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科普读物在激励数百万人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尤其在宗教方面。作为一个72岁的长者，道金斯是否担心，其无神论观点会盖过他对科学的贡献，或因此影响自己的公众形象？在与《新科学家》记者罗恩·霍珀（Rowan Hooper）的对话中，道金斯坦露了他的一些想法。

 

　　霍珀：您刚刚出版了自传的第一部分。这是否意味着一种人文主义情结，表示您不是一个刻薄讨厌的人？

 

　　道金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认为我是个刻薄的人。我当然不是，我也不会有意识地刻意去做任何改善形象之类的事。我希望，人们认为我的自传是对我真正诚实的描写。当然我也希望他们看到我也是有人情味的。

 

　　霍珀：虽然如此，但是，真实的您和漫画“理查德·道金斯”之间存有巨大的鸿沟。这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道金斯：我有两个并不相互排斥的理论，其中一个是关于宗教事务的。人们的确讨厌别人批判他们的宗教，就像你说他们有张丑陋的脸。他们似乎用宗教来识别朋友。有一种历史态度认为，宗教是批评的禁区；同样，一些人发现，思维清晰者对他们是不利的。他们喜欢用含糊晦涩的语言。所以他们认为能够说明真相的人是危险的。

 

　　霍珀：当您收到攻击性邮件时是什么感觉？

 

　　道金斯：我在YouTube上制作了一个电影，电影中的我在女大提琴手的伴奏下朗读了攻击性邮件。甜蜜的旋律与可怕的言论形成了对比，“你这该死的傻瓜道金斯”之类的。用喜剧方式处理它不是很好嘛？

 

　　霍珀：您还收到粉丝的来信吗？

 

　　道金斯：是的。攻击性邮件很粗野，粉丝的来信则令人感动。我也经常收到非常令人满意的反馈。我刚结束了在美国对新书的巡回宣传，我发现现实情况是有说服力的，相比从前，有更多人参加了我的签名售书，他们几乎都表示：因为你，我成为了科学家，你改变了我的人生。

 

　　霍珀：多年来，您从事的事业是否因此有所改变？

 

　　道金斯：我对真理、清晰的思维和科学之美的热爱不曾改变。我表现出对非主流科学、迷信等的反感，因为它们削弱教育基础、剥夺年轻人形成科学世界观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我特别关心孩子的遭遇，看着孩子们的思维被中世纪的迷信引入黑暗狭小的角落，我感到十分痛心。

 

　　霍珀：您愿意人们记住您是科学传播者，还是宗教较量者？

 

　　道金斯：对于我，两者结果一样，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但是我认为，我还是比较喜欢作为科学传播者被人们铭记。如果人们因为宗教信仰而忽略了我在科学传播上的作用，我会为此感到难过。

 

　　霍珀：近来您把注意力放到伊斯兰教上，这是为什么？

 

　　道金斯：我想，对真理与诚实的热爱促使我注意到，西方国家自由的知识分子在与伊斯兰教相关问题上背叛了他们自己。他们的思想受到阻挠，一方面是受到反对贬抑女性和歧视女性思想之间的冲突影响；另一方面担心自己的言论被视为种族歧视――这是对伊斯兰教的误解，好像教徒们是一个特定的种族。所以，原本能大胆地说出反对虐待女性的人现在就不敢那么说了。我烦恼的是，我看到我的同胞――自由主义者――背叛了自己。

 

　　霍珀：您还有另一场与群体选择之间的战斗。群体选择是利益群体的特征，而不是基因性状特征。您反对这种观点，但是现在它又有了很多支持者。

 

　　道金斯：现在很多情况下所谓的“群体选择”并不符合其定义。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原来在亲属之间选择的这类东西，现在更名为了群体选择。对此我感到很生气，因为我认为这些实际上是相当清楚的概念被任意地混淆了。

 

　　我觉得它在科学界卷土重来的原因部分是政治的。社会学家偏爱群体选择论调，人们不愿意相信人是自私的，宣称人类天生自私的论调遭到大家内心的反感。人们认为利他主义是一种源动力，我觉得其实并不存在这种动力。《自私的基因》实际上是在解释利他个体，我说的一清二楚。

 

　　霍珀：在进化生物学中，目前您感兴趣的是什么主题？

 

　　道金斯：顺便说一句，我着迷的分子遗传学已成为信息技术的一个分支。我很好奇，是否它原本就应该类似于计算机科学或者信息科学，如果遗传学不是像数学那样，是一种高保真的计算机科学，是否自然选择就不能真正发挥作用。换句话说，我们能否预测，如果宇宙其他地方存在生命，就会产生与人类同样的高保真数字遗传？

 

　　霍珀：当我们能够更多地改变我们自己的基因，那么您认为它会把我们带往何方？

 

　　道金斯：有趣的是，如果你把达尔文的公式分成变异和选择两个部分，那么我们就一直在选择部分里打转，几乎对所有的物种都一样――除了我们自己。我们一直在把狼变成哈巴狗、甘蓝变成花椰菜，在农业科学里制造了极大的革命。然而，也有例外，没有出现过繁殖人哈巴狗或人灰狗的尝试。

 

　　现在，达尔文规则的变异部分正为人类所操纵，人们已经开始考虑更高深的问题：当我们开始修补基因，会有怎样的情况发生？――而似乎忘记了我们在几千年的选择育种中本来可以摆弄它们，只是没有这样做。有些因素曾经禁止我们在选择育种中操纵基因，它们也许还会阻止我们操纵变异。

 

　　霍珀：您相信非理性是有遗传基础的吗？

 

　　道金斯：当然，特定遗传基础的心理倾向使人们易受宗教影响。这一点也不意外。

 

　　关于非理性，我和其他人提出的一个想法是，自然状态下我们面对的风险往往来自于像豹子和蛇之类的具体事物。因此，对于暴风雨等自然现象，人的谨慎可能归因于一种具体事物，而不是物理力量。在一片茅草中传来沙沙响声，可能不是一头豹子发出的，但如果是，你就要倒霉了。所以，我们进化到今天这个样子，是偏向于注重具体事物而不是重复的古老自然力量。

 

　　要变得理性，这可能需要更多克服我们的惯有思维。尽管我们不再需要担心豹子，但我们还是继承了这些本能。就算不存在具体事物的威胁，我们也要确定一下，这种行为可能已深深写入我们的大脑。

 

　　霍珀：如果说人类是不理性的，也许人们不满意您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感觉受到了攻击。

 

　　道金斯：我们承认，因为进化的缘故，人是不理性的。但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这么悲观，以为因此我们永远注定是不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