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乔治·什坦采尔（George Stancel）返回自己的办公室时，他的内心仍在摇摆。作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UTHSC）的科研诚信官(RIO)，什坦采尔刚刚查封了一位违反科研诚信的即将获终身教职教师的电脑，该教师被指控在申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一个基金项目时涉嫌剽窃和造假。“我关上门，试图对整件事情做客观处理。我问自己，‘这个罪行适用什么惩罚？’”

 

　　此案并非什坦采尔（他如今是UTHSC分管学术和研究事务的执行副主任）首次调查涉嫌科研不端行为，其范围包括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和伪造数据。但是他说，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从来没有常规化，并非查明某人有科研不端行为就意味着此人学术生涯的终结。

 

　　当什坦采尔走进X博士的办公室时，他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甚至让学校保安在楼下大厅站岗，以防遭到抵抗。不过，什坦采尔的这个担忧很快就烟消云散。受到指控的X博士耷拉着脑袋，当场承认了自己的科研不端行为，并没有喋喋不休地辩解或者找借口说他本以为自己这么做是可以的。

 

　　在接受了大学的调查结果后，美国政府在2001年禁止X博士在一年期限内获得NIH及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PHS）其他机构的科研基金资助。（对X博士的禁止处罚从技术上而言，是政府与当事科学家之间达成的自愿协议，这种机制用于避免耗时又费钱的行政上诉程序。）

 

　　X博士的案例并非个案。美国联邦科研诚信办公室(ORI)平均每年都会收到超过200起对科学家科研不端行为的指控，这些被指控的科学家受到PHS所属机构资助，包括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P)、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等。但是ORI每年只公布查处12起科研不端案件，而且其中只有6起案件的当事科学家被禁止申请政府基金项目，这是ORI所能施加的最严厉的处罚。此外唯一的一个具有数量可观的科研不端案件库的美国联邦机构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可比的相关数据是每年大约收到科研不端指控84起，查处18起，实施禁止处罚4.5起。

 

　　一般而言，禁止申请基金项目的处罚期是3年。但是，一般认为这个很少实施的惩罚对研究人员而言无异于死刑。既不能获得联邦基金资助，又因为学术界不能接受其不端行为而难以洗刷污名，很多被禁止申请基金的科学家黯然离开所在的大学，让其雇主们长舒一口气。

 

　　大学的管理者承认，对科研不端人员的禁止处罚损害了大学的声誉，一些机构对这种侮辱的回应是让这位教师被大学遗弃。这样的行为最终会导致当事人与大学不愉快地决裂而离开。

 

　　“我感到丢脸，”一位受到禁止处罚的科学家在机构结束调查之后、政府处罚之前，转到了另一所大学工作。“他们收走了我的学生，我只有努力招收和培养新学生。他们使我在本领域失去竞争优势，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让我心力交瘁。”

 

　　但是一些人，包括X博士，即使被禁止申请基金后，还能继续多产的学术研究生涯。《科学》杂志基于被PHS或NSF禁止申请基金的科学家名单的一项调查，查明了至少有24位这样的科学家。他们都不同意公开谈自己的经历，但是有些人允许大学的高层管理者谈论发生的事情。这些令人信服的故事让人窥见一个大多数科学家都不知道的世界。

 

　　禁止处罚之所以笼罩着一种保密氛围，一部分是通过ORI和NSF的披露方式维持的。ORI公开披露了被禁止的科学家名字、违法细节以及对每一起科研不端行为案子的惩罚。相比之下，NSF对调查结果的披露就保守得多，其对禁止处罚的公开承认只是在一个不出名的政府网站上发一个隐蔽的通告。

 

　　但是ORI和NSF确实对一件事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他们的首要使命是确定一位科学家是否犯下了科研不端行为，并保护政府利益不受损害。但是被查明有罪的个体，包括那些受到禁止处罚的人，他们会怎样，则是别人关心的事。

 

　　《科学》杂志研究的每起案例中，大学的回应都像一个无声区，只有少数高级别的管理者知道所在机构决定怎么做以及为何这样做。保密旨在保护个人隐私和机构的声誉，但是保密也成为理解处罚过程的主要障碍，这个过程包括谁要经受改造、他们需要执行什么样的处罚，丢脸的科学家通过怎样一个赎罪过程，才被欢迎重回科学共同体的怀抱。

