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哲学系）

2001年12月21日～23日，来自全国各地的70多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在复旦大学隆重举行了“纪念诺贝尔奖颁奖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由复旦大学、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主办，由复旦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承办。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会议代表们畅所欲言、见仁见智，就与诺贝尔奖相关的学术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诺贝尔奖与中国现实

在诸多议题中，诺贝尔奖与中国现实是代表们最感兴趣也最有争议的问题，被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诠释，比如中国离诺贝尔奖有多远、中国能否得诺贝尔奖等等。有学者对此表示乐观地展望态度，认为中国在近20年内肯定有人能问鼎诺贝尔奖；而有些学者则认为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得奖的土壤和环境，仍需积累和努力。综观整个会议，发现持冷静和清醒的反思态度的人占多数，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目前我国学术界已趋于理性。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迅教授认为人们对我国的科学家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得诺贝尔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还不具备得奖的土壤，因此他反对对这一问题进行炒作。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俞吾金先生在题为《“诺贝尔情结”之我见——兼论学术创新的前提》的主题报告中提出，诺贝尔奖作为一种激励，仍然是外在的，与学术研究在本质上毫无关系，要讨论学术研究上的创新，就要考虑内在的驱动力和条件，而不是把奖项作为一个基本前提。为此他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谈了学术创新的条件，认为其主观条件分别是个人的天赋和兴趣、追求真理的热情、勤奋以及科学家的道德感和良知；从客观上，他认为要区分“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为科研工作者创造自由的学术空气。另外，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要尊重学术发展的规律，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创造理想的科研环境。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只有忘记诺贝尔奖，我们才可以走进诺贝尔奖。”这种深刻的前提反思无疑为大家尤其是自然科学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在具体分析目前我国科学界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时，中国科学院的李醒民研究员在题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与中国现实》的主题报告中，就国人认为中国科学家有几次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失之交臂的说法谈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那毕竟对个人而言是可能性而非现实性，对共同体而言仅有偶然性而无必然性”。在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背后，主要有四个层面的原因。第一，观念层面。中国传统文化素以价值理性、工具理性见长，欠缺纯粹理性的品格，真正的科学受不到合理的尊重和应有的重视；第二，政策层面。在制定“科技”政策时过分重技术、轻科学，缺乏产生诺贝尔奖得主的适宜气候和肥沃土壤；第三，管理层面。我们的科研管理的许多规章制度存在许多急功近利、形式主义、不切实际乃至很不合理之处，这种状况不仅极不利于科研成果和人才的产生，甚至有揠苗助长之嫌；第四，教育层面。我们的教育体制存在严重的问题，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只有解决以上问题，才有可能在不很远的将来构筑通向诺贝尔奖的“通天塔”。

还有学者从建设的角度谈了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上海社科院的沈铭贤研究员指出，荣获诺贝尔奖是中国人的心愿。有这个“情结”比没有要好。它可以激励我们增强信心，寻找不足，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不能让“诺贝尔情结”蒙上急功近利的阴影，诺贝尔奖总是自然而然、不期而遇的。我们一方面要扎扎实实地创造宽松自由的环境，鼓励创新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必须公正、高标准地对科学家进行激励，完善和健全科学的激励机制，争取早日圆诺贝尔奖之梦。

诺贝尔奖与科学精神

诺贝尔精神与科学精神也是大家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与会者普遍认为科学精神是诺贝尔资源中的一个宝藏，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发掘并发扬光大。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王德胜教授谈到，所谓科学精神，就是求实和创新。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胡守钧教授谈到爱因斯坦在选择科学理论时体现出的科学精神——第一，理论不应该同经验事实相矛盾，也就是所有理论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第二，简单性；第三，要有独创性。此外，想象和好奇心也很有意义，它们可以克服知识的局限，推动科学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童鹰教授还谈到了诺贝尔的科技企业家精神，从另一层面诠释了对科学精神的理解。他认为诺贝尔是世界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最具有范式意义的科技企业家。诺贝尔的科技企业家精神有三种要素构成，主要是他的科技创新精神、科技开发精神和科技奉献精神。这三种科技精神及作为其整体的科技企业家精神，正是当代中国科技和产业界所特别需要宣传、建构和弘扬的。

还有的学者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的角度谈了对诺贝尔精神的理解。如中南大学文法学院哲学所的蒋美仕谈到了诺贝尔奖对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与贯彻。他说，从诺贝尔本人讲，一方面以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和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穷毕生智慧和精力于发明创造和科学实业，直接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他又“以促进人类进步和福利事业，以纯粹的理想主义为目的”，以设立诺贝尔奖的方式来体现其对人类生存、发展和进步的终极关怀，即人文精神。这两者的统一不仅贯穿在诺贝尔一生的实践中，还体现在诺贝尔奖奖项设置及其运作、诺贝尔奖得主及其成果，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受育学校的教育理念等方面。诺贝尔奖精神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是人类精神整体反映到个案中的典范。

另外，也有学者谈到如何弘扬科学精神。上海市科协副主席陈积芳高级工程师在发言中指出：“除了纪念诺贝尔，对他的科学精神和奉献精神表示赞扬和钦佩外，对我们来说还有两个主要的目的：一是要弘扬科学精神，二是要提倡创新精神。”弘扬科学精神，意味着要以科学态度去从事科学研究，在当前特别要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去除浮躁心理，清除学术腐败；弘扬科学精神，意味着要坚持不懈地宣传科学和科学精神，反对伪科学，使科学精神生长于有科学素养的人群中；弘扬科学精神，还包括要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盟做促进的工作。

