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了我的LinkedIn个人资料，品尝了北卡罗来纳州东部的烧烤美味，然后到希格玛西总部我的办公室安顿下来之后，我很高兴以《美国科学家》杂志新主编的身份介绍自己。我通往希格玛西的道路开始于去年一月寒冷的一天，我从华盛顿向南旅行去会见这个杰出的出版物的创作者们。当时距离我参加第114届希格玛西代表大会年会才刚刚过去两个月，年会上聚焦于21世纪科学传播的对话还在我的脑海里回响。

 

　　在这个年度会议上，我参加了与《美国科学家》杂志前主编罗莎琳德·雷德（Rosalind Reid）和科里·鲍威尔（Corey Powell）的两个专家小组讨论，两位前主编都从他们的经历中分享了很多宝贵经验。罗莎琳德强调了好的可视化的重要性，这已成为《美国科学家》杂志一个行之有效的优势；科里巧妙地总结了科普文章的特质趋势；我的发言涉及了科学传播学的研究。总之，大家反复强调的信息就是媒介图景正在迅速发生改变。

 

　　这个趋势今天还在继续。媒介产业的经济学正变得如此不可预测，以至于很多著名的杂志都在竞相重新设计它们的商业模式。而且，数字出版正在取代纸质印刷，与此同时，传统的科学期刊正在被一大群非正式的科学出版者所淹没，他们带来了创新的工具和才能。

 

　　潜藏在这些现象之下的问题是《美国科学家》能否在适应这些易变的形势的同时，继续做科学传播界的领导者。我的角色就是确保杂志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兴旺发达。我最近观察到，公众从科学传播媒介容易获得信息的期待与日俱增。《美国科学家》将更直接地回应公众的这种期待，突出与我们的时代话题相关的科学。

 

　　你会看到我们的杂志的视觉呈现焕然一新。安德鲁·格尔曼（Andrew Gelman）和埃里克·洛肯（Eric Loken）在“科学研究中的统计危机”（The Statistical Crisis in Science）一文中讨论了要求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相关风险，即“P-黑客”问题；布莱恩·海耶斯（Brian Hayes）解构了气候科学家在“科学计算”专栏文章“澄清气候模型”（Clarifying Climate Models）中为了确定我们的地球变暖的原因而使用的计算机模拟；在“视角”专栏文章“黑死病光明的一面”（The Bright Side of the Black Death）中，帕特·希普曼（Pat Shipman）解释了继中世纪欧洲的腺鼠疫之后，人口细分如何矛盾地变得更有弹性――面对最近从肠道病毒到埃博拉病毒的疫情爆发，这个话题具有直接的相关性。

 

　　正如这些文章所例证的，科学传播正频繁地被要求说明问题，并指导我们解决问题，我们正有目的地专注于使这些科学信息更容易获取。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美国科学家》正在扩大我们的社会媒体的存在感，并且推出了更多的在线内容，而这还只是个开始。

 

　　在那个寒冷的一月天，我被吸引到《美国科学家》杂志，因为其作为有意义的科学的著名传播者的声誉。我在利用媒介技术方面的经验和热情将进一步帮助杂志在未来的数字出版世界扩大声誉。当我们一起开始前方的探险之旅时，我也期待听到您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