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新的研究认为，通过药物抑制患者过度活跃的免疫系统，可能有助于缓解“非典”症状。但专家们同时指出，这一新思路是否有效尚需实验验证。
科学家们目前对“非典”病毒的致病机理还不十分清楚，但研究显示，“非典”患者的免疫系统会经历一段异常活跃期，身体的防御系统会攻击病毒，结果造成肺部炎症，导致患者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病毒专家劳克林（Laughlin）由此提出，抑制免疫系统也许不失为治疗“非典”的一种合理选择。同时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言人格兰特（Grant）透露，该中心的研究人员也正在研究利用这种办法治疗“非典”的可行性。
美国研究人员称，香港在治疗“非典”患者过程中积累的证据表明，抑制免疫系统对治疗可能有用。例如，威尔斯亲王医院收治的“非典”患者死亡率只有4%，远远低于另一家医院的20%。两家医院治疗方法上惟一的区别在于，威尔斯亲王医院在早期对患者施用了减弱免疫系统反应的类固醇药物。
“非典”免疫系统抑制疗法研究目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是没有合适的动物模型来测试这种手段到底是否行得通。劳克林表示，一旦其他科学家建立起“非典”动物模型，他们将利用免疫调节类药物迅速展开实验。
[海青译自《合众社华盛顿》2003年5月12日]
为什么阿司匹林和纤维素具有防癌作用
美国科学家最近研究发现，像阿司匹林和布洛芬这样的药物能起到预防结肠癌的作用——经常服用阿司匹林等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s），能够降低癌症发生的危险性，而经常吃富含纤维素的食物也有类似的作用。
哈佛大学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的大卫 · 弗兰克（David Frank）博士及其同事所进行的一项研究有望解释其中的原因。他们指出，在结肠癌细胞中含有高水平的免疫蛋白IL-6。弗兰克等人尝试在实验室中用NSAIDs类药物，如布洛芬、阿司匹林和舒林酸治疗结肠癌。同时他们还尝试了丁酸盐的作用，丁酸盐是人体对食物中的纤维素分解后的产物。结果发现，IL-6能够激活一种被称为STAT1的蛋白质而结束细胞凋亡。正常情况下，细胞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受损后就会进行自我破坏，但是STAT1会干扰这一过程。细胞一旦变成永生化细胞，其增殖就会失去控制，最终导致肿瘤发生。
研究人员发现，止通药能够终止IL-6对STAT1的激活作用，丁酸盐也能够阻断IL-6的作用，但是其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弗兰克博士说，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是寻找更多方法直接阻断STAT1蛋白的作用，用于已经发生癌症患者的治疗。
在第二项研究中，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他们也发现女性经常服用止痛药也能够降低其发生乳腺癌的危险性。负责这项研究的兰德尔 · 哈里斯（Randall Harris）说：“上述研究结果提示，即使是那些乳腺癌发生高危人群也可以受到NSAIDs的保护作用。”但他认为，在医生建议妇女服用布洛芬来预防乳腺癌之前还应该做更多的研究工作。
哈里斯等人分析了来自美国妇女健康调查的有关数据，在该研究中科学家调查了数万名妇女的生活习惯及其健康状况。他们发现，妇女如果每周两次以上服用NSAIDs，持续时间达到五到九年时间后，乳腺癌的发病危险能够降低21%。
[曹淑芬译自《路透社华盛顿》2003年4月10日]
遗传工程学能增强机体抗癌
英国科学家最近宣布，利用遗传工程学技术改变的细胞能够促进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这将有助于结肠癌患者战胜疾病。
