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野外考察进行到第四天时，我偶然听到我的博导在诋毁某人。他讲的是荷兰语，或许因为我是美国人，他认为我根本听不懂，就说“zij”（荷兰语的“她”）头脑简单、身体虚弱，还特别招摇。我仔细地听着“她”所犯下的种种“罪行”，越来越确信，我是考察站里唯一的女性，我就是那个“她”。这种公开的欺凌，迫使我离开了研究团队。

 

　　我做出读博的决定非常慎重，我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是捕食生态和资源保护，希望能有野外探险的机会。然而看似不可能的是，我偶然碰到了这样一个满足我所有要求的读博机会。我立刻进行了申请，并被我的导师和一个独立的科学委员会录取，这让我兴奋不已。我的导师看起来很友善，而且雄心勃勃。

 

　　在我首次野外考察的第一天，我的导师突然把所有的考察资源转向了跟我的经历和学术抱负不相吻合的课题上，完全不顾我们那些缜密的研究计划和我的反对意见。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变化令我无法接受，但他却反驳我说，他有权这样做。还说:“这就是科学研究固有的运行模式，你只是太天真了。”在某种程度上他说的是对的:导师可以行使权力，创造或者破坏学生的研究生涯，而学生通常没有什么办法去保护自己不受滥用职权的导师的伤害。我感到很不安，但他是考察的负责人，所以我只能低下头继续做我的工作，同时记录下他的所作所为。我原以为一旦我们过完圣诞节返校之后，我们就可以理智地坐下来谈谈，然后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然而，当我离开考察基地，利用圣诞假期去看望家人时，我的导师开始给我发送跟我合同相关的电子邮件，并抄送给系领导。在我返校的那天早晨，他和人力资源部（HR）一起召开了一个有关纪律的听证会，建议终止我的合同。他说我太蠢了，不宜做他的学生，并就我的个人习惯进行了离谱的、不切实际的评价。人力资源经理打断了他的话，并建议会议择期再开。

 

　　他的行为让我一头雾水，我询问人力资源经理对我导师行为的看法。她跟我说，我的导师不喜欢强势的女人。他是个出了名的欺凌手下男女学生的人，但我是第一个他试图用召开HR听证会这种方式进行威胁的人，或许是因为我是第一个敢于向他挑战的女性。一想到仅仅做一个捍卫自己立场的女人，就有可能使自己学业中断，这令我感到不寒而栗。

 

　　通过几次冗长的讨论后，我的资助机构建议我所在的大学为我更换一名新的导师。学校也确实这样做了，但工作地点是非常遥远的一个分校。在那里，我的工作跟我最初设定的目标不相符。我深切地感受到，由于我导师的行为，我正在接受着惩罚。尽管因为搬家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忙乱，不得不中断长达四个月的研究，以及我那时的心力交瘁，但我仍乐观地认为我能够坚持下去。然而几个月后，自我保护的需求战胜了我辍学的负罪感，于是我放弃了学业。

 

　　我内心一直很矛盾，该如何看待这次经历。目前我已经找到了令我满意的生活，从事着科学传播与教育工作，但有时我还是为自己不得不放弃博士学习感到失望。我提醒自己，放弃学业并不意味着我“输了”。假如我在学术界习惯地接受别人的欺凌，牺牲自己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那我才是真正地输了。我希望，讲述我的经历能够激励别人捍卫自己的立场。这样做可能会使他们的职业生涯中断或者处于危险之中，但这是使科学生活更加平等的唯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