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们宣称，一个人要是知道自己明天早上就将被吊死的话，会聚精会神到令人惊叹的程度。这一论述并不完全属实。此外，我怀疑哲学家们并不是根据第一手经验而讲出这番话的。

 

　　现在距离死刑执行还有一小时，在我等待时，我那无法集中思维的头脑漫无目标地游荡，从一件事突然转到另一件事，想着事情怎么会落得如此局面。

 

　　一切都从五年前开始。我和同事们在努力解决一项理论物理学中的悖论，该悖论与量子力学中的多世界诠释相关。多世界诠释认为，每次做出任意一个决定时，宇宙都会分叉，导向或然现实的多重宇宙。事后想来，我们取得的突破一目了然。在此不详述细节了，我们证实了多重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但有所曲解：大多数决定都是不重要的，只是污浊了时间线。真正的分叉并不是每次做出决定时都发生；其实，多重宇宙只在某些决定时才分叉，或许可以将这些决定定义为“产生结果性”决定。

 

　　然而我们更进一步。我们证实相邻的时间线之间会发生信息泄露。你无法探访一种可能出现的现实，但你能利用它泄露的信息，瞥见（或者说窃听？）那些你可能做出的不同决定会导致的结果。除了物理学，个人的种种可能性也令人入迷。你应不应该和初恋结婚？你应不应该接受那个改变生涯的工作邀约？你应不应该和伴侣生育子女？你到底应不应该生儿育女？

 

　　那个时候，我们应该罢手的，当我们从原理上确定了，从其他时间线泄露出的信息是侦测得到的时候。但我那时有所领悟，明白了应该如何以实际的手段侦测到那些泄露出的信息。我们几乎被喜悦冲昏了头脑，很快就发表了研究结果；我是佛斯曼等一众作者中的第一作者。

 

　　各种学术荣誉接踵而至，包括一项迅速颁出的诺贝尔奖。侦测器――媒体给它起了“佛斯曼装置”的绰号――也很快从理论成为了现实。起初，花费巨大，侦测器的“射程”却由于技术原因十分有限，仅有一些拥有政府那样财力的实体才用得起，而且只有最靠近我们的时间线才能被侦测到。军方当然对此有兴趣。令我讶异的是，宗教团体也将大量财力用于这方面，他们也是早期使用者。但技术迅速地进步，花费直线下降，能够窥视的或然时间线数量也显著地增加。不久后，很多公司大概是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也使用了这项技术。接着，有钱人能搜索他们的或然时间线。到了最后，这项技术成了一项流通商品，像手机一样普及，每个人都能够享用。

 

　　当事情到了那个地步――任何一个人都负担得起搜索数千种或然历史的时候，这变成了一种爆炸性的社会现象。

 

　　起初证据缓慢增长。但随着越来越多人搜索或然现实后，事态变得清晰：我们塑造的世界，由我们的集体决定创造的宇宙，与本来应该的模样相比，不再“普通”。不……与此相反，我们的集体决定极其糟糕。

 

　　当然，不是人人都如此。有实例表明，有些人做出了极佳的人生抉择。但是，我们宇宙中的个人做出的“普通”决定与那些本该做出的决定，以及那些在或然宇宙中实际做出过的决定相比，差劲了不少。

 

　　公众最初的反应是震惊。电视谈话类节目表面上试图以多重宇宙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世界，反复请来哲学家、物理学家与神学家来争论宿命论、因果关系和自由意志，诡辩程度各有不同。深夜电视购物广告里――只需支付四次，每次只需39.95美元――拼命地宣传那些能免除内疚感的产品与服务：你的人生决定尽管可能糟糕透顶，但不是你的过错；恰恰相反，你是那些胡作非为、邪恶的超自然实体或其他任何会出售这种产品的机构的受害者。公众的震惊变成了愠怒和困惑，接着，迅速变成怒火。民众义愤填膺，用长久以来人类惯用的方式来应对：他们把自身的麻烦怪罪在其他人头上。这项技术揭示出人类的集体决断糟糕至极，作为技术的发明人，我成为了最显眼的选择。

 

　　紧接着是一波暴徒心态的行动，政府也随即颁布了调查令。我受到审判，被宣判犯下“反人类罪行”。判决来得迅速，或许是因为我的辩护律师团队也检查过他们的或然人生，憎恶自己（也憎恶我，因为我使得他们知晓这些事），只进行了象征性的辩护。我被判决处以绞刑，到死为止。

 

　　于是，我们来到目前的处境，距离行刑仅有几分钟，而聚精会神……

 

　　我在某本书里读到，在这样的时刻保持坚忍十分重要。当我走向绞刑架，见到刽子手的绞索，我依然用力地吞咽了口水，不受控制地想要挠挠脖子。我没有因做出这种动作而受辱，只因为我的双手被绑在背后。

 

　　然而，我其实可以说，当我缓缓走上绞刑架，我的表现已经尽量如我希望的那样镇定。你瞧，我也早就用过佛斯曼装置，本来是为了察看我在其他宇宙中的最终宿命――说句实话，其他选择都令人非常不舒服。当绞索被套在我的脖子上，我获得了一些慰藉，因为我知道自己即将离开的这个人世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