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遗传学者、帆船运动员和越战退休老兵于一身的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随时有可能宣布,他已经掌握了自然科学领域里最伟大的技艺之一:培育人造生命——
现代科学最令人惊异的实验之一正在美国马里兰州中部城市罗克维尔的克雷格·文特尔研究所的实验室里进行着。实验室的工作间里摆放着许多玻璃试管和吸量管,靠墙的一面排列着装有皮氏培养皿的恒温箱———只要一看到皮氏培养皿,就会使人想起学校里令人昏昏欲睡的乏味的生物课。
但是,这些皮氏培养皿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决非平淡乏味。如果一切进展顺利,这些培养皿必将绽放出一排排的“小白点”,这些小白点将预示着科学和人类智慧的巨大飞跃:每一个小白点含有1000万个细胞,每个细胞拥有将化学物质拼接在一起的染色体。
简而言之,这些皮氏培养皿将产生有史以来第一个人造生命形式。
就像一位翘首以盼的父亲在产房里焦急地踱步那样,文特尔这位给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被分别描述为反叛者、独行者、旁观者和遗传学领域的博诺(Bono,创新思维之父)]正将他那父亲般的眼光投向这一系列事件。他穿着运动型牛仔裤和牛仔靴,并未将自己装扮成上帝的角色,不过一些
诋毁者们却早已把他铸成了这一角色。他也不想多费口舌,宁愿降低这一里程碑式的实验在科学史上的重要意义。“这跟做蛋糕不一样。把各种营养成分混合在一起,放进烤炉,然后说一声‘变’,新生命就诞生了,”他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是在创造生命,而是在借助现有的生命培育新的生命形式。”如果文特尔的实验取得成功,那么他的20人科学家小组将创造出能显示所有生命特征的染色体———特别是分裂和繁殖的能力———以及控制染色体植入细菌细胞的能力。
从文特尔对这项实验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其前景比他自己认为的更有生命力。尽管这项实验遭到批评者的痛斥,但同时也受到崇拜者的敬意。前者因之高呼“狂妄!”后者为之惊叹“天才!”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他有着矢志不渝的雄心壮志。
文特尔不仅坦然宣称要创造出人造生命形式,还公布了另外两件作品。其中一件是他的自传《解码的生命》,这是他辛劳5年的结晶。该书讲述了他在解码人类基因组(310亿个字母的编码构成所有人类生命基础的说明)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和面临的竞争。
在一定程度上说,该书是对构成生命的一次破解之旅:对编码破解的描述,虽然其复杂性不亚于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但其意义远胜于它。在另一程度上说,读起来就像一次对人类卑劣本性的开创性剖析:具有高度教养和高度天赋的人(包括科学界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如何会因嫉妒和畏惧而互相攻击。
就是这一卑劣面(文特尔所在的美国塞莱拉公司与“人类基因工程(HGP)”之间的毫无掩饰的经常性的恶意争吵)把文特尔推到了争端的浪尖,他被视为威胁现代科学的对手,一个唯利是图、一心想把人类存在的本质要素变成自己发财专利的科学人。这一争战持续了3年多,直到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出面调停才得以偃旗息鼓。
文特尔发布的第二件作品让我们离最后的结局相当接近了,那就是他自己的基因组:第一套被解码的个人遗传密码。该基因组同时也是一部自传———其篇幅比390页的《解码的生命》要大得多,用了60亿个字母,囊括了文特尔从父母亲那里遗传来的两套染色体。
将这两件探索自我的优美作品放在一起,就如同那优美的DNA双螺旋。正如文特尔在《解码的生命》一书所描写的那样,他的文学生命是其遗传生命的一个产物。文学作品回顾了他的过去,而他的遗传学作品则预示着他的未来。只有勇气十足或无所畏惧的人才敢正视自己的未来,文特尔根本不为他所做的一切感到忧虑。他说,假如这些信息的确有用,那么他会因知道自己的死因而感到高兴。“能够预言一个人精确的死亡日期,在我看来并不见得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也许不会告诉我的家人,但我很愿意知道这个消息。”
尽管我们对基因序列如何转变成生命历程的理解仍然十分粗浅。然而,文特尔的遗传密码确实揭示了会使贪生者吓破胆的真相。其序列的开头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从遗传角度看,文特尔患心脏病的危险相当大———因为他的父亲就死于心脏病,时年59岁,比文特尔现在的年龄小一岁。文特尔视这如给自己开了一张预防性保健处方:锻炼身体,注意饮食,并且已经开始服用他汀类降脂药物。
文特尔的遗传密码还告知他不仅有失明的危险,而且还有患痴呆症的可能。面对这些,文特尔理性地说:“遗传信息告诉我有患早老性痴呆症和失明的危险,但这一事实并不是主要的。现实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有许多这样的危险,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知道该如何应对。”
