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就此，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长三角。那么该区域的创新发展到底如何以及存在什么融合发展堵点将成为重要议题。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区域创新体系已成为国家科技竞争的核心载体。长三角作为我国经济最活跃、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引擎，其整体效能直接关系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成效。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覆盖范围拓展至长三角全域，标志着长三角创新建设从“区域一体化”向“世界级科创中心”实现战略跨越，对区域“效”“能”的协同匹配提出了更高要求。
现有研究多侧重一体化进程描述与定性分析，较少对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进行系统性诊断，也就难以精准回应新战略下的现实问题。本文立足数据事实，梳理长三角创新发展态势，从“效”“能”双维度，识别效能错配、空间分化、梯度阻滞等关键堵点，提出可操作的优化路径，以推动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提质增效，进而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提供参考。
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的演进历程
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的发展始终与国家区域一体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度绑定，改革开放后历经长期积淀，2018年起逐步进入高质量协同发展新阶段。结合国家战略推进节奏与区域发展实际，其演进可概括为三个核心阶段，凸显创新体系从自发协作到制度协同、从各自为政到协同创新的升级逻辑。
20世纪90年代至2018年为基础探索阶段，浦东新区设立，推动上海龙头带动效应逐步释放，长三角开始形成市场自发的产业与创新协作；2010年国务院批准长三角区域规划，将分散协作纳入国家顶层设计，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创新协同奠定制度基础。2019年至2023年进入核心协同与高质量发展阶段，《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十四五”实施方案》先后出台，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正式落地，G60科创走廊等高能级载体快速成型，区域创新从各自为政迈入网络化协同创新阶段，创新效能实现跨越式提升。2024年以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创新引领与深化攻坚阶段。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长三角作为国家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肩负起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新使命。
因此，基于2015—2023年的数据复盘，既是对过往创新协同成效的总结，更是为当前及未来长三角落实中央战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破解发展堵点提供重要决策支撑。
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效”与“能”的发展现状
对于区域创新体系而言，“效”指的是创新综合效能，聚焦技术创新效率、产业转化效益、区域协同效应、开放辐射效能四大维度，是衡量创新发展质量的关键标尺；“能”则是指创新底层支撑能力，涵盖创新主体、要素、制度、基础设施四大方面，是创新体系稳定运行的基础，为创新效能提升提供核心保障。
为系统诊断长三角区域创新“效”与“能”的演化特征、空间分布及二者之间的匹配关系，本文基于2015—2023年长三角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多方法协同的分析框架，开展针对性诊断。一是采用熵权-TOPSIS 法，对区域创新综合效能进行量化测算，清晰勾勒出其在时间维度上的演变趋势和空间维度上的分布差异。二是运用非径向超效率SBM模型，精准测算创新资源配置效率，重点识别创新要素配置中存在的结构性拥塞问题，为资源优化提供靶向方向。三是通过障碍度模型，深入挖掘制约区域创新综合效能提升的核心瓶颈，明确后续改进的重点领域。其中，熵权-TOPSIS法测算得出的综合效能指数（Ci值），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数值高低直接反映区域创新体系的运行质量：Ci值越高，说明该地区创新体系的综合运行水平越好，整体创新能力越强；Ci值越低，则表明该地区创新体系的综合效能相对薄弱，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通过综合评估、效率分解、结构匹配等方式，全面梳理区域创新发展现状，核心诊断结果如下。
从全域发展态势来看，样本期内长三角创新综合效能呈现持续稳健提升态势，全域均值从2015年的0.2891升至2023年的0.5168，复合年均增长率达7.53%，增长韧性较强、波动较小，体现了区域创新体系良好的稳定性与成长性。