 

　　一些机构实质上是决定维持现状，尤其是如果大学官员把违规行为仅仅视为不幸的误解或是对规则的屈就。（例如，大多数管理者认为抄袭剽窃相比于弄虚作假是一种程度较轻的违规行为，尽管联邦政府不会对两种违规行为做这样的区别对待。）但是，其他机构则超出联邦政府的要求，开出了道德培训和监督的处罚，还有经济处罚，来强调违规行为的严重性。

 

　　即便是那些相信所在机构和同事们公正对待自己的科学家也说，改过迁善的经历太痛苦了，不想公开提起。“这是持续数年的噩梦，就我而言已经受够了，”一名教师因剽窃接受为期一年的禁止处罚后说，他现在调到了另一家单位，“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我祝你好运，但是我就是没法相信你，所以不能把我的故事告诉你。”

 

　　相对而言，改造教师的想法到近期才出现，因为科研不端在传统上被视为极其罕见。ORI成立于1992年，是在少数高曝光的科研不端案件引起美国国会注意之后，而NSF负责开展科研不端调查的总检察官则一直保持低调。

 

　　尽管政府介入很多案件，但在保证教师和学生的科研道德操守以及应对违反科学共同体规范的案例上，大学仍然发挥着关键作用。“要评判事情的严重性，联邦政府的调查结果并不总是最终的一切。”美国西北大学的科研诚信官劳兰·夸尔肯布什（Lauran Qualkenbush）指出。除了协调不一致的联邦政策，她说，大学还要处理不涉及联邦资助的科研不端案件。

 

　　一些人质疑对犯下不端行为的人进行改造是否有价值。社会学家詹姆斯·杜波依斯（James DuBois）用从NIH获得的50万美元经费，发起首个关于正规的科研不端改造的研究项目之后，就遭遇到这些质疑。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为期3天的探访过程帮助项目研究者们探究这些科学家会犯下科研不端行为的原因，从而研究他们能做什么避免科学家重蹈覆辙。

 

　　大约有24家机构，包括夸尔肯布什所在的西北大学，都把改造相关科研不端人员的任务委托给了杜波依斯的这个项目。但是，39位参与者中只有大约1/3的人真的犯下了科研不端行为，大部分人的罪行较轻，杜波依斯称他们开展了“草率的研究实践”――比如，在利用人类被试或者妥善照顾实验动物方面违反了联邦或所在机构的法规。杜波依斯说，他并不总是知道他的委托者们都干了什么。“一些大学会寄给我们所有的调查报告，”他说，“而其他人则说，‘我们想请您和当事科学家面谈。’他们将调查视为机密之事。”

 

　　据堪萨斯大学（KU）的科研副校长詹姆斯·特雷西（James Tracy）回忆，杜波依斯在2013年ORI成立20周年庆典上谈到自己还不成熟的研究项目时，“会议厅里很多人都感到怀疑，他们问杜波依斯，‘真正越过科研道德底线的人有可能被改造吗？’”

 

　　杜波依斯承认很难评判他的研究项目的效力，尤其是因为在如此小的研究样本中，任何一种惯犯都将是高度不可能的。社会学家马克·戴维斯（Mark Davis）指出，在科学文献中也很少查到相关内容，他是少数尝试对科研违规者进行跟踪研究的研究者之一。

 

　　白宫预算官员驳回了戴维斯在2000年初关于访谈ORI成立头十年审结的一堆案件的申请，理由是戴维斯找不到足够多的科学家谈论自身经历，结果证明白宫预算官员的预判是正确的。但是他找到的只有3个人的小样本（这是针对9名科研违规者的试点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已经产生足够的数据，使他相信任何改造的尝试都必须找到错误行为的病因。“他们的人生中发生了什么事？哪些个人的和工作的压力可能导致了他们的科研不端行为？”戴维斯追问这些问题，他如今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名誉教授。

 

