗斯卡的实验室中拥有的高端设备之一，该实验室位于波兰西南部的弗罗茨瓦夫。科摩罗斯卡打开这台设备的离子束，几分钟后，一个屏幕上就显示出一个刻在石墨烯分子上的长胡子小矮人的清晰图像，这个图像是她刚刚刻在一粒沙子上的。

 

　　这粒蚀刻的沙子既是一个历史回响也是一个技术伟绩。这个小矮人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于弗罗茨瓦夫的抵抗波兰政权的抗议运动的象征。现在它已经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吉祥物：弗罗茨瓦夫有超过300尊矮人雕像，参观者们可以用小册子和应用程序来追踪他们。这个矮人的形象可以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刻在一粒沙子上这样的事――也象征着这个城市在成为中欧科学枢纽方面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自2007年以来，欧盟拨出超过2亿欧元的经费帮助弗罗茨瓦夫从废弃的军事医院转变为致力于学院科学和商业科学的校园――作为整体来说这只是波兰在科学方面的雄心壮志的一部分而已。

 

　　自从25年前共产主义在欧洲崩溃，变化就席卷了中欧。这种革命是快速且无法预见的。在1989年的好几个月时间里，抗议活动在铁幕背后膨胀开来，铁幕是自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将共产主义中欧和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分离开来的政治障碍。然后在同年11月9日，东德政府推倒了柏林墙，星星之火迅速燎原,东德和西德人开始欣喜若狂地跨过这道障碍。一年后，东德和西德实现重新统一，并且这个区域内几乎所有的前共产主义国家都创立了民主政府。

 

　　科研人员也分享着这份欢乐：铁幕的落下使他们获得了个人自由和智力自由。但是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在45年的共产主义统治中，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半岛的科研机构在学术上被孤立，无法和全球其他地区展开竞争。现在突然要用国际标准来对他们进行评判，他们的科学看起来已经完完全全过时了。对于很多人来说，政治变革还带来了贫穷，因为经济崩溃了。少的可怜的工资，科研经费的缺乏和实验室的陈旧导致很多科学家投奔西欧或者在学术圈外谋生。而那些留下来的科研人员几乎都依靠国外援助过活。“在铁幕落下之后，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陷入混乱之中，”位于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的前校长利维乌·马太（Liviu Mattei）说到，“世界上遭受这样快速且残酷的变革的地方为数不多。”

 

　　25年过去了，科研人员发现他们正处于一个更加稳定的科学景观之中。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经济滑坡基本已经结束。在过去的十年中，有些国家已经开始了明显的经济增长，从而使政府有能力将资金投放于科学研究之中。欧盟成员是这种变化的主要推动力。2004年，欧盟接纳了八个前共产主义国家为其成员，包括波兰、爱沙尼亚和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于2007年加入欧盟，克罗地亚也于2014年加入欧盟。现在有五分之一的欧盟公民居住于这些新加入的成员国中。

 

　　那些相对贫穷的国家获得了欧盟注入的大量的结构性资金，这些资金旨在缩小欧盟各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和社会差距，并且有各国政府进行分配。在2007到2013年间，布鲁塞尔在新加入的成员国发展方面投入了数量惊人的1700亿欧元，其中超过200亿欧元被指定用在科学和创新领域。大多数国家还设立了资助机构以在严格的竞争基础上分配经费。“科学家们必须知道绩效不是获得资助并发表论文的唯一标准了。”位于卢布尔雅那的斯洛文尼亚研究机构（Slovenian Research Agency）的主任弗朗西斯·德姆萨（Franci Demsar）说到。“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是它极大地改善了世界上这一地区所产生的科学。”

 

　　但是在中欧和东欧内部，不同的国家在科学方面行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轨迹，正如该区域内三个备受关注的国家所显示的那样（见图“新欧洲的科学”）。波兰直到近几年才开展一定规模的研究，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为了该区域的政治强国和经济强国，并且在科学领域也在迅速地扩展。作为欧洲北部边陲的一个小国，爱沙尼亚很早就改革了其研究体系，现在正在从中获益。相反，匈牙利则维持着共产主义时期的一些科学优势，但是缺乏投入正在让这种遗产危如累卵。

