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夏，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和东北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在沈阳主办了为期一周的国外技术哲学与技术伦理学高级研讨班，美国、加拿大、日本的四位著名学者，以及德籍华人学者、大连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德国柏林理工大学李文潮博士作了系列演讲。今年9月16日，德国柏林理工大学波塞尔教授和李文潮博士访问上海社科院，与该院及上海部分科技哲学学者就技术伦理学和技术价值论问题进行座谈。本文选取以上两次学术演讲的主要内容作一述评。

技术与可能性世界

李文潮谈到，科学与技术两者特性上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科学是发现自然界的必然规律，而技术是探索可能性的世界。技术发明不是在自然界中发现现成的东西，不是对自然的简单模仿，而是创造自然界原来没有的东西。发明是探索可能性，是可能性的实现，是把客观存在的可能性世界中的一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莱布尼茨哲学关注可能性的世界，认为最大的多样化构成的最高度的和谐，就是美与善的最高标准。从理论上说，没有被发明的东西，所有可能的技术手段都是永远存在的，不会丢失的。工程师的智慧就是发现和实现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有人称工程师是人工自然的造物主，被比喻为上帝创世的延续。波塞尔也指出，人有创造性，就在于他能思考可能性和可能性的实现。

技术面向可能性世界，这一重要哲理引起了我的联想。几年前，我访美时，最令我感叹的是，19世纪下半期，年轻的美国仅用了30多年时间，就使国民财富远远超过英、德、法等西欧强国，工业产值居世界第一。美国在1850至1899年间的各种技术发明达70.12万顷。此后，世界技术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为近现代世界技术重大发展作出了不胜枚举的“第一发明'。诸如，从电报电话到无线广播、彩色电视广播，从四代计算机的更替到机器人、虚拟现实、多媒体、计算机互联网，从航空航天到人类登月，从发电到核能利用，从激光器、光导纤维到越洋海底通信光缆，从国际通信、气象卫星到环球电视广播卫星系统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从遗传工程到人类基因组计划，等等，都是领先发明。

美国技术的强大，是包括大量德国科技人员在内的欧洲移民在新大陆共同创造的成果。我在美国历史博物馆（馆内陈列品三分之一是技术发明成就）19世纪史展厅的一角，从千百万欧洲移民来美国的高潮期的图片文字说明中，看到美国人的期望和追求：平等、自由、民主、富裕、可能性、机会、土地。我当即感悟到，“可能性”（probability）和“机会”（opportunity）是解读美国技术创新精神不可忽略的“关键词”（英语中表示“机会、机遇”的chance同时表示“可能性”）。

美国史学家亨利 · 康马杰说过，喜欢创新，爱搞实验，是美国人性格中根深蒂固的特点。而实验、创新，就是试探可能、捕获机会的过程。没有对新的可能性的大胆设想和不可遏抑的探索激情，爱迪生就不可能有毅力试用1600多种材料，经1300多次实验，终而发明了电灯，开创了电气照明时代；就没有开辟航空时代的莱特兄弟飞机首飞成功；就没有美国在人类登月、火星着陆探测等航天领域的领先发展；就没有四代计算机相继在美国的首先诞生，具有全球化意义的因特网在美国的起源；……。英特尔公司华裔副总裁虞有澄说过，他从一位美国教授那里得到受益终生的科学原则是：“非绝对禁止者，就有可能发生。”英特尔在超巨规模集成电路的亚微米世界，在微处理器不断升级的探索领域，勇于突破技术极限，无尽尝试的精神，正是执着求索“可能性”的精神的写照。

本文作者（左）与波塞尔教授（右）、李文潮博士在一起

这种积极寻求新的可能性的进取精神，反映在体现美国实验精神的实用主义哲学中，就是反对机械因果决定论、独断论、宿命论哲学，赞赏开放性、灵活性、可能性、多元论的哲学。詹姆斯批评决定论思想“使我们相信我们可能性的整个观念是人类愚昧所产生的；世界的命运全是受必然性和不可能性所支配的。

杜威希望人们学会“去寻求可能性以及实现这些可能性的手段。”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理查得 · 伯恩斯坦最近指出，实用主义哲学（即实验哲学）的积极意义，在于激励人们敢于设想新的可能，呼唤人们改善社会的想象力、创造力。

技术与自由

技术寻求和实现可能性，就是寻求和创造自由。创造自由是技术的特性。李文潮说，技术活动中的一部分是受客观条件和自然的必然规律制约的，是被决定的。但着眼于工具与目的的选择，技术是自由的。德国哲学家齐莫尔曾说，科学求真，艺术求美，法律求公正，技术求自由。

我认为，艺术不仅求美，而且也追求自由。如古代“奔月”神话和“飞天”壁画，就是人追求自由境界的向往。虽然艺术创造活动在虚构或幻想世界中的，但它是技术想象和创造的先导。如“飞天”艺术、“奔月”神话就是航空航天技术发明的理想或想象力的来源。科学因果律与自由意志并非对立。技术固然服从自然界必然的因果律，但又包含了人求得自由的意志、欲望和目的。人正是通过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技术发明，从必然中争取自由的价值。

李文潮还谈到这样一个悖论：技术带来自由，又同时带来更多的不自由，现代人对技术的依赖性更大，而依赖就意味着放弃自由。我认为，应警惕生活世界过度技术化带来的异化问题，要在技术时代保持自由，首先要保持个人、团体或地区对技术的自主选择性，“可选择”就是自由。我们应持有著名技术哲学家费因伯格提倡的“可选择的现代性”观念。

