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孙惠川在日本参加国际胃肠外科会议时拍摄
知道孙惠川医生名字的人可能甚少，但若提到他是来自汤钊猷院士领导的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相信许多人会从内心给予认同和敬意。是的，这是一个向癌中之王——肝癌作挑战，并大大提升了肝癌患者五年生存率的团队，在众多患者及其家属心中，汤教授领导的肝癌研究所的专家个个都是救命恩人。而在外国同行眼里，中国人对肝癌的研究及在临床上已取得的成就是对人类征服癌症目标最实在的贡献。也正因为如此，在今年四月举行的美国外科学会年会上，来自中国的汤钊猷教授当选为荣誉会员，荣誉会员是这个全美历史最长、最具声望的学术组织给予外国学者的最高荣誉，汤教授是迄今中国大陆唯一的荣誉会员。
也就是在这次授奖后的二个月，我采访了孙惠川医生。孙医生今年37岁，现为肝癌研究所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2002年启明星计划获得者。和不少专家型医生一样，孙医生也是临床与科研双肩挑的业务骨干，就在接受我访问后的一个多小时，还有一台手术在等着他去主刀。孙医生1992年上医大毕业后留校，尽管当时机会很多，但他受汤钊猷教授魅力感召来到肝癌研究所，94年至99年，他边工作边攻读博士学位。谈起导师汤先生，孙惠川感受尤深，因为除了受业于汤先生外，孙惠川还做过汤先生的学术秘书达7年之久。除了做事严谨外，汤先生作为一个战略科学家的眼光和抓住问题的判断力，给孙惠川留下了最深的影响。
孙惠川介绍说，这种战略眼光首先表现在能在诸多问题中善于抓住大的足以能影响全局问题。汤先生一直要求自己的学生做研究贵在抓住本领域关键的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由汤先生首创的亚临床肝癌的思想和实践使肝癌的有效治疗时间大大提前，肝癌早期发现、诊断的概念、方法由此得以确立，大批肝癌患者受益。但是到了90年代初又发现，肝癌病人中术后转移复发成了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提高术后病人的生存率就要攻克转移复发这一拦路虎。从90年代初起，攻克肝癌的转移复发成了肝癌所的中心任务。孙惠川所在的科研小组主攻的是肿瘤血管生长问题。由于肿瘤得以生存、转移的关键是经由血管得到源源不断的营养支持，而与肝癌组织内的血管又特别丰富，因此抑制肿瘤血管的生长就成了控制、阻断肿瘤转移复发的关键点之一。
汤先生治学的另一大特点（他也这样要求自己的学生）是能集中精力于某一点，务求做深做透，认为只有常年坚持才可能有所发现。汤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笑言自己这辈子只干了“两件半事”：一件是小肝癌研究，一件是将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切除，还有“半件事”即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肝癌转移复发研究。波澜壮阔数十年生涯，被他以寥寥四字一带而过。也正是遵循汤先生的这一教导，肝癌所的几个研究小组都有自己明确的研究方向，阶段性的成果屡屡刊布在国内外重要的学术期刊。但在最终的研究结果公布前，肝癌所的科研人员绝不会轻易向媒体发布所谓成果。
作为学生，孙惠川对自己导师的评价也非常高，即使在上医大校长任上，汤先生再忙也要定期抽出时间与研究生们面谈交流，平时他看到有新的文献，会随时分传给学生阅读。另外，汤先生做事从不拖延，只要能办的事就迅速处理掉，如一些与外方合作的项目，他往往一接到材料就马上作复，对研究中发现的新的现象、新的结果，只要证明是比较可靠的，汤先生就要求学生赶快写出文章，尽早抢时间发出去。他对写论文抓的很紧，认为这是一个研究人员不断总结提高自己的最重要手段。此外，汤先生对学生投到国外的论文都会一一把关，通常每篇目送国外的论文都要被汤先生改五遍以上。直到现在，已经75高龄的汤先生还在帮学生改论文。
跟随名师多年，孙惠川受到了多方面的严格训练，这为他日后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基础。据介绍，汤先生曾说过他再能干也只有一双手，只有不断培养人才，一代接一代的努力，才可能最终征服“癌王”。20多年来，肝癌已经形成了由第一、第二、第三梯队组成的医、教、研阵营。孙惠川等后辈博士排在第三梯队。师生几代人齐心协力在努力做一件事。发现、培养人才，让研究力量后继有人，这可能也是汤先生作为战略科学家睿智的一种体现。