文特尔是一个敢冒风险者。作为一个航海爱好者,无论在哪儿,只要有可能,他就把自己对海洋的热情与对科学的执着结合在一起。他曾经在百慕大魔鬼三角的狂风巨浪中扬帆,他不但亲口讲述这个故事,而且还坚持说他欣赏这段“令人振奋的”经历。
他认为自己是一名幸存者。他说:“我有可能已经遭受过至少100次死亡。我可以拿出这100次最接近死亡经历的清单,其中有幼年时罹患肺炎、遭遇车祸等等。”
在这张清单中,有些条目无疑会包括他在越战时期担任海军医护兵的经历。他从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曾遭到致命海蛇的攻击(那条海蛇至今挂在他的办公室墙上),可是许许多多的人没有逃脱厄运,在他的面前死去。
改变文特尔人生轨迹是源自一名士兵的遭遇。越战时,当这名受伤的士兵被送来抢救时,已不省人事,不久心脏便停止了跳动。其间,文特尔尽力抢救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能挽回他的生命。尸检发现,这名士兵的头部有一个弹孔,一道细小的射入创口。事后,这件事促使文特尔开始思考人类生存的本质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是看迪克·特蕾西(Dick Tracy)动画片长大的。在动画片中,他可以被打上无数个弹孔,但照样活着。我们有100万亿个细胞,也许你会天真地认为,我们必须杀死许多细胞才最终能杀死一个人。事实上,只要破坏很小一部分细胞,这100万亿个细胞就全部报销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是没遭遇那名士兵的死亡,文特尔或许不会探索自然基因和人造基因的重要性。越战后,他专攻医学,后来学习生物化学,然后潜心进行生命科学研究。他的第一个研究项目是“肾上腺素是如何影响细胞”。此后,他逐渐深入到生命的最基本构件。
给文特尔带来“生物学界坏小子”这一名声源自他勇于尝试击败世界上一流科学家的大胆作为。他“抓”住一个15年50亿美元的人类基因组排序国际项目,并高傲地在同事面前吹嘘,说自己只要他们所需时间和费用的一小部分就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他那目空一切的夸口———相当于用2700万块拼图完成一幅草画———把他从一名不为人知的研究者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明星”。遭致了众多机构、媒体和著名科学人物的不屑。事情一度变得很糟糕,他甚至跟DNA之父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翻了脸,据传后者控告他“像希特勒想要独占世界那样独占人类基因组”。
文特尔早期探索基因排序的目的是为了在经费上得到资助,曾遭到资助管理委员会的拒绝。他的第一个对生命有机体———流感嗜血杆菌(Haemophilus influen-zae)———遗传密码排序的提议在1995年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以无可行性为由拒绝。但在收到拒绝信的几个星期之后,他就取得了成功。
文特尔至今仍对公共机构持有较深成见。他说:“无论是学术机构还是政府部门,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随意取舍和凌驾于人的权威。我想,如果我有一套基因,那么它必定是讨厌权威的。”
文特尔还坚持认为,他从事基因组研究并不是为了钱,“我对钱感兴趣只是为了研究的自由。”一个购买一艘价值1500万美元游艇的人不可能对钱不感兴趣。他说:“我的行为不同于某些为了钱可以不顾一切的人的行为。名义上我是第一位生物学界亿万富翁,这是经过艰苦努力得到的———我获得过财富,然后又全部失去了。如果真的是为了追求金钱,我应该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一切,那么我现在很可能拥有10亿美元。”
在人类基因组竞赛结束后不久,他当时所在的塞莱拉公司解雇了他,他因此失去了大部分财富,这是事实。但由发现所带来的激动和挑战始终推动着他。他喜欢引用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可能的不可能性总是胜过牵强的可能性。”
另一种推动他前进的因素是其周围聚集了一批才气横溢、具有反叛精神、富有进取心的志同道合者。他把塞莱拉团队比作一个科学殿堂,而且同样的方法也在他新的公司(拥有500名员工的克雷格·文特尔研究所)里得到了复制。他说:“当一个由极富才华者组成的团队集中心思于某件事情时,就会发挥最佳效能。这是一件非凡的事情。”
“非凡的”这个词恰好概括了该团队目前已经看到的东西。文特尔接下去计划给10000个个体进行基因排序。他相信,所积聚的遗传信息数据库将足以回答一些其实很基础的生命问题,例如古老的“先天与后天”的争论。
他还将两种激情———航海和基因组学———整合在一起,计划给所有海洋生物遗传密码排序。他已经在马尾海藻中找到了能捕获太阳能量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的生化过程完全不同于光合作用。他希望,这些发现或许能够打开通往新能源的大门,从而为地球提供继续生存的能量。他在与时间赛跑,这次是以全球变暖作为竞争对手。他的行动方式是:启航!全速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