英格兰佩特桑癌症研究所的罗伯特 · 霍金斯（Robert Hawkins）教授说：“在最新的研究中，我们计划使免疫细胞具备辨别癌细胞能力，对其进行定位，并破坏肿瘤细胞。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机体免疫系统对抗疾病。”研究人员尝试从患有晚期结肠癌的患者体内获得免疫细胞，结果发现细胞在经过处理后会对癌细胞产生破坏作用。研究人员在最近一期的《英国癌症杂志》上报告了上述研究结果，他们计划明年开始进行这方面的临床研究工作，以了解通过输入这种经过遗传工程学处理的血细胞是否能够增强结肠癌患者的免疫系统功能，从而达到抗癌效果。
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称：“在实验室中，我们发现这一技术的有效率可以达到100%，但是真正的结果还要看它在癌症患者体内是否能够起作用，我们将在临床试验中验证上述问题的结果。”科学家从10名病情严重的患者体内采集血样，从中分离出T淋巴细胞。在人体内，T淋巴细胞的主要作用是负责辨认和攻击外源性细胞。霍金斯说：“正常情况下，它们能够有效的预防感染，但是却不能辨认一般的肿瘤细胞。”
尽管研究人员是在结肠癌细胞中对这种技术进行的试验，但霍金斯认为，这一技术可能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肿瘤，因为通过变换抗体，就能够使其针对某一种特异的肿瘤。
结肠癌是由于肠道粘膜细胞内的遗传基因遭到破坏而导致的，对于其准确的病因目前尚不完全清楚，但是遗传因素和高脂低纤维饮食都会增加结肠癌的发病危险。
[曹淑芬译自《路透社伦敦》2003年4月8日]
日渐崛起的女科学家团队
英国皇家学会今年增选了42名新会员，其中9名为女性，这在该会历史上是创纪录的。这批女科学家是在美国科学院（NAS）今年度选举结束三周后入选的，而在美国科学院今年度新当选的72位科学家中，女性占17名，也为该院历史上前所未有。现在女科学家占1290位皇家学会科学家总数的4.4%，而美国科学院的2015名院士中，女科学家人数占7.7%。
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罗伯特 · 梅（Robert May）对新闻界说：“尽管在科学界、工程界和技术界女科学家的名额不多，但是这种状况正在改善。”他说，在过去5年中，11%当选的科学家为女性，这一数字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全英国大学科学领域内女科学家的比例。
有着343年历史的英国皇家学会，过去从未在一年之内让4名以上的女科学家入选，为此，2002年英国议会一专门委员会曾就女性和少数民族科学家的比例过少而猛烈抨击该学会。而皇家学会为了洗刷自己的性别偏见而不得不指责在英国科学家队伍中女性过少的现象。1995年当选、现今担任该会副会长的朱莉娅 · 希金斯（Julia Higgins）说，当“英国科学界能容纳高水平女性的水池尚小之时，不能指望该会能让大量女性入选。”
巴斯大学的天文学家乔斯林B · 伯内尔（Jocelyn Bell Burnell，见图）是今年新入选的9位女性之一，她在剑桥大学的博士论文对1968年发现脉冲星可算是一个里程碑，这一发现为她的导师安东尼 · 休伊什（Antony Hewish）与另一位英国天文学家马丁 · 赖尔（Martin Ryle）于1974年赢得了诺贝尔奖。一些著名科学家们认为，伯内尔完全有资格与休伊什和赖尔一起分享这一奖项。
伯内尔说：“那时普遍认为科学都是高人做的，他们有一帮俯首听命的奴隶为他们办事。当诺贝尔奖颁奖之时，我不在其列，因为我才初出茅庐而且还是个女性。”女性比例的增加，反映了诸如DNA晶体学家罗莎琳德 · 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这样具有代表性的许多女性科学家要求将她们的成果写入史册的普遍愿望。
此次入选皇家学会的女科学家还有：牛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凯 · 戴维斯（Kay Davies）、哈佛学院的进化遗传学家伊利莎白 · 罗伯逊（Elizabeth Robertson）和剑桥大学的机械工程师安 · 道琳（Ann Dowling）。在新当选的国外会员中，两名来自德国、两名来自美国、另两名各来自墨西哥和瑞士。
[余家驹译自Science，2003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