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中期，黑死病横行欧洲,几年间夺走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然而正如那句名言所说――凡是杀不死你的，都会使你更坚强。
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16世纪的作品《死神的胜利》描绘了14世纪黑死病给欧洲带来的社会动荡。骷髅代表死亡
黑死病是一种非常烈性的疾病。其发病之迅速，致死率之高，病症之复杂，即使是对其充分了解的科学家也不得不为之惊叹。只需要几天时间，宿主就会出现高热、皮疹、腹股沟和腋下淋巴结肿大，甚至化脓、破溃（排出细菌和脓液）等症状，随后宿主通常迅速死去。黑死病于1348年在欧洲爆发，之后以惊人的速度和致死率，横行欧洲。当其传播到伦敦时，不过短短几年时间，便夺走了七千五百万到两亿人的生命――欧洲全部人口的30%到50％。这一悲剧对欧洲的社会经济和近现代化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黑死病滥杀了无数人。一直以来，人们认为黑死病是无差别杀伤的。妇女和儿童，富人与穷人，无人能免。那么黑死病的目标人群是不是具有挑选性？来自南卡罗来纳大学的人类学家莎伦·德维特（Sharon DeWitte）认为，答案可通过研究瘟疫受害者的遗骸，并将其与中世纪正常死亡人群的遗骸进行对比获得。她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在其论文工作中研究了这个问题。鉴于黑死病的严重程度，以及纪录档案和生物证据的存在，黑死病似乎非常适合用于调查流行疾病对人口的影响。
来源与传播
14世纪中期，黑死病开始肆虐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该病的来源。有人将它视为神对世人罪行的惩罚，甚至以为世界将因此终结。另一些人则指责犹太人、外国人、游客和麻风病人。这些人因此不得不离开曾经的家园。一些城镇设置路障，既不允许外人进入，也不允许居民离开。一时间人心惶惶，由于害怕传染，人们抛妻/夫弃子；除了宗教人士，几乎没有人敢照顾病人；有时，一户人家一旦被发现有人生病，整个房子都会被烧毁。当时死亡人口太多，教区墓地已不够用，人们不得不开发新的墓地。
黑死病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损失几乎无法想象。在很多方面黑死病是可以和埃博拉病毒相提并论的。几周之内，整片村庄全部死绝。而且,比瘟疫传播更迅速的，还有恐惧。
如今我们已知道，黑死病可追溯到蒙古帝国。蒙古帝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了亚洲的大片区域，同时维护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安全。丝绸之路促进了货物的长途运输，也为疾病的传播打开方便之门。正如航空和铁路大大促进了现如今的埃博拉的传播一样。在旅游业不发达，人口基数小的地方，致命性的瘟疫很快会停止。但是，对于人口基数大、流动高的地区，控制疾病的传播非常棘手。
当黑死病于1348年传播到伦敦时，英格兰的人口急剧下降。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人口水平才缓慢恢复
中世纪时期，蒙古军队打到哪里，鼠疫蔓延到哪里。军事侵略大大促进了当地的水运，瘟疫因此能侵袭到新的地区。根据时人加布里埃尔德（Gabriel de’Mussi）的描述，1346年和1349年之间，蒙古人围困克里米亚的贸易城市卡法时，惊天巨变由此发生。因为军队滞留当地太久，黑死病有足够的时间实现人际传播或跳蚤（由老鼠身上）到人的传播。最后，军队故意将腐烂的尸体扔进城墙中，感染城内居民，污染水源，并造成令人作呕的恶臭。这场战争已被列为史上第一次生物战。在1347年到1348年，部分卡法居民坐船逃到西西里岛、热那亚和威尼斯，也将瘟疫带到了这些地区。携带鼠疫的船舶随后抵达了法国、西班牙和挪威的港口，死亡的阴影很快笼罩了整个欧洲。
黑死病大约于1348年5月8日经轮船传播到英格兰的梅尔科姆雷吉斯，并从这里很快向全国扩散。同年6月24日的历史文件便已提到了这场瘟疫，可见其传播速度之快。1351年，这场瘟疫终于接近尾声，但此时英格兰满目狼藉：村庄、田地荒废，房屋别墅都空无一人，家畜早已腐烂――整个英格兰死去的平民太多，没人来做这些事情。当然，贵族也未得幸免，大批的贵族同样死于黑死病。由于人口的急剧减少，中世纪的经济体系因此崩溃。
黑死病以三种形式危害人体，因此一直以来都很难定义其具体病因。不久前，科学家们从中世纪死于黑死病者的骨骼和牙髓提取遗传物质，然后将其与现代细菌的基因进行对比。他们发现这三种症状都与鼠疫耶尔森菌相关。黑死病不仅能通过黑鼠及受感染的跳蚤传播，还能通过呼吸道飞沫以及脓血等实现人际传播。当时没有抗生素治疗，72%到100%的鼠疫耶尔森菌接触者会死亡。
幸存者的基因
如今，黑死病的巨大悲剧为科学家们研究中世纪人类健康以及瘟疫对社会和遗传的影响提供了独特机会。德维特解释说，“我开始研究鼠疫，因为我想用骨骼等材料来研究过去人类的身体素质。但我想更严谨更全面一些，因此需要大量的样本。黑死病是最好的研究案例――当时大批人口在很短时间内死于一个已知的疾病。”