技术与欲望

技术的特性是可能性的实现，自由的实现，也是欲望的实现。在我国，技术进步往往与经济欲望、经济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效益成为评价技术发明、技术成就的主标尺。波塞尔认为，“技术是欲望的实现”这一简单定义后面蕴涵许多问题。技术发展不仅受经济欲望推动，也受文化欲望和精神欲望的影响。文化与经济往往会发生矛盾，比如欣赏音乐就不是为了经济欲望。埃及法老金字塔的建造是宗教的欲望。大教堂的建造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科隆大教堂的建造，是教徒出于为了造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大的教堂的欲望所至。埃菲尔铁塔的建造，则是为了显示一个新的世界。其原因都不能从经济欲望得到解释。上海磁浮列车的建造，也不是从赚钱，从经济角度考虑的，其欲望来自其他方面——磁浮列车代表了国家和城市的形象。

波塞尔的这段谈话很有意义。以往，我国技术哲学在技术动因问题上主要关注经济、军事的因素，似乎技术主要价值在于增强经济竞争力、军事竞争力，而很少论及技术发生、发展的文化动因（诸如艺术动因、宗教动因）和政治动因等。技术欲望、技术需求不仅仅是功利的、实用的、物欲的，还有非功利的、超物欲的、满足精神渴望的。这是我们探究技术起源、技术变革，研究技术预见、技术评估，所不可忽视的。

技术评价及其权衡

与技术欲望相关的是技术的价值取向或技术评价问题。波塞尔谈到，技术评价有不同角度。比如，从经济角度评价，一个企业越发展越好；但从社会角度评价，一个企业“一枝独秀”，发展成垄断企业就不好了。又如，德国两家报纸合并，只要一个编辑室、一个印刷厂，从技术效应、经济效应方面评价，这当然好。但从社会角度评价就不好，因为这会形成舆论垄断，而开放社会需要舆论问题的相互批评与督促。在技术的诸种价值观之间是有冲突的。对技术产品或工程的安全要求高，会带来经济成本高。价格高，会影响销售。所以，要权衡各种价值观，找到它们之间的最佳平衡点。从伦理评价角度看，最接近于安全价值观。

技术评价的另一问题是，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李文潮认为，“进步”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非常现代性的概念，启蒙运动将技术进步等同于社会进步、道德进步。当时没有看到，技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在不断制造问题；技术更新带来财富增长，同时带来分享不平衡问题。技术也不能解决“意义”问题。事实上，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标志是，看弱者是否得到关爱、生活得更好。

我的感想是，技术评价最主要的是“技术设计的人性化”要求。“人性化”要求中，首先是安全，其次是方便、耐用、便宜、美观等等。至于要使“技术进步”能够构成“社会进步”的意义，关键在于如何“人性化地应用技术”。为了防范非人性化地滥用技术，需要预测技术后果的预防性伦理。

技术的预防性伦理

李文潮说，传统伦理是后果性伦理，现代伦理是前瞻性伦理，预防性伦理。现代技术犯不起严重错误。因为技术的灾难性的严重后果，是不可逆转的。可预测性就是可逆转性技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不断造成问题。比如，最早制造汽车时，不会想到空气污染问题。技术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当然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后果的不可预测性。

李文潮认为，技术对预防性伦理的最大挑战，是工具的目的作用、功能的不确定性、潜在性（我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一种工具的目的多重性”、“一物多用"性）。波塞尔说，工具与目的是互为因果的，同一目的可采用不同工具，同一工具可用于不同目的。也就是说，工具的目的是开放的、非单一的、非确定的。目的的开放性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比如，现在先进的汽车生产线不是为了固定地生产某种型号的车，控制软件变化了，同一生产线可生产各种型号的车。工具的目的性不是能确定干什么，而是可能干什么。工具的目的开放性，也带来了技术后果的难以预测性。前不久，震惊世界的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站恐怖爆炸事件，就是恐怖分子用手机引爆，这是手机设计者没有预想到的。与后果预测不确定性相关的问题是工程技术安全责任问题。李文潮说，工程技术的安全由谁来负责（都由工程师来负责吗）？对谁负责？怎样负责？在何种情况下负责或不负责？这是技术伦理学研究的问题。基因技术在德国发展慢，就是因为涉及到许多技术安全的责任伦理问题。

我觉得，德国技术哲学重视技术后果的预防伦理研究，很值得我们借鉴，这正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长期以来，国内外技术预测和技术预见，多为预测、预见新技术有哪些好的功能、效果，将会拉动GDP多少增长，带来多少经济效益，满足社会多少需求等等，而对新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的预测、预见不足。虽然，技术、工具的目的具有开放性、不确定性，但新技术设计原定的目标、功能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则是可以预测的。

如生物转基因技术可以明显提高农作物产量，但应用不当，转基因一旦流失到自然环境中，会对生态系统造成难以恢复的破坏。俄罗斯地广人稀，大片土地处于原生态，所以对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上的商业化应用持慎重态度。对新技术被用于作恶目的的多种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预见和防范的，如基因武器。对技术后果预见，既要反对不可知论，也要反对独断论。至于工程技术安全责任，其中有设计、制造安全和使用安全两方面问题。一般来说，前者由工程师负责，但如果产品、工具、工程设计安全不断改进得更周密些，使用安全程度定会提高。工程技术安全责任需要从伦理和法理的结合上加以研究和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