 

　　这意味着当谈到科学的时候，中欧和东欧国家――在共产主义时期彼此很相似――正在逐渐地分道扬镳。此外，几乎所有的国家仍然都在和人才向西欧流动做着斗争。“科学方面的人才都在那里，”挪威奥斯陆大学的生理学家兼欧洲科学院前院长拉斯·沃勒（Lars Walloe）说到。“现在这个区域的科研条件和科研机构需要按照新的方式来发展，即最优秀的人才发现他们留在这里是值得的。”

 

　　像这个区域内的其他国家一样，波兰也敞开胸襟怀抱科学，弗罗茨瓦夫大学中的矮人雕刻机器就是例证。大学里到处弥漫着创建中的创业公司的气氛。大量的实验室空间还在建设之中，并将在2015年向科学家和企业家开放。在2014年一个下着雨的九月早晨，实验室和会议室聚集了很多调试设备与讨论科研结果的科学家。

 

　　该大学被称为EIT+，为了呼应位于布达佩斯的欧洲创新与技术研究院(European Institute of Innovation and Techologg)，后者是欧盟大力建设的一个研究中心网络。就职于EIT+的科学家们在纳米科技、材料科学和生物技术等学科中开展独立研究。但是这个大学的运营像是一个有限公司，其目标是为产业提供研究和服务以赚取利润，比如显微镜和晶体学。“在20年前，我们无法想象现在做的事情，”EIT+的主管兼前波兰科技部副部长杰西·兰格（Jerzy Langer）说到。“这里的科学家说‘不好意思，我不能做这个那个，我还没有得到经费和设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科摩罗斯卡于2012年加入EIT+。她毕业于弗罗茨瓦夫，随后离开波兰先后赴法国和比利时进行博士后研究，并没有打算回来。当她从这个新成立的弗罗茨瓦夫研究中心获得一份工作邀约时，她改变了主意，该中心是EIT+的一部分。她现在领导着这个中心的纳米科技实验室以及半导体结构实验室，在这里她研发出了一套岩石成分含量的自动分析系统，波兰大规模的采矿业正在使用这些数据。大约3500万兹罗提（1050万美元）的经费被用来给这个实验室配置最新的用来描述并观察材料的电子显微镜。“在波兰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现在我们拥有了同大多数西欧国家的科研人员一样的设备。”科摩罗斯卡说。

 

　　当波兰只是有一些基本的科研机构时，在共产主义时期，上述情况是不能实现的。1990年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团结工会主席莱希·瓦尔萨（Lech Warsa）接任波兰总统并开始着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当民主和市场经济到来的时候，波兰经历了一系列痛苦的转变――科学彻底地被动摇了。在获取更多的有利可图的机会中，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开始下海经商或者到其他国家寻求科研岗位。所遗留下的是由一群越来越朝国内看的“年老体衰的”学者小心翼翼地守护的共产主义研究基地，以及在国际上关键科学领域上少的可怜的产出。

 

　　当波兰于2004年加入欧盟之后，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改观。波兰到目前为止是该区域内人口最稠密的欧盟成员国，它拥有3850万居民，并且也获得了欧盟最多的结构性经费。这笔钱有助于促进其巨大的经济发展，自2008年以来其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大多数其他欧盟成员国了。科学已经驾上了波兰经济繁荣的这匹快马，政府也已经意识到科研是未来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渠道。在过去五年里，国内投入的资金也翻了两倍，虽然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科学的总体支出还相对较少，还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

 