　　尤其是，他认为被现代学术研究的高压氛围逼到绝境的人是很难改造的。“让哈佛大学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不要承担超负荷的工作任务，因为压力可能会导致他们犯下科研不端行为，这样劝说不太会有帮助，如果他们身处的科研文化是那些工作最繁忙、最努力的科学家会得到回报。”戴维斯说。

 

　　类似地，他说，在国外出生而在一个奖励和尊重优胜者的社会中长大的科学家，可能会发现很难拒绝出成果的无休止压力。“为期3天的学术研讨颠覆30年社会化进程的可能性有多大？”戴维斯问。

 

　　X博士在犯下科研不端行为时刚刚获得终身教职，但是UTHSC的什坦采尔决定随后的禁止处罚不应该结束X博士的职业生涯。“事后看来，”什坦采尔说，“X博士如此配合调查，感到尴尬并且清楚知道自己犯错了，这个事实很可能在我决定我们该施加什么惩罚时就跳入了我脑海中。”

 

　　什坦采尔说，UTHSC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要求所有研究生选修一门科研道德课程，开风气之先。20年后，科研道德课程成为改造X博士的一个重要手段。

 

　　X博士在禁止获得基金的处罚到期的若干年后，获得了终身教职，什坦采尔将X博士视为一个真实的改造成功的故事，“他获得了好几个NIH的基金项目，发表了很好的论文，而且最近还入选我们的教师治理机构。现在，当他看到我，他会坦然微笑与我对视，丝毫没有怨恨的痕迹。”

 

　　并非每所大学都决定一名受到禁止处罚的教师需要进行再培训，一些大学只是让该科研人员执行联邦政府施加的惩罚。中佛罗里达大学（UCF）的一位终身教授Y博士的情况就是如此。2011年，NSF查明Y博士在一个基金项目申请中有剽窃内容，并且拿同一份研究申请书向数个联邦机构申请资助，对Y博士处以为期2年禁止申请科研基金项目的处罚。

 

　　“Y博士科研做得不错，手头有一系列很强的论文、专利和基金，”UCF光学与光子学院院长巴哈·萨利赫（Bahaa Saleh）说，“Y博士的剽窃行为只是未能适当地列出引用，原因是他不知道在使用别人以前发表过的想法时应该非常小心。”

 

　　重复申请基金也是这种观念混乱导致的结果，萨利赫补充说，“他应该简洁明白地告诉基金资助机构，‘这个内容是我希望在这个基金申请中做的事情，这个内容是有别于您资助过的另一份申请书的。’”Y博士最初对NSF的处罚不服，进行了上诉，萨利赫说，“但是最终他接受了处罚，现在他搞清楚了科研道德的边界。”

 

　　受到联邦政府处罚的教师不应该还要背负其他的负担，萨利赫认为，“一个人违反法律，既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就不应该再施加其他惩罚，”他说，“让违法者背负红字的耻辱是建设健康社会的糟糕方式。”

 

　　持此观点的UCF决定不要求Y博士经受任何附加的培训。萨利赫说，“取而代之的方法是，我们通过开会来标记他的进步。而且，Y博士有充足的资源，在受到禁止处罚期间，即使没有联邦政府的资助，也能从工业界获得资助。”

 

　　不过，萨利赫说UCF希望其对禁止处罚的响应“符合NSF的要求”。所以，UCF决定在禁止申请基金项目和NSF的其他处罚期间不再续约Y博士的一个荣誉职位任命。“但是现在处罚期已经结束，此人也被改造过了。”萨利赫说。Y博士重新获得了大学的固定教职，也重新获得了NSF的恩典，于2015年获得了NSF的一项基金资助。

 

　　Z博士在2012年因在2个基金项目的申请中有剽窃行为，被NSF禁止1年内不得获得资助，美国罗文大学的管理者对Z博士的处罚方法，既结合了X博士和Y博士如何被改造的元素，又融入了他们自己的手段。

 

　　“一旦我们决定将对科研不端者施加内部处罚，我们就意识到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并不是反应过度或反应不足，”罗文大学的教务长詹姆斯·纽威尔（James Newell）说，“一些大学决定科研不端者对他们而言本质上是死人，应该成为别人的问题。也有些大学宁愿竭尽全力掩盖丑事，希望丑事尽快消失。我们希望我们的应对方式表明，此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参与科研不端行为的人将要承担切切实实的后果。”