诺贝尔奖与创新

原始创新是科学研究活动的灵魂，是科学技术进步的最根本的原动力。会上，许多学者表现出了对诺贝尔奖的这一奖励宗旨的关注。

暨南大学理工学院的汪晨熙教授认为，创新不仅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能力，它不仅表现为对知识的摄取、改组和运用，对新思想、新技术的发明创造，而且是一种追求卓越的意志，是一种发现问题、积极探求的心理取向，是一种主动改变自己并改变环境的应变能力。童鹰教授认为诺贝尔的科技创新精神包含两个方面，即创新思维和创新实验。安全炸药的发明，是创新思维和创新实验交互作用的成果，而并非偶然的发现和发明。王德胜教授指出就我们国家而言，思想观念的创新很重要，还有一个创新领域就是工具的创新。他认为我们国家在工具的创新上很不够，无论是思想工具还是实物工具，都是如此。因此我们需要工具创新，否则我们的民族就会落后。

复旦大学哲学系的陈其荣教授和孙承叔教授认为，诺贝尔奖标志着人类的原始性创新，主导了20世纪科技创新的总体格局，只有敢于破常规、标新立异才可能有新的突破。复旦大学社科部的吴海江认为，科学创新可以分为原始性创新和跟踪性创新。所谓原始性创新，就是向科学共同体贡献出以前从未出现过、甚至连名称都没有的东西；而中国科学正处在一个积累的、并非原创的时代，科学积累上的弱势使得我国原创性研究成果比较匮乏。科学积累是取得原创性成果的前提与基础，除了科学知识的积累，主要涵盖五个方面的内容，即整个社会的积累、科学自身的积累、学术思想的积累、个人经历的积累和“知识遗传”的积累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吴晓江副研究员还别开生面地谈到了对技术创新价值目标的关怀。他着重分析了诺贝尔科学奖荣膺者阿诺 · 彭齐亚斯的三重和谐思想，即实现技术与人类、技术与自然、技术与自身的和谐；认为这实质上体现了人与技术、人与环境相协调的时代要求，体现了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技术人性化的时代精神。这对我们调整关于技术创新的舆论导向有重大意义，在关怀人类文明发展命运的更高层面上，对技术创新总体价值目标给予哲学观照。

诺贝尔奖与文化

在反思中国本土科学家至今未获奖的原因时，很多学者都谈到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复旦大学副校长杨玉良教授从许多具体事例中得出一点体会，即我们缺乏的不是勤劳，也不是缺乏想象力，而是一种能进行深入研究的理性的思维方式。

李醒民研究员谈到中国古代“科学”基本上是技术取向的，而不是科学取向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长期以来注重人际关系和具体事物，忽视、轻视乃至漠视抽象的、形而上的、远离世俗生活的、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难得见到“为思想而思想”、“为科学而科学”的思维进路，结果使得科学的追求真知、探询智慧的形象被扭曲或忽略。

上海市原子核研究所的詹克明研究员认为中西方文化的最大差异在于，西方鼓励创造，而中国人的“中庸”之学却使人变得求同，缺乏创见；另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还存在重文轻理、重术轻学的偏向，使得中国一直没有孕育出适合创新人才发展的土壤。他提到“人类圈”的概念，认为任何文明都有文化周期，只有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才能缔造一种合理的、能让全世界共同拥有的文明，并重构现代的科学技术。

与会者除探讨了我国文化传统中不利于科学健康发展的因素外，还对科学与文化的融通做出了一些展望和期待，以便开辟和创造两种文化相互交融的新的手段和可能。

诺贝尔奖与教育

既然觉得目前问鼎诺贝尔奖有距离，自然而然会将希望寄托在教育上。有学者谈了我国教育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寻找原因；有的学者则积极寻找对策。

李醒民研究员深刻分析了我国教育体制中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两点主要的弊端：其一，应试与应景齐飞，盲信共趋同一色；其二，过早的文理分家，使得理科学生人文素养不足，从而缺失科学创造所必需的想象力、直觉洞察力和卓识、健全的判断力等等。他认为应试教育应该加以改进，应景教育必须予以取缔。要在大学和研究生院创造一种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培养学生怀疑批判、崇实尚理、求真臻美的品格，敢于提出异议并想方设法去解决它——这样的创造型人才也许才能成为未来诺贝尔奖得主的苗子。

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教授结合自己的专业，谈了对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的认识，认为目前我们更应踏踏实实地做些工作，在培育接班人上下功夫。她认为也许这一代老科学家是得不了诺贝尔奖了，但要启发下一代敏锐地观察、独立地思考，还要训练他们持之以恒、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汪晨熙教授认为，中国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单一，人类许多最宝贵的文化成果和精神财富都被排除在教育之外，结果使社会的生机日趋萎顿，个人更是被教育变成了机器和工具。大学教育的核心内容不是专业教育，而首先是素质教育。为此，她谈了对学自然科学的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几点想法，分别是重燃和激发他们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允许他们在一定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所学的内容、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学生心中扎根、鼓励发问和争论、将科学史的教育贯穿于教学之中等等。

此外，与会代表还就诺贝尔奖中的评奖机制、社会效应、名师作用以及交叉学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会议主席陈其荣教授在总结这次会议时说，很高兴彼此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大家内心都有一个共同的期盼，即通过回顾诺贝尔奖的百年历史，展现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揭示诺贝尔奖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及文明进步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来进一步弘扬诺贝尔奖的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造就一大批创新人才，让中国走进诺贝尔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