在汤先生指导下，孙惠川当年的博士论文课题一是证明肿瘤血管与肿瘤术后复发有关，二是在此基础上找到一些可抑制肿瘤血管，提高患者生存率的方法。这篇论文获得当年度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相关研究获2001年上海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中华医学二等奖。从博士论文起，如何找到抑制肿瘤血管生长的方法（药物）成了孙惠川所在的研究组十几个科研人员最主要的研究任务。孙惠川心里很明白，首先需要明确在肝癌血管生长中哪种分子最关键。已经知道肝癌血管非常丰富，而且血管空隙很大，这也正是肝癌细胞易于转移的原因。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孙惠川和他的同事们终于发现了两种对抑制肝癌血管重要的分子——VEGF（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和PDGFRα（血小板来源的生长因子受体α）。进一步，孙惠川等发现用干扰素可以抑制VEGF的浓度，临床使用的结果也证明，采用干扰素确实能减少肝癌的复发。如今，手术后病人（有转移倾向的）采用干扰素作为后续治疗已成常规治疗方法。除了干扰素外，孙惠川等正在探讨再加一种新的药物，以进一步降低病人的复发率。PDGFRα目前尚在做动物试验，试验结果已证明其能明显减少复发率。由于目前仍在动物试验阶段，所以到临床上使用，可能还需要几年时间。孙惠川希望这两种因子结合起来，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其抑制肿瘤血管生长的有效性。
我从前些年国外文献上了解到，对肿瘤实施控制其血管生长的饥饿疗法，是肿瘤学界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当我就此请教孙医生时，他说现在大家都在努力做，但目前他们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有不少差距。汤先生一直鼓励所里的年轻人一定要到国际学术界去争一席之地，其标志之一是能应邀参加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孙惠川和所里的一批年轻人正牢记汤先生的嘱托，一天也不敢放松自己。谈到工作压力，孙惠川说，一方面是汤先生一直在作无声的榜样，70多岁的老人还一直站在学术前沿带领大家一起朝前走，另一方面也确实是每天看到这么多忍受癌症折磨的患者及其家属，心中总有一种默默的压力和动力。尽管现在来院治疗的肝癌病人中五年生存率已从30多年前的几乎零上升到了40%左右，但面对国内总体上升的肝癌发病率，孙惠川和他的同事们总感到要做的事情太多。
大师的直接指导，加上工作上的压力，造就了孙惠川。97年至今，孙惠川已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合作）发表43篇论文，参与了3本专著的编写，除主持启明星项目外，他还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市卫生局和上医大的研究基金，先后参与了国家科技部973、卫生部“十五”攻关、中华医学基金会等项目；2003年还申请了两项专利。在肝脏外科的临床工作中，孙惠川等人采用了一系列新的理念和技术，通过更准确的术前评估、更精细的术中解剖，降低了患者术中的出血量和并发症的发生率，使肝脏手术更为安全，并加快了患者恢复。
展望未来征服肝癌的前景，孙惠川认为一定是乐观的，因为10年前全国普遍实施了对新生儿注射乙肝疫苗，考虑到乙肝是肝癌的主要来源，所以这一招可谓是从根子上预防肝癌的举措。，坚持这一举措，加上对已患乙肝、丙肝患者的及时、经常性检查，未来30年，中国的肝癌病人将大为下降。访问结束前，孙医生提醒读者，基于肝癌发病三要素：乙肝、水污染、霉变食物，如果大家注意饮水、饮食卫生，特别是发霉的花生、玉米不要吃（尤其慎吃花生酱），从这些日常的事情做起，就能大大降低致病的可能。
［江世亮采写自2005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