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住一头，放开一片”，乃上世纪90年代我国科技政策的主要导向。其实施结果，为我国经济地位的拉升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赢得了时间、做出了贡献。但我们对贯彻这一政策施行科技体制改革所产生的消极后果，也必须有清醒认识。那就是：“稳住一头”的预期目标未能达成，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受到忽视与冲击，近10年经济增长的取得是以基础科学的滞进以致下滑为代价的。

基础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结构的基石。以生产高深科学知识为旨归的基础研究，是一种为提高人类认识和知识储备，揭示客观事物本质和因果关系以及自然、社会运动规律的高度复杂的原创性科学劳动。国家技术发明奖和自然科学一等奖，正是国家对这一原创性科学劳动的最高奖励。然而，最近6年竟无一人领取国家技术发明奖，最近5年符合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也只有两人。

在当代世界科技进步大潮中，一国的科学研究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从世界视野来检省我国的基础研究和科学水平，就更难令人盲目乐观。至今，我国（大陆）尚未拿下一块诺贝尔奖牌，世界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高技术领军人物还严重匮乏，走在世界科学技术“马拉松竞赛”第一、二、三方阵的健儿高手寥若晨星，独领风骚或与国际同行并驾齐驱的研究工作依然不多，能够引领世界科学发展和学术进步潮流的范导性科学文化产品还是凤毛麟角。正是从这样高标识之视域看，我国的基础研究亟待亡羊补牢，亟待在提升认识、加大投入、蓄养人才、构建体制、营造环境方面下真功夫、大功夫。

认识亟待端正

今天看来，“稳住一头”本身似乎提得消极、被动了一点。众所周知，基于二战至80年代期间，技术突破的获得有70%来源于纯探索性的基础研究，20%来源于目标明确的定向基础研究的统计事实，欧共体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便确立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齐头并进”的科技发展战略；前苏联则在1981年提出了“优先发展基础研究和提高应用研究成果”的科技发展方略；此时的日本正酝酿着由“技术立国”到“科技立国”的战略转换。美国则在一手全力推进其基础研究的同时，另一手又进行着他们的科学封锁，开始密切注意“对科学交流及科学表述进行控制”，限制亚裔学生研读美国名牌高等学府。

时任美国科学基金会会长的布洛克1987年公开宣称：“科学是一个剧烈竞争的领域”，“我的主要目标就是确保我们的基础结构和研究地位居世界首位。”针对人们认为科学是国际性的流行观点，布洛克则坚称：“我敢说，科学就像贸易一样，也不是国际性的。”目下美国虽不十分张扬科学封锁了，但其骨子里却未放弃这种行为。9·11事件后，美国严控亚裔学子入境签证便是例证。2004年，申请入美读研者减少了20%，其中来自中国的减少了45%，来自印度的减少了28%。历史业已且将愈加显示：在愈意讲求科学原创和知识产权的21世纪，冀图只稳住本来就较为薄弱的基础研究（如前所述，实际上却未能稳住），而想与他人同步共享最新基础科学成果，将愈来愈困难，甚至不可能。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大国，高深的基础科学研究，必须自己动手。

曾任联合国经合组织科学事务主任的英国学者A·金说过，即使是一个小国，它也要从其国家利益出发，支持本国充分开展基础研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宽广的基础研究，那就必然导致该国工业最后的没落和衰败。不搞应用和开发研究，经济就上下去；而基础研究上不去，国家将永远落后！我们不应忘记这样的历史辩证法。

投入亟待加大

我国R&D投入本来就偏低，而原本就低的基础研究投入占R&D投入之比，从1985年的5%降至1997年的2%，近年虽有回升，但最乐观估计也不会超过6%。据笔者20余年的追踪研究，确知世界各国基础研究占R&D投入平均之比，业已相对稳定在15%之点位。大大高出我国同比9个百分点！科技领域同其他领域一样，有一份投入才有一份产出。而且，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强度不到一定阈值，经济就难以启动或强势运作。2～5%这样低下的投入额度，不令我国基础研究处于“半饥半饱”、“不死不活”状态才怪呢。裴钢院士在论及中国基础研究未来之路时，将经费投入视为“基础”，力主把基础研究占R&D投入之比，从目下的5%提高到2010年的10%、2011至2020年的15%，这是很有远见的。但我觉得似乎还缓慢了一点，或者在更短的时间达到这一目标，早日为我国基础研究奠定较扎实之物质基础。

人才亟待蓄养

基础研究人才队伍的断层、流失、人心不稳，是最可怕的事情。前苏联一科学家曾说过：“如果一个大国失去50名一流科学家，就会使这个大国的科学失去头脑。”相反，一个国家如能在事业上、待遇上、制度上和文化氛围上吸引、蓄养和发展基础研究之人才，并通过足够宽广和高深的基础研究，锻炼出一批世界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高技术领军人物来，则这个国家就会成为有自己头脑的科技大国或强国。这种人才数目超过一定阈值，就会成为世界科技进步的核心国。因而，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创造必要和优越的条件，来稳定、发展和提高国内现有的高质量的基础研究人才，并通过高水平的研究去吸引海外学子和外国科学大师、名流，来研究，来创造。

体制亟待完善

我国科研体制还存在不少弊端，阻碍着基础科学研究向纵深和高端发展。从立项选题上看，“长官意志”和计划色彩依然过重偏浓，自主选题立项尚得不到应有的价值重视和有规制依据的经费支持，使得跟踪追风低水平重复研究层出不穷。在资源使用上，有限的科技资源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上的配置甚不合理，忽视基础研究的历史倾向长期得不到实质性改进。在研究成果处置上，我国科研量化管理大受青睐，鉴定、评价和奖励标尺重数量轻质量之流弊，自觉或不自觉地助长了短平快成果的成批生产，扼制了原创性、基础性成果的孕育和生发。只有革除这些体制性弊端，构建起既重视生产新科技知识又利于物化新科技知识的新型科技体制，建立起追求真理、抑制虚假的研究规范，同行评审、终可检测的评价规范，以及尊重首创、竞争协作的交流规范，我国科学技术自身和社会经济的双双繁荣发展，才有坚实的制度和机制保障。

环境亟待优化

马大猷先生曾言：现代科学和文化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我国曾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坚持得不好；“如果坚持‘双百方针’，我国早已建成科学大国、经济大国，至少不如此落后。”马先生深中肯綮之论，深刻道出了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环境的重要性。历史经验和精神生产的通则都证明，要使精神生产力强劲、蓬勃、持久发展，科学和学术事业根深、叶茂、果硕，就必须真正地、始终如一地贯彻“双百”方针，营造一个“学术自由，思想独立”的良好生态环境。

从本质上看，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必须比资本主义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自由。因而，如果要将这种优质生态环境再作具体描绘的话，就有：“国家引导，市场主导；个人兴趣，自由探讨；独出心声，和而不同；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大师辈出，星光满空；学派林立，互促共荣”！这样的学理描绘虽嫌浪漫，但经10～20年努力，必成现实。我对此充满期待和内信。

［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