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时期内,表示一个国家特点的科学活动,主要是由二个因素决定的。其一是科学活动在社会价值设想中所占的地位,其二是如何组织科学活动的形式。研究政策和技术政策取决于这二个因素,并且试图在这二方面都取得效果。对研究政策和技术政策必须达到哪些目的的理解,舆论是有分歧的。对技术进展错综复杂的机理、各管理环节——研究活动隶属于它们领导 - 的相互作用、难于确定的预测以及最终把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迅速地推进到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等方面缺乏知识,就难于确定方向。不考虑科学和研究同国家、社会、自然界和市场相互影响的任何孤立的解释,就断然不会击中要害。现在,经济、社会、生态、企业和国民经济之间的被迫相互依赖,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必须面对这种时代背景,并从这种运动的观点出发,分析、拟订和解释研究政策和技术政策。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可靠的增长和阻碍工业发展因素的增加,肯定也是由于没有大力加强技术革新的结果。但是,认为通过所谓广泛的“民主”,会使决定性地发现一项有预见性研究政策的过程更为容易,甚至缩短,肯定也是错误的。

最近,特别是在当前形成的能量和原料供应方面,公民们的创造是明显的,然而,要实施这些创造,使之取得必要的进展多么艰难!这里有一种意见是很明确的——停顿将导致倒退,但是,不仔细地思考和计划就作出变动,也会导致错误的发展。我们必须在这二个极端之间学会生活,并且必须关心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比例。

一、研究和开发经费

研究和开发的经费,最近五年已经增加了一倍以上,今年或许会超过100亿德国马克,按人口平均为每人165德国马克。国家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也约以同样的比例在增加。目前,国家和经济界以大致相同的比例承担研究和开发经费。关键工业应用研究的特征,是越来越跨出学科领域。这样,不仅积累了技术知识,而且也积累了多年来系统地形成的科学家的潜力。这二者结合,就达到我国目前所需的研究水平和技术水平。

二、工业研究的地位和价值

下一步怎么搞?政府认为,包括全部国家研究活动在内的业研究的地位和价值如何,对工业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令人满意的是,联邦政府认为,国家和经济界在研究政策方面的合作,即使在将来也是绝对必要的。个人大量研究活动所需的费用,虽然有了显著增加,但科学潜力不能再相应发展。近年来,停滞和研究能力下降的某些标志,是不可否认的,这就是研究空气淡薄了,风险更大了,开始出现工业研究受到财政限制的迹象。

另一方面,科学和研究必须解决的、生活所要求的当前和将来任务,不是变小了,而是变得更大了。日益工业化和人口的迅速增加,尤其在不发达的国家中,已经把时间这个因素置于新的特别领先的地位。

研究和开发已经成为我们存在的基本支柱,并且也表示我们的生活水平。人们把科学和研究,即“精神效率”,说成同资本和劳动这二个国民经济的经典因素一样享有同等权利而出现的第三个因素,并不是不公正的。

不管是国家方面还是私人方面的研究费用,都有着投资性质,并且都被看作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准备生存的一种形式,它们持久地影响着社会总产值的中、长期发展。

具体地说,这意味着,三分之一左右的就业人员从事工业,而创造的社会总产值约占一半。就是说,三分之二以上联邦公民生存的基础,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工业的生产率及其潜力。

国家的最高目标必须是:在总策的范围内,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不仅要始终建立在研究和发展要占重要比例的基础上,而且要长期地予以加强a

三、国家和经济间作用的分配

科学和研究作为我们社会本身的组成分,已经有了发展,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至少在过去,这种趋势是非常明显的。时代的变要求重新予以调整。在研究政策和技术政策方面,以及在科学和教育政策方面,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我国富有创造力的伙伴们进行广泛的讨论,以求达到一致,将这些政策综合起来,就成为全部政策的一个活跃的组成部分。必须指出,研究政策的方向必须放在社会和经济的需要和要求上,其目的在于最佳地使用研究潜力;研究政策的目的是提高在国际范围内的经济实力和保证为此所需要的发展基础,即用这方面的科学潜力开展广泛的基础研究。

各经济集团在实施研究政策和技术政策时,国家的作用应该是从注意公开的研究活动和支持个人的研究活动,到培养科学新生力量并给予深造,直至开展国际间的合作。假定人们都同意该要求,那么,从经济观点来看,国家的任务是:1. 经常调查,规定和审查各个领域领先的东西。2. 在搞出方向明确的、有着共同利益的关键技术时,作出有目的的、但有限度的财政保证。这种保证对经济界来说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起始援助,同时也是一种鼓励。3. 扩大和巩固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基础。高等学校和其他科学协会都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4. 促进和改进情报交流,以加速扩大新的科学知识和加强国际协作。5. 鼓励私人的研究活动。6. 促进研究的流动性,即加强经济、科学和国家间的合作。

国家从形式上刻板地操纵着同意发表专利和技术知识利用要求的权利,至今阻碍着这种研究。

在社会市场经济方面开展应用研究,无疑属于工业方面的任务。这种研究的目的,在于采用新的科学知识,以获得新的或者从根本上已作改进的材料、仪器、产品、方法、装置或服务效果。

