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

“三加一”

　　80年代初，英国剑桥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固定研究人员只有69人，获诺贝尔奖的却高达8人次(获奖率约12%)。这是世界上生物学实验室中获诺贝尔奖密度最高的。该实验室第一任主任、诺贝尔奖获得者佩鲁兹(M. Peruts) 为此立了大功。一次，他在谈到成功的秘诀时说，他为科学管理做了三件事：第一，确定需要发展的研究方向；第二，成功地招来杰出的科学家；第三，创造条件，让他们自由地工作。佩鲁兹随即又补充一句，如果他所做的事超过上述范围，就成了障碍。佩鲁兹的“三加一”，说得多么简单、朴素、直截了当。他的核心思想是，物色真正有原始思想的人，然后造就一种环境，使原始思想得以萌发而导致科学的突破。我想，在我们目前错综复杂的改革措施中，借鉴佩鲁兹清晰的治学精髓，可能有利于我们的创新工程做得好上加好。

洞察“原始”

　　我在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工作了4年，此后十多年来，一直与那里有关的科学家保持着实质性的. 联系和交往，对佩鲁兹的这些话和一句补充有些了解。佩鲁兹在科学组织管理中，抓住了根本——人，具有真正原始思想(originality) 的人，因为没有这一点，科学上的重大突破是不可能出现的。花再多的钱也没用。

　　谁有原始思想？怎样物色有原始思想的人？这个问题一提出，定会引起激烈的争论。比如，会有人建议成立各种专家委员会(或组)，制定种种定量的标准，给候选人打分、投票选举等。我没有任何想讨论这个问题的意图，我只是想说，佩鲁茲在请桑格(F. Sanger)到实验室工作时，虽然征求了他认为应征求的极少数人的意见，但原则上，是他个人做出的判断和决定。当时，佩鲁兹认为，实验室需要加强化学方面的力量，于是就把桑格请来了，并为桑格创造了条件，使他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研究。佩鲁兹的本领在于能洞察到原始思想，而且是在它还没有明显地显露出来的时候。桑格在1958年和1980年分别因首次成功地测定蛋白质——胰岛素的一级结构(氨基酸顺序)和DNA的一级结构(核苷酸顺序)而获诺贝尔化学奖，成为英国唯一享. 有此殊荣的科学家，也是世界历史上迄今仅有的两次获诺贝尔科学奖的三位科学家之一。我在1983年离开桑格的实验室前夕，克鲁格(A. Kug)得到诺贝尔奖；一年多前，沃尔克(J. Walker)获诺贝尔奖：他们二人为MRC实验室又增添了光彩。这些人也都是用佩鲁兹请桑格的方法被请到实验室来工作的。可见，洞察原始思想是何等的重要。但洞察力是一种深层次的素养，不是随便能得到的。我觉得，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创始人王应睐先生，在解放初期从国外请回几位科学家，就显示了他的洞察力。因为他请来的科学家不仅为我国的生化事业做出了显著贡献，而且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生化学者。对于当前我院正在实施的知识创新工程来说，洞察“原始”是出成果、出人才的首要因素。如果这方面做得好，将意味着知识创新工程的一大半已经成功。因此，建议在这方面要狠狠地下点功夫。

生活条件

　　科学家应享有怎样的生活条件？这本不应该是个问题，不过在我们这里却往往是一个问题。我们已有很多与之相关的措施，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如“百人计划”、“长江计划”、收入与基金挂钩等。MRC实验室当然没有一项类似的措施。他们只做一件事：实行具有一定差别的等级工资。

　　他们的科学工作者在社会上属于中产阶级，个别人中等偏高一点，但生活是稳定的，在社会上受到尊重、经济上相对宽裕，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安心地工作。但如与经商者相比则相差甚远，也不如各种“星”，如歌星、球星、影星。科学家是过不起奢侈生活的，他们选择研究工作，是因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强烈的兴趣，并充满自信。一次我与桑格共进午餐，谈到某位英国博士毕业后决定留在实验室，不去公司工作的事，虽然公司的工资比实验室要高出一倍多。桑格说，这是因为他对研究有兴趣。当时我脱口问了一句：因其它原因留在实验室有可能吗？他看了我一眼，过了片刻，耸耸肩，只说了一句：“That will be strange. ” 说实在的，作为一种正常现象，从事研究工作，只能是实现自己对未知的追求，是一种价值观和人生观，同时也是这个群体的一种享受，是一种用钱买不到的享受。MRC提供了应有的生活条件，从而为那些强烈追求科学真理的人提供了环境。事情好像就是这么简单。

研究环境

　　(1)研究梯队。MRC实验室是从事生物学研究的，那里以一名国际一流的科学家为核心，形成研究小集体。核心科学家中也有较年轻的，一般为50岁左右，有的则更年长些。由核心科学家选定的研究人员，包括访问学者、技术员、博士后、博士生组成一支梯队，协调地工作着。在这群体中，不同年龄、不同研究经验、不同科学背景、不同研究水平的人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熏陶，但又不脱离核心科学家的研究方向。他们没有“杰出青年”、“突 出贡献专家”等头衔，既没有以老年科学家为主的研究队伍，也没有专为青年科研人员设立的“青年实验室”。在那里看不到年龄“断层”，也感觉不到“代沟”。人们就在这种年龄和业务似乎是“无缝”的“梯度”环境中自然地成长。瓜熟蒂落之时，人才就脱颖而出。我们常说，对于科学应按其自身的规律加以组织和管理，这种研究梯队是否系这种规律的反映，确实值得深思。