从空间格局来看，三省一市综合效能得分始终保持稳定的梯队排序，形成以上海为核心、苏浙为两翼、安徽为后发承接的典型雁阵型发展格局，区域梯度收敛特征显著。2015年，长三角全域创新效能均处于较低水平，三省一市得分均未超过0.41，区域差距相对较小；2019年，上海龙头引领作用凸显，苏浙皖三省稳步上行，梯度格局初步成型；2023年，全域创新效能实现全面提升，上海稳居首位，江苏、浙江、安徽依次跟进，雁阵型格局进一步巩固。值得注意的是，三省与上海的绝对差距在逐步收窄，梯队内部的相对位次虽保持稳定，但整体分布形态正由单极突出向龙头引领、多极协同转变，区域梯度收敛趋势清晰可见，这一特征也可在后续时序演化趋势中得到进一步印证。
从时序演进来看，三省一市创新综合效能均呈波动上升态势，无省市出现趋势性下滑，区域创新发展的协同性持续增强。上海综合得分持续领跑全域，核心引领地位稳固，尽管基数较高，仍保持年均平稳增长；江苏、浙江追赶势头强劲，2023年得分较2015年分别提升81.0%和98.4%，与上海的相对差距逐步收窄；安徽呈现与浙江同起点起步、阶段性掉队、跨越式追赶的独特轨迹。整体而言，三省一市增速呈分化特征：苏浙增幅领跑全域，安徽虽阶段性掉队但后程提速，反映区域资源转化效率持续改善；上海增幅相对平缓，但增长扎实、波动最小，发挥了区域创新稳定器作用。综合来看，区域综合效能呈现稳步增长、多点支撑、协同共进的良好态势。
图1 2015—2023年长三角三省一市创新综合效能演化趋势图
图1清晰呈现出三省一市创新综合效能的年度变化趋势与波动特征，直观印证了全域稳步提升的整体态势。非径向超效率SBM模型，能够将松弛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在精准测算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还能清晰量化出各类创新要素的投入冗余情况。结果显示，长三角的资源过剩并非全面性的，而是呈现显著的省际异质性（见图2）。
图2 2015—2023年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核心要素平均冗余率
（1）纵轴数值代表各投入要素的平均冗余率（即松弛变量S—与原始投入量的比值），数值越高表明相对于生产前沿面，该地区存在越明显的资源投入冗余。（2）安徽0.0%为测算结果并非数据有误，一般冗余率小于10%可认为高效。
具体而言，上海的浪费主要集中在R&D经费环节，冗余率达28.2%；江苏的核心问题是高新技术企业同质化扩张，冗余率高达32.5%；浙江以高新技术企业扩张冗余为核心矛盾（25.1%），同时存在轻度的科研人员配置冗余；而安徽在三类核心创新要素上均无显著冗余，实现了高效配置。这种结构性资源错配，直接扭曲了长三角创新体系的“效”“能”匹配关系。将综合效能与剔除冗余后的真实配置效率进行二维耦合分析，可以清晰看到两类截然不同的创新发展模式。
图3 2015—2023年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综合效能-配置效率”耦合特征矩阵
（1）横轴表示SBM配置效率均值，纵轴表示综合创新效能均值（Ci），图中虚线为长三角区域全样本均值（Eff=0.8332，Ci=0.3744）。（2）图中各象限分别代表双高驱动型（I）、规模拥塞型（II）、低水平共振型（III）及后发精益型（IV）四种模式。
如图3所示，综合效能位列前二的上海、江苏落入“规模拥塞型”象限，其中上海高产出特征显著，江苏综合效能略超区域平均值，二者高产出主要依赖大规模要素投入的规模效应支撑；而综合效能低于均值的浙江、安徽落入“后发精益型”象限，凭借精准的资源投向实现了高效转化。目前区域内暂无省市稳定进入兼具高能级与高效率的“双高驱动型”象限，由此形成了长三角创新体系核心的“规模-效率”悖论。
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效能提升的障碍因子与启示
基于“效”“能”耦合匹配的空间错位特征，本文进一步采用障碍度模型量化诊断制约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效能提升的关键瓶颈（见表1）。
长三角创新体系障碍呈现省际分异格局，而非简单梯度衰减。上海完成从物理载体硬约束向创新主体能力软约束的结构转换，2015年核心矛盾为高新区企业规模等硬条件，2023年转为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与财政教育支出强度，凸显自主创新短板。江苏技术获取能力与数字基建九年交织未变，形成技术协同不足、转移通道不畅的结构性固化。浙江从数字基建硬约束逐步演变为技术赤字，契合民营中小企业外部技术依赖模式。安徽核心瓶颈为基础创新要素存在持续性短板，数字基建普惠覆盖与技术吸纳能力在追赶中仍有明显不足，整体障碍度仍处于区域较高水平。
因此，长三角创新治理应当摒弃同质化思路，须针对四类差异化梗阻设计精准的破解路径。上海应聚焦软约束疏堵而非资源加码，核心方向为提升企业研发机构实际运行效能、优化财政教育支出转化机制，打通从创新载体供给到主体能力的“最后一公里”，化解有载体、弱创新的结构性拥塞。江苏须着力畅通跨区域技术转移渠道与产业协同网络，破解技术获取与数字基建的长期结构固化困境。浙江要弥补基础策源短板，缓解应用需求旺盛与源头成果供给滞后的结构断层。安徽则须优先推动数字基建提质与创新载体提能，依托一体化机制增强技术吸纳与转化能力。四地须共建梯次互补的协同治理架构，推动创新资源精准配置与创新能力有序衔接，最终突破长三角创新发展的非均衡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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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驰是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陈强是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