研究和发展是确保企业长期生存和赢利的重要因素。假定国家减少经济企业的创造活动,那么,它们将成为单'纯的经济管理者。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决定性地推动了技术革新。

工业研究因此就在企业、市场、竞争和自然资源的紧张领域中发挥作用,并提出社会的要求。

工业研究是技术革新的主要承担者,它承担着从基础研究转到应用研究、又从应用研究转到发展工艺,再从工艺转到方法和产品这样几个转变阶段。工业研究的最终目标,近年来已经扩大到新的领域,除企业经济和市场经济外,尤其将生态学观点放在首位。国家和经济界提出的目标,能够而且必须有所不同,因为前者偏重于国民经济,后者偏重于企业经济。在协调和比重方面,国家和经济界在提出任务时,应该互相补充。

四、国家鼓励研究越来越有意义

根据上述情况,国家直接和间接地鼓励研究的意义越来越大了。当然,也有人一再提出煽动性的问题,认为这些费用是否值得。

关于直接鼓励研究的问题,联邦政府在第四号研究报告中有明确条文规定,报告中说:本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联邦政府认为,至少在重要领域明显地改进将来的研究方向是绝对必要的。联邦政府把这种支持理解为鼓励自助,并且不仅期望受到鼓励的企业负担相应的费用,而且也期望得到尽可能努力扩大自己的潜力的一种确实的表示,以便今后在竞争中能够生存。就根据这种理由,也谈不上用国家资金促进工业研究是不值得的问题,即谈不上“损失社会化,利润私人化”这种口号假定国家在下达研究项目和拨给研究资金时,不从可能达到的最高效率出发,那么,它的考虑将是错误的。

只有利用工业研究的潜力和早已积累的技术知识,才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和耗费一定的费用,达到许多十分需要的研究目的和技术目的,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

除了有目的地直接鼓励外,通过减轻税收间接地鼓励研究也日益富有意义。直接研究和间接研究是互相制约的,但是决不能视作二者择一。用税收政策来间接鼓励研究的办法,已经证明是对研究和发展活动特别有效的刺激。人们提出怀疑,在研究方面,把投资的高度作为评价的基础,这种方向是否正确。因为投资积极性和研究积极性在时间上不一定等同。

根据政府所说简化税收的观点,人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把研究和发展所需的人员费闬看作是间接促进研究的评价点。间接地促进研究,不仅是在研究和发展方面对不积极使用人员起反作用的一种合适方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小企业以一种觉察到的援助。

五、中型工业的作用和地位

当前,研究风险的扩大和研究费用的迅速提高,已经使许多企业不可能参加投资和革新。中小企业本身的稳定,是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要素,在研究和发展方面,这种要素也不允许受到侵犯,因为发明没有重大的作用,然而,从风险来看,发明就是革新。那么,怎样才能创造补救的办法呢?1. 通过加强和扩大共同研究和委托研究。2. 通过准备冒风险的资本,以扫除革新的障碍。3. 通过建立和扩大从事应用基础研究的研究所。

这可以看作是一种侧面措施,它对于补充高等学校和工业界所从事的纯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研究活动是富有意义的。这种措施,由于目的明确,即具有基础研的性质,所以将对现在还不能制造和维修相应仪器和仪表的工业特别有利。

当然,这好像是有目的地努力使从事应用基础研究的研究所,其组织和管理机构与工业界进一步达到一致。没有国家决定性的帮助,尤其在研究潜力的社会保护方面,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六、技术进展的原理

技术上新东西的发现,是导致工业不断发展的先决条件。最近,材料、电子、能量和宇宙航行领域的发展起了先锋的作用。究竟通过哪些因素和影响,会引起上述形式的技术发展,以及怎样才能根据预测及时掌握它,这些都是难于预见的。技术的发展包括回答什么、什么时候、怎么样、通过什么方法等问题。在进行技术改革的每个过程¥,最容易鉴别的标志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必要性和被迫性固然不是发明的缘由,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则是发明的精神上的支助者。鉴于同社会政策的一致性,预先描绘出研究和技术的轮廓是一项困难的,但又是最重要的工作,它似乎只有通过国家和经济界的协作才能富有意义地进行。必须再三向广大公众作解释:只有借助于有效的研究,才能解决能量、原料、生态和食品等方面出现的问题。数据处理、城市建设、宇宙航行、海洋技术、交通运输、卫生事业以及文献和情报等问题,就是范围更广的实例。

七、技术进展的二重性

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技术进展可把社会改进到许多国家对此羡慕而且嫉妒的程度,这些改进的希望在社会方面已逐步上升,曾被称为“日益期待的革命”。

技术进展方面的问题和二重性,当然也是存在的。放弃数量的增长不但不解决人类的问题,反而会使之加剧。科学知识的丰富,似乎会使我们完全不再要做技术上已经掌握的一切事情,而只要做人们想要做的和需要做的那些事情。提高质量能够使生活条件变得更好。

研究政策和技术政策不仅是解决经济、社会和社交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因素。政策上的行动自由,特别取决于成功地达到减少经济和技依赖程度。