 

　　罗文大学的管理者想要用Y博士的案例，让Z博士这位终身教授铭记遵守科研道德的重要性。所以，纽威尔决定采取经济处罚的方式。罗文大学把Z博士原定晋升全职教授的时间延迟了几年，直到2015年才晋升。这个决定的后果是，Z博士在罗文大学执教的职业生涯期内，预计将损失6万美元，纽威尔说，“而且，这个经济损失应该足以引起Z博士的注意。”Z博士所在的系也被考虑在内，禁止他利用系里的经费去旅行或是用于职业发展。

 

　　除了这些经济惩罚，Z博士还被派到罗文大学的学术诚信委员会服务，该委员会负责处理学生的学术不端行为，旨在推动负责任的学术行为。纽威尔承认，此举就好比是让一只狐狸管理鸡舍，但也意味着，“在接下来两年里的每一天，学术诚信的理念将会印在他的脑海里。”

 

　　跟UCF的萨利赫看法一致，纽威尔也将Z博士的不端行为视为“一种轻罪……这是一个严重程度相对较轻的剽窃事件，从别人的申请书里借用了评估协议。如果他对引用情况加以适当说明，我们很可能就不会有现在的谈话。”（并不惊讶的是，NSF对此案持不同看法，其调查报告称Z博士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学术规范”，因为Z博士的一位同事事前已经明确提醒他不要使用从以前别人提交给NSF的一个成功的申请书文档中复制的文字内容，Z博士却还是一意孤行。）

 

　　NSF已经要求罗文大学证明在Z博士的禁止处罚结束后3年内提交的所有基金申请书和投稿的论文的诚实性。尽管受到这些额外的监管，Z博士还是能利用来自联邦机构以外的资助，让自己的实验室保持运转。而且，一旦禁止处罚到期，他就被允许收回转让给同事的一个联邦基金项目。

 

　　“看到我们对Z博士的改造收到效果，真的令人高兴，”纽威尔说，“我认为他现在真的改过迁善，成为我们大学最高产和最受人尊敬的研究者之一。”

 

　　一所大学决定如何应对禁止处罚时，考虑的并不只是科学家的利益。伴随每一笔联邦拨款大学所收到的管理费用，补贴了管理联邦资助科研项目的费用，从支付水电费到遵守科研用动物的使用规则。所以，大学官员制定的改造计划还会权衡被改造教师在禁止处罚解除后获得政府资助的可能性。

 

　　联邦官员说，他们并没有告知基金评审委员会的专家们，某个基金申请者曾遭受过禁止处罚，但是评审专家们可能已经通过小道消息听闻此事，KU的特雷西说，他以前曾在NIH的一个研究部工作，该部门有人提起一位基金申请者曾遭受过禁止处罚，但是现在又有资格申请了。特雷西相信，这个信息会纳入评审委员会的考虑之中。

 

　　“科研圈有如此多的人在经费如此有限的情况下都努力想做出好工作，当外面有很多没有说谎、欺骗或犯下不端行为的其他人时，为什么我要给某人重新开始的机会？”特雷西问。那位泄露消息的研究部成员也许打破了规则，特雷西补充说，“但是每个人都想知道事实。”

 

　　罗文大学的纽威尔说，大学在决定如何处理Z博士的禁止处罚时，Z博士获得联邦基金资助的可能性顶多是次要因素。“这个可能性永远不会成为大学考虑的主要问题，”他断言，“拥有一个能呼风唤雨却会让大学蒙羞的招财者，并不符合大学的最大利益。”

 

　　什坦采尔说自己效仿的是罗纳德·里根总统当年跟苏联谈判时的做法：信任对方，但是小心求证。“你的导师将会像老鹰一样盯着你。”什坦采尔回忆起一名研究生在其学位申请中被发现有剽窃行为后，被要求重修科研道德课程并重写学位论文。

 

　　“这些年来，我没有再继续追踪她的情况，”他提到的这位学生最终获得了学位，“但是我想，如果她突然出现在联邦政府的科研不端黑名单上，她的导师会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