　　在弗罗茨瓦夫之外的区域，相关的情况并非欣欣向荣。波兰科学仍然面临着人员短缺的情况，在整体劳动力中，每千人只有不到4人是科研工作者――这远低于欧盟千分之七的平均水平。科学家们承认波兰的很多科研机构――特别是由波兰科学院主管的80个科研机构――不愿意进行改革。此外，兰格认为，在一些大学院系中，一种来自于共产主义时期的顺从（委曲求全）的精神仍在持续，并且会扼杀创造力。“很多学生都过于羞赧，”兰格说到。“如果权威人士还没有同意和赞同他们的意见，那么学生们就会认为这种意见还不够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波兰国家研究和发展中心现在正运行一个项目，该项目旨在吸引那些在国外完成学业的“新科”波兰科学家，以及引进国外的科学家，该项目为这些人提供了多达120万兹罗提的启动经费以供其组织独立的研究团队（经费到位的保证也是科摩罗斯卡被说服回国的另外一个原因）。一群年轻人才正走在投奔波兰的路上。波兰大学里从事科学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人数在过去的10年里也翻了两番多，自1990年以来学生的总数也增加了四倍多。在欧盟中每十个学生就有一个是波兰籍的。“这是最令人感到欢欣鼓舞的，”兰格说到。

 

　　波兰的科学家们仍然想看到更好的科学教育标准，以及更好的创新性机构，比如EIT+。“现在有足够的经费对前景广阔的创意予以支持，但是我们需要创造一种科学可以在其中开花结果的制度环境，”华沙分子与细胞生物学国际研究所的分子生物学家简纳斯·布尼茨基（Janusz Bujnicki）说。“这项任务才刚刚开始。”

 

　　运营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人类基因库之一的德烈斯·梅特斯巴鲁（Andres Metspalu）认为他的生命40岁才刚刚开始。那是1991年，当时爱沙尼亚宣布脱离苏联并独立，并且开始了迈向西方式的研究基地的坎坷之路。

 

　　在这之前，梅特斯巴鲁做世界一流科学的抱负，受到了苏维埃制度的持续破坏。苏维埃制度承认梅特斯巴鲁的天赋：他于1981年入选全苏联最年轻的25位年轻科学家，并且在获得博士学位后被派往美国的实验室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他先后在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耶鲁大学学习生物化学）。但是他刚组成不久的家庭成员不得不居住在爱沙尼亚的塔尔图，以便当局可以确保他不会叛逃。在回国之后，他被禁止出境，直到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掌握了苏联政权。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梅特斯巴鲁看到了苏联的分崩离析。

 

　　由于只有130万人口，爱沙尼亚认为同其他人口较多国家相比，自己更容易进行变革。上述因素，加之一些好的政治决策，使爱沙尼亚成为了该地区第一批扭转经济滑坡的国家之一。政府在刺激早期的商业取向的研究以及企业家精神方面也精明的多。在塔尔图和爱沙尼亚首都塔林新成立的研究中心和科技园，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科学研究中心。

 

　　在人类基因组于世纪之交测序完成之后，在塔尔图大学就职的梅特斯巴鲁(Metspalu)看到了科学的机遇。由于来自于欧盟结构性经费的支持，他可以发起一个招募个人向国家生物银行捐赠他们的基因信息和健康信息的项目。在其他国家，比如冰岛，采集全体公民的个人信息的类似工作是受到怀疑的。但是在爱沙尼亚这些新近获得自由并乐观的公众中并不存在这种情况，很多人都乐于报名。生物银行现在拥有全国5%成年人的基因信息和健康信息，并且这是开展科学研究的一个价值连城的国际资源，该研究需要大量公民的数据以识别与常见病相关的风险基因，包括肥胖与精神分裂症。英国卡迪夫大学的精神病专家迈克尔·奥多诺万（Michael O'Donovan）认为这个数据库“非常有帮助”，他参与到了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之中。

 

　　除生物技术之外，爱沙尼亚政府正把科研投入聚焦于诸如材料科学和信息科学这些学科上。比如，塔尔图大学的化学院在超强酸和超碱领域十分著名，超强酸和超碱用于电动汽车电池的开发中，并且已经与几个国家的汽车生产商开展了合作。爱沙尼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也在持续地增加，从2002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72%增加到2012年的2.18%――这在中欧和东欧地区位居第二，仅次于斯洛文尼亚。

 

　　爱沙尼亚迫切希望通过把生物银行用于研究来获得其投入的回报。2014年，爱沙尼亚政府正式宣布对一个将在接下来几年里把生物银行与爱沙尼亚中央健康数据库连接起来的项目，以为医生们根据个人基因信息诊断疾病和制定治疗方案提供支撑。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这将使爱沙尼亚迈入个性化医疗的世界先行国家行列。“25年前，我难以想象还能够对生物医学革命做出贡献。”梅特斯巴鲁说到。