欧洲在研究和发展方面的合作,也可谓是政治目的,这种合作现在当然还相当少,然而,它能够为相互关系的融洽一致作出重要贡献。

在基础研究、不接近市场的研究和发展方面,鼓励自由合作和改进工业间合作的条件,似乎是一种很有希望的倾向。

八、规定优先权

国家和经济界用于研究和发展的有限资金,优先用于发明、规划设计和管理方面。工业在此是为其各种技术服务的,这些技术并非都由国家垄断,但是至少应由国家加以权衡。这里不能轻视困难,因为国家不仅必须服从于经济法律,而且必须服从于所提出的政治目的。当然,这些东西对工业又产生反作用。

但是,考虑到要最有效地促进研究,系统地总结大量单项研究活动,这些活动已经分配给各部和各局,但重点领域的研究活动以“国家项目”的形式进行,似乎是值得希望的。

这一切迫使人们集中和统一起来,迫使国家和经济界以伙伴般地合作,系统开展各种项目的研究。任何单方面地规定章程,当然会束缚研究的自由,也不适合于杰出人才和各方面的日益互相依赖。

为了开展广泛的情报交流',还必须从根本上改进内部制度上的灵活程度,以便可以更好地了解研究和技术的状况。在鼓励研究时,应该特别注意杰出的人才

九、同社会政策的关系

研究同社会政策的关系和向社会渗透,又是一个必须论述清楚的课题。前面早已指出,为提高我国贸易质量的努力是应该肯定的。广大公众参与意志之教育也是值得欢迎的。当然,政策必须比满足统计的多数意见更重要,政策必须来自了解实际情况,了解实情同预见、有极其复杂内在联系的知识。

什么东西同社会政策有关系?怎样才能预先掌握社会结构的变化?通过什么方法来掌握?谁来决定这些东西?从社会政策的责任出发,能够反映社会结构的各种变化和方向的准绳在哪里?对这些问题现在尚无统一的说法,只有大量不确切的目的解释,这些解释根据观察家的出发点不同而各不相同。那么,应该怎样评价这些说法?

眼前要叙述这些问题有着许多困难,许多乐观主义者希望社会科学能为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制定出唯一正确和合理的规范。

此种可能性对基础研究来说,本来似乎就没有什么关系。这里是讲不断扩大科学水平,以及谁已能说出什么东西躲藏在今天已经可望的水平那边。基础研究包括努力探索真理、探索符合自然规律的知识以及我们生存的意义和起源,我们大家都必须关心此种努力。

尽管如此,假定人们还想按照同社会政策有关联的观点规划基础研究,那么就会存在使研究成为完全僵死的、像幼儿学步那样缺乏幻想的、因而最终变成完全无效的危险。要使公众了解到基础研究比本身的文化作用更有价值

科学—人们现在要强调提出这一点是可惜的——当然应该属于第一位。因为没有发明的地方,革新就不可能繁荣。假定研究计划多于规定的目标,那么它在该领域内的意义也甚少。对目的明确的工业研究来说,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要由科学水平来考虑。

不能忽视的是,那些有害的副作用,可能同技术革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提出是否必须放弃规定的发展路线。

工业界会直言不讳地提出这种问题,只要涉及到环境,就因基础结构问题而搁置起来。这一点再次标志着,从总体复杂问题出发抓紧处理这些事情是多么重要。大自然和社会存在的空间,不能看作是孤立的。随着日益工业化,它们间的相互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人们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以此来重新建立平衡

十、大学研究和工业研究间的合作

为了完成我们面临的、联邦政府也认识到的任务,需要动员和鼓励全国的科学潜力,因此就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要加强大学研究和工业研究之间的合作。

这方面无疑还必须扫除各种障碍。产生这些障碍的深刻原因,其一部分在于现在大学已

经成为理论分析的竞赛场所。不断地调整大学研究和工业研究间的合作关系,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特征,并且主要由对西方世界经济制度的社会评论所决定。假定我们的大学变成单纯的教育场所,那么,我们的前景。革新的力量在于教学和研究相结合。如果把从大学中出来的越来越多的成果积累起来而不加以利用,这种发展会是令人遗憾的。

十一、加强第三种方法的研究

这里还应该谈一下所谓第三种方法的研究,它涉及到大学和工业间的合作。目前,这种研究还没有完全发展开来。但是在将来,它的意义会不断提高。把这种研究置于经济对大学研究产生影响的前景之下是错误的。这里更多地涉及到在尊重自主的情况下利用共同的知识。大学和工业间不断接触,导致相互都富裕起来和互相渗透,并提高了情报的流通,在教育和研究方面,尤其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应该保持不断的接触。

在革新过程中,大学同科学潜力不断加强固定的联系,似乎是一个值得促进的明智过程。它加强了科学学科间的横向结合,也加深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纵向结合。

我们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我们社会中共同的生活要求,要把一切力量都动员起来。科学和研究就是生活的内容。在国家和经济界的合作中,利用、扩大和激发这种科学潜力,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紧迫。这就是最重要的、不应该轻易抛弃的资本。

[译自Chemische Industrie 1974年26卷7期。陈文龙 武佩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