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07年11月的媒体报道:美国俄勒冈州的科学家成功克隆出猴子胚胎，并从中提取了干细胞。这似乎意味着，我们朝着克隆人类胚胎又迈进了一步。或许某一天，克隆人也将成为事实。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在太平洋东岸。

 

　　尽管美国和欧洲的研究人员在生物技术领域已经取得巨大进步，但他们的研究仍面临一个巨大的障碍，那就是西方文化信仰中的上帝!

 

 

东西方文化差异

 

　　当人们还在为干细胞研究和基因工程的道德问题争论不休时，许多优秀的西方科学家已经把研究的主要阵地迁往了亚洲，如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的遗传学家南希·詹金斯(Nancy Jenkins)与尼尔·科普兰(Neal Copeland)于2006年在新加坡建立了新的癌症实验室。

 

　　亚洲能够为研究人员提供新的实验室、宽松的体制框架以及对于神和灵魂的不同看法。当韩国的黄禹锡声称通过克隆技术制造出人类胚胎的时候，他并没有为打破了这个信仰禁忌而道歉，反而引用佛教中轮回再生的观点为克隆寻找正当依据。

 

　　当黄禹锡造假事件曝光后，韩国最大的佛教组织领袖———韩国佛教曹溪宗总务院长智冠法师却对他给予了支持。智冠法师认为，干细胞研究与佛教理念是一致的，并希望韩国的科学家不要受西方伦理观的左右。

 

　　《细胞中的细胞》(Cell of Cells)一书从科学与政治的角度介绍了全球的干细胞研究情况，该书作者辛西娅·福克斯(Cynthia Fox)说:“对于生物技术是否在‘玩弄上帝’的问题上，亚洲比西方少了许多禁忌。……治疗性克隆尤其与佛教和印度教中有关重生的教义相符”。

 

　　我们可以从李·斯尔文(Lee M.Silver)博士所绘的图表中看到东西方的分野。斯尔文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他在《挑战自然》一书中分析了宗教精神与科学的冲突。他还将世界各国的生物技术政策制成图表进行比较，以期发现其中精神层面的担忧与忌讳。

 

　　无论对克隆胚胎干细胞研究还是对转基因作物，南亚和东亚的大多数国家都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宽容。中国、印度、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国家都制定了相关法律来支持以医疗为目的的胚胎克隆(有时称为治疗性克隆)。同时，转基因作物也在中国、印度和其他地区大量种植。

 

　　然而，转基因作物在欧洲一直被当成一种禁忌。以研究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克隆只在英国等少数几个国家获得法律许可，更多的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和德国)对此持反对态度。

 

　　在转基因作物广泛种植的南北美洲，大多数国家禁止胚胎克隆研究，其中包括巴西、加拿大和墨西哥。虽然美国并未在全境内禁止胚胎克隆，但联邦政府资金对其不予支持，只有少数几个州允许此类研究。

 

 

宗教与信仰

 

　　在斯尔文的解释中，他将上述精神信仰群体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是传统基督教群体，主要分布于西半球和部分欧洲国家;第二类被他称之为“后基督教”群体，集中在部分欧洲国家和北美部分地区，尤其是大西洋沿岸;第三类群体则是东方宗教的信仰者。

 

　　斯尔文说:“在信仰佛教和印度教的国家，大多数人都认为造物主并不是唯一的，世界上没有造物主或不止一个造物主，精神可以永恒，而个人的品德或因果报应将决定来世的幸福。在这种理念下，人们接受了能造福生命的胚胎研究和转基因作物。”

 

　　与之相反，在基督教教义中，上帝是唯一的造物主，他给每个人施与灵魂，并将人类的地位置于没有灵魂的植物和动物之上。对传统的基督教徒而言，每一个胚胎都拥有灵魂，因此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利用克隆技术创造胚胎或毁坏胚胎都是错误的行为。

 

　　但是将克隆和基因工程技术在“低级”的动植物上实施则不存在禁忌。斯尔文说，传统的基督教徒对动物克隆和转基因作物没多少反对意见。“后基督教”群体则对动植物问题更为关切。

 

　　斯尔文介绍:“大多数欧洲人以及美国的左翼人士，并不接受传统的基督教上帝，取而代之的是更尊崇大自然和经过调整的基督教来世论。但这不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信仰体系，它有可能和新时代的思想相结合，也可能不会。就其深层而言，后基督教群体认为人类不应当干扰大自然的正常规律。”因此就产生了对转基因食品的抵制。

 

　　由于后基督教徒并不相信《圣经》中所描绘的那种无所不能、能够创造灵魂的唯一神力，因此他们也较少关心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利用胚胎“玩弄”上帝这回事。在加利福尼亚州，人们不仅允许以研究为目的的胚胎克隆，而且支持政府对其进行资助。

 

　　但对自然界的尊崇有时会延伸至胚胎问题，导致两种群体建立起看似不可能的联盟。当保守派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美国国会呼吁禁止胚胎克隆时，环保主义者杰瑞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与他站在了同一战线上;而德国绿党的领袖沃尔克·贝克(Voker Beck)也曾把克隆胚胎干细胞研究比喻为“变相的食人主义”。

 

 

见仁见智的争论

 

　　当然，许多对于生物科技的批评并非明确引用宗教教义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原则上说应该为世俗的宪法所主导，而非宗派教义。因此转基因作物的反对者们关注的是其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所带来的可能危害，科学家也试图用危险性分析来化解这类争论。

 

　　科学分析的结果还是会和信仰纠缠不清。研究发现，转基因作物可能会让美国堪萨斯州的基督徒们放心，但却无法解除斯德哥尔摩的后基督徒们对“基因改造食物”的恐惧。同样的，一些对胚胎研究的反对者说他们并非为犹太基督信仰而战，而是为了“人类尊严”。美国前总统生物伦理顾问里昂·凯斯(Leon Kass)博士认为，《创世纪》中对人类地位的描述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这不是因为圣经的权威性，而是那些描述显示了“宇宙的真相”。

 

　　为自我印证而未得到多数认可的所谓的人类性质辩护，并非轻而易举。美国的保守派曾成功在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提案，即禁止美国人去国外接受由克隆胚胎制造的干细胞的治疗。但这项提案在参议院没有获得通过。

 

　　这并不是说，此类的干细胞研究不可能发现一些治疗疾病(如帕金森综合症)的方法，而是一旦这样的治疗方法出现，美国国会(或者任何法律)很难阻止患者去寻求痊愈的行为。

 

　　对于克隆婴儿来说，(从宗教信仰上看)则是更加遥不可及的事情，尤其现在的科学家对于不用胚胎即可获取干细胞的可能性更加乐观。就目前而言，全世界的科学家普遍认为，由于生殖性克隆可能对婴儿带来的危害，他们根本不会去考虑生殖克隆。公众调查也显示，人们对此类研究普遍不认同。

 

　　即便人类克隆变得安全可靠，也永远不可能会有很大需求，因为多数人还是喜欢传统的生育方式。

 

　　但有些人希望拥有克隆婴儿———可能是为了替代夭折的孩子，也可能是为救治家人提供匹配骨髓。无论有多少基督徒或后基督徒们的反对，仍将很难劝阻那些想要一个克隆婴儿的父母。然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只能去东方寻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