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德维特研究了来自英格兰一处黑死病墓地的490具骷髅，并与中世纪的两个正常墓地里的291具骷髅进行对比。德维特根据骷髅判定年龄和性别。她还记录了各种能够表明健康状况不佳、营养不良的病变（骨和牙齿）。她发现，老年人和身体较差者更易感染并死于黑死病。
“通过针对所有年龄段中身体虚弱的人，在极短时间内杀死几十万人口――从这种层面上来说，黑死病可能代表自然选择的强大力量，”德维特评价道。黑死病显然淘汰了欧洲范围内身体素质较差的人群。当然这种身体虚弱可能是由于免疫功能低下、患病或营养不良造成的。
“我们知道，黑死病开启了、起码是加速了欧洲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德维特说道。欧洲花了200年才恢复到瘟疫前的人口水平。在此期间，农奴制度被取缔。尽管劳动力匮乏，平民反而拥有了更多的土地、食物和钱。“你可能会认为这对劳动阶级有利。”
德维特最近研究瘟疫的长期生物效应。德维特想探究，当黑死病于1361年、1368年、1375年、1382年和1390年卷土重来时，整体人口素质是否有所提升，营养是否变好，普遍身高是否变高，以及骨科病是否变少。她从黑死病之前的墓地中的464具残骸和瘟疫后墓地中的133具残骸中收集数据，进行对比。
德维特发现，单单从死亡年龄上看，瘟疫后人们的平均寿命更长。也就是说，瘟疫幸存者的后代的平均寿命更长，并且更可能传递那些使他们的祖先逃过瘟疫之劫的遗传优势。
莎拉·德维特（上图）研究了中世纪黑死病前后的残骸。她发现，瘟疫后，人们的身体素质更好，活得更长寿。比如说，胫骨存在骨膜损伤和过渡生长，这是创伤或感染后的身体反应。下方的图展示的是有多孔性病变的眼眶骨头，这种病变一般是由于儿童时期缺血造成。德维特发现，这种疾病在瘟疫之前比瘟疫之后更普遍
德维特的结果和几个针对该时期人口身体素质的研究不符。这些基于遗嘱和其他文件的研究表明，在1361年、1368年、1375年、1382年和1390年，每次黑死病爆发都带来了很高的死亡率。然而，遗嘱等文件往往来源于富裕的男人，不包括已婚或未婚妇女、儿童、佣人、学徒、工人和乞丐，不足以覆盖整个人群。这些记录只能证明瘟疫带来了大波的死亡，但并不能概括瘟疫过后的全面情况。
德维特认为她的考古数据提供了更广泛的中世纪社会信息。尽管该时段有多次瘟疫爆发以及其他能导致高死亡率的时间，如饥荒或火山爆发，她的数据表明，相比于黑死病爆发前和爆发中，至少在黑死病后200年内，整体人口死亡率降低，存活率提高。
如今是否也有事件能够产生这么强的自然选择效果？在1998年有人首次提出，黑死病幸存者由于拥有CCR5-Δ32等位基因，从而有更强的免疫系统。这个基因已被证实对艾滋病也有更强的抵抗力。
然而，CCR5-Δ32和瘟疫之间的联系似乎并不如当初设想得那么紧密。当时黑死病最严重的地区如今CCR5-Δ32基因的携带者比例并不高。其他科学家认为，天花病对CCR5-Δ32基因的地理分配起到了更大的影响。
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了另一种可能。一个研究团队决定调查罗马尼亚欧洲人种和住在同一地区但祖先不同（传统认定为罗姆人）的人种之间的遗传差异。语言和遗传资料表明，罗姆人在5世纪和11世纪之间由印度西北部迁移到罗马尼亚。千百年来，尽管居住在同一地区，罗姆人始终将自己和其他民族分离开来。
罗姆人和罗马尼亚人的生存环境相同，而印度没有黑死病，所以二者面临的自然选择也相同，但他们最初的遗传背景是不同的。住在欧洲的罗姆人和印度的罗姆人面临的自然选择则不同。科学家们意识到，这两个地域很近，但基因不同的人群为记录瘟疫对进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该小组分析了100个欧洲罗马尼亚人，100个当地的罗姆人，以及来自印度西北部的500个人的DNA样本。他们研究了将近200 000个单核苷酸多态性。然后他们分析其结果，寻找欧洲罗马尼亚人和住在罗马尼亚的罗姆人共有的，但印度西北部罗姆人不具有的基因。4号染色体上的四个基因符合这些标准。四个基因中的三个是TLR基因，TLR基因与识别细菌之类的抗原、启动免疫和抗炎反应有关。
当然，罗姆人和欧洲罗马尼亚人在过去上千年经历过包括天花、麻风病、肺结核等其他传染病。但研究人员认为他们发现的基因差异“非常可能”是由黑死病造成。“其他的感染病也是可能的原因，”研究小组的核心成员解释说，“但在我看来，最可能是黑死病，因为其他疾病的地理分布是比黑死病更广泛”。他还指出，TLR基因抵御病毒入侵（天花）的功能不如其抵御细菌入侵（黑死病）的功能强大。该团队目前正在获取印度人、罗马尼亚人和罗马尼亚地区罗姆人完整的基因型，对三者进行平行研究。
通过文献资料、基因组研究和生物考古学研究的综合信息，研究人员正在缓慢而稳步地找出黑死病的可怕奥秘。研究过去的疾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新的、尚无法治愈的疾病（比如埃博拉）。
资料来源 American Scientist
责任编辑 粒 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