 

　　2013年，植物生物学家伊娃·康多罗斯基（Eva Kondorosi）决定打点行囊离开巴黎，带着她获得的欧盟研究经费回到匈牙利科学院的生物研究中心，那是她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自己研究生涯的地方。但是她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与很多中欧和东欧的科研机构不一样的是，和共产主义时期相比匈牙利科学院反而不那么让人感到兴奋了。“它丧失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我们在这里所感受到的活力，”她如是说。

 

　　如果这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的话，是因为科学在匈牙利也有点自相矛盾。在共产主义时期，科学在面临极大困难的情况下幸存了下来。科学从大学中分离出来，并且集中于一些科研机构，而这些机构则由高度政治化的匈牙利科学院管理，且往往将执政的共产党的密友或者成员派往关键的研究岗位。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匈牙利科学院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即在匈牙利南部城市塞格德建立生物研究中心以改弦更张，重新开始生物学研究，塞格德靠近匈牙利的南部边境且远离首都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这个多学科中心工作人员的任免取决于其能力而非政治地位。这个中心成为了知识分子的安全天堂，康多罗斯基在那里获得了植物科学的博士学位。和其大多数共产主义伙伴相比，匈牙利的边境还稍微开放一些，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科研人员可以获得对西欧国家进行访问和交流的许可。这确保了塞格德的科学处于前沿地位，以及科研环境的繁荣。

 

　　在共产主义瓦解之后，缺乏投入抑制了科研人员的激情，很多科学家离开了。科研经费从来没有全面回升过。匈牙利是自2007年以来降低科研支出仅有的三个国家之一（其他两个分别是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并且它仅把2007到2013年间欧盟结构性经费的8.5%用在了研究方面――爱沙尼亚是20%，波兰是14%。此外，大多数结构性经费进入了公司的口袋，而不是学术界。

 

　　尽管如此，匈牙利丰富的学术遗产仍然吸引着最优秀的匈牙利科学家。同其他的前共产主义欧盟成员国相比，匈牙利有更多的科研人员――包括康多罗斯基――获得了著名的欧洲研究委员会经费。康多罗斯基之所以回到匈牙利是因为生物研究中心这个多学科的机构给她提供了从学习植物-细菌共生关系中得到的教训并把它们用于医学中的机会。比如，她和其他人已经在用于固氮的植物的一些细菌中发现了抗菌活性。

 

　　匈牙利的科学文化也激发了其在国际上的信心。2012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在布达佩斯附近建立了一个先进数据中心。而塞格德也将成为极端光基础设施三个节点中一个节点的所在地，这是欧盟的一个促进激光科学的合作项目。

 

　　科学家们希望科学的氛围可以活跃起来。2014年6月，富有魅力的约瑟夫·帕林卡斯（József Pálinkás）被任命担任一项新的职务：政府科学和创新专员。帕林卡斯以前是匈牙利科学院院长，2011年他强力地推进改革，将匈牙利科学院40个研究单位精简为15个大型研究中心，并且加强了科研经费的竞争。在他新的工作岗位上，他将负责为政府的科学政策提供建议，并且协调当前一轮与研究相关的结构性经费的支出。他说，在本轮大约有12%的结构性经费会分配给科研。

 

　　匈牙利和其他地方的科学家们都把目光投向了欧盟“地平线2020”项目，该项目已于2014年启动并将持续到2020年，其研究经费高达800亿欧元。为了扩大参与面，布鲁塞尔创立了一个“团队”计划，以让较弱的成员国在与来自其他国家的顶尖科研机构合作的过程中成立或者升级其有竞争力的研究中心。

 

　　资金援助与组织援助在缩小国家间的差距方面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沃勒如是说。“在科学方面，有些国家总是会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能力，”他说。“但是每个国家都应该至少有一个这样或者那样真正强大的东西。这就是科学在美国的组织方式――这也应该是科学在欧洲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