　　(2)学术平等。那里有的是具有国际威望的一流科学家，但他们很谦逊。这是一种美德，是学术平等的前提。桑格更为突出，任何人当面赞扬他的成就时，他就会脸发红，立即将话题转到别处。不论你是本国人、外国人，还是年轻人、中年人，抑或是长者、学生，提出自己个人的看法，都能得到尊重。没有人对发表自己的意见有顾虑。在实验室里，人们在每天两次喝茶或咖啡的休息时间，谈的都是实验中的事情，如研究的设想，国内外研究动态，商讨解决实验中遇到的具体技术问题等。在这种气氛中，会使你总想积极动脑，主动参加讨论，成为其中的一员，既无顾虑，也不怕丢失什么。茶水的环境成了萌发原始思想的一种绝妙的土壤。我想举一个看起来好 像是极端的例子作为佐证。一次，两位资深科学家布伦纳(S.  Brenner) 和萨尔斯顿(J.  Sulston) 谈起用“指纹法”构建基因组物理图的问题，有几位科学家在旁听，偶尔也插几句。他们真的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时隔10多年的今日，包括水稻基因组、人类基因组或其它许多复杂的大基因组，都相继成功地用“指纹法”构建了物理图。1996 年的一天，我遇到库尔森(A. Coulson，1998年世界十大科技成就第一项——线虫基因组DNA全顺序测定的项目负责人之一)，问他“到底这个‘指纹法’是谁发明的？是Sydney (Brenner) 吗？”他摇摇头说：“不知道， 他们两人(指萨尔斯顿和布伦纳)都不承认是自己的。”这不是笑话，而是具有深刻内涵和哲理的事实。在一次国内的会议上，我提到英国实验室的这种环境，有一位科学家半开玩笑地对我说，那你提供咖啡，我们来喝就是了。从表面上看，这件事的确十分简单，但是，要真正做出成效谈何容易！这里有深层次的问题。建议我院在有条件的小范围内先走一步，创造条：件，促进这种土壤的形成。

　　着手落实上述内容，或许不会立即有“显示度”。不过我个人觉得，它对发展科学的确是太重要了。希望有一天，我们再也不必辛辛苦苦地去找“原始思想"，而让它朝着我们的研究实体走来。这个实体能获得应有的收入，具有一流的研究水平、和谐的研究梯队和能激发灵感的学术气氛。

研究与开发

　　现在我们常常谈论科技面向经济的问题。给人的感觉是，这是个老大难的问题。诚然，探索自然规律的每项研究不一定都会“立竿见影”，这是常识，但是，它终将“见影”，而且很多研究工作不久就会“见影”，这也是事实。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是搞理论研究的，它的研究成果没有“见影”吗？不对。恰恰相反，多利羊克隆成功轰动了全球，几乎家喻户晓。从此，科学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其对社会、经济影响之大就不必说了。多利羊的成功需要一个关键技术——细胞核转移技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细胞核转移技术是戈登(J. Gurdon) 完成的，而他正是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一位资深科学家。单克隆抗体的成功为人类健康造福，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亿万财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单克隆抗体的成功应归功于米尔斯坦(C.  Milstein)， 他也是MRC实验室的资深科学家，戈登对此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有人将下个世纪称为基因组时代。届时，人类30亿核苷酸的遗传密码将被解开；提供人类一半粮食的水稻的4. 3亿核苷酸的遗传密码也将解开；还有许许多多重要的生物遗传密码也将被揭示。人类对生物的理解可能从此进入“全息时代”。但要解开遗传密码，绝对离不开DNA测序。“测序”已成为全球的巨大产业，而且现在越来越发达。DNA测序的功劳应归于桑格，而桑格也还是MRC实验室的资深科学家。上述研究成果，基本上只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就从实验室进入市场，开始为人类造福了。

　　单就时间尺度而言，这10年时间只相当于我们的两期“攀登计划”或“863"计划。这应该是很短的时间了。可见，这个小小的. MRC实验室，不仅为科学，也为我们常谈及的“市场”，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他们是成功者。

　　我并不排除一位科学家有完成研究和开发全过程的可能性。但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一位科学家不可能从原始思想开始，一直做到市场需要的产品。科学家应该可以自由地从事他们的研究，使原始思想萌发和结果。没有原始思想，就只能是模仿和跟踪了。当然，有时候，模仿和跟踪也是需要的。问题是，在社会上本来就应有相应的竞争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去吸引其它方面的能人，去完成科学-技术-市场的全过程。科、技是分开的，又是一体的，但这“一体”往往是就整个社会而言，而不是针对某一特定的科学家个体而言的。MRC 实验室的原始思想产生了巨大的产业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的体会是，我们最应该怕的，不是没有科研成果和成果的转化，而是没请来“原始思想”和缺少让它萌发、结果的土壤与机制。知识创新提供了一次难得机会。我建议，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也能在这些深层次狠下功夫，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转载自《中 国科学院院刊》1999 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