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所写的并不是关于我母亲的详细传记。母亲曾经写过一本关于她同比埃尔 · 居里共同生活的传记，这是她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资料。我的妹妹艾娃曾写过一部传记，生动和真实地记录了我母亲的一生。她的一生是很难在一篇文章里写清楚的。因此，我只想在这里写一些自己的回忆和我个人的感受，可能写得不太系统。
遗憾的是，童年时代的情景，我脑子里留下的印象已不深了。1906年我父亲去世时，虽然我已经八岁，但父母亲共同生活的那些岁月，印象却很模糊。记得那时，我们居住在克勒曼大道城防工事附近的一间小房子里，房前有一个小花园。父母亲和睦相处，生活过得是宁静的。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中度过。母亲有时也抽空送我到附近的学校去读书，有时也到蒙苏利公园去看我是否玩得愉快，因为女仆经常带我到这个公园去玩耍。节假日，父母亲就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带我去散步或骑自行车游玩。
我母亲非常爱我父亲，并钦佩他那种科学家的性格和天赋。使我父亲感到庆幸的是，他从我母亲身上找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一切，有时，他简直不能相信，一个自己钟爱的女子，竟然同时又是自己工作中出色的伴侣。每逢星期天或假日，他们两人总喜欢步行或骑自行车到郊外去作长距离漫游。他们两人在十一年的共同生活中，无论是工作时，或假日里，几乎总是形影不离。
父母的禀性虽然很不一样，但却能奇迹般地相互取长补短。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中两人总是合作得非常出色。比埃尔 · 居里是位杰出的实验家，又是一位思想家，可是他非常讨厌哲学家。我们应感谢他对物理现象中的对称原则和其它带普遍性的问题的深思熟虑。我母亲干事情往往主张雷厉风行，甚至在科学上也不例外。
1897年12月到1899年7月期间的三个小小的实验室工作笔记本，记载了他们两人在发现钋和镭方面紧密合作的情况。父母亲对伯克勒尔发现铀的放射现象兴趣很浓。当时，母亲刚毕业不久，在从事铁磁性的研究工作。她正要寻找博士论文题材，因此决定研究伯克勒尔射线。比埃尔 · 居里是理化学校的教授，该校校长答应给玛丽 · 居里腾出一点地方来安装实验仪器。
最初几个月的笔记中，母亲给我们留下了整齐清楚的记录。有些页边上还有父亲的旁批，在跟他工作有关的地方画了横线或标出测定结果。测定完铀的放射性后，她又对别的元素进行测'定。这些元素是当时工作室中现有的物质中随意挑选出来的，然后得出含铀矿物质的数据。这些含铀矿物质具有特别强的放射性，这使她想到可能还存在某些未被发现的放射性元素。接着就对钍进行测定。这一期间父亲参与了母亲从事的工作。笔记本上留下了父母亲两人的手迹，有时甚至在同一页上有他们两人的记录。这些事实说明，无论对原料进行化学加工，还是在测定放射性方面，他们两人配合得是何等密切。
1898年7月，研究工作刚开始六个月之后，比埃尔和玛丽 · 居里宣布发现了钋，1898年12月宣布发现了镭，但这些物质还只是在数量极少的化合物中存在。
我母亲在比埃尔 · 居里传中是这样写的：“尽管取得了相当快的进展，但离工作的结束还差得很远。我们认为，我们无疑已发现了新的元素，但要化学家们承认这一点，还需要我们把这些元素提炼出来。在我们获得放射性最强的（比铀要强几百倍）物质中钋和镭的存在还只是一种迹象：钋总是跟含铀沥青中提炼出来的铋在一起，而镭总是离不开锁。分离钋和铋，以及分离镭和钡，这两种方法我们虽已掌握，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加工出来的原料远远不能满足进行这种分离的需要。”
“这一期间，我们既没有足够的房子，也缺乏资金和人手，这就大大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当时沥青铀矿是种昂贵的原料，因此我们无力购买足够数量的沥青铀矿。这种物质，当时主要的来源是捷克的雅希莫夫，奥地利政府在这里曾开设铀矿。根据我们推测，全部镭和一部分钋，应存在于这些当时认为毫无用处的沥青铀矿残渣之中。由于维也纳科学院的帮助，我们廉价买来几吨残渣作原料。开始时，加工费用由我们自己掏腰包支付，后来，我们依靠一些经济募捐和外界援助来支付。”
“房子问题，当时显得尤为突出，我们连对原料进行化学处理的地方也没有。后来我们弄到了一间空木板棚，就在那儿进行化学加工。木板棚与我们的工作室之间隔着一个院子，工作室里安装了测量仪器。这间木板棚的地面是用沥青铺的，玻璃房顶上有几处还漏雨。棚内只有几张破旧的松木桌子，一个热量不大的炉子，一块居里特别爱用的小黑板，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它设备和家具。”
“因为没有通风设备来排除棚内的有害气体，所以，只要天气条件允许，某些加工程序就在露天进行，或者在室内开窗进行。在几乎无援的情况下，我们在这间简陋的实验室里工作了两年，我们自己既进行原料化学加工，也研究我们所获得的极活动物质的放射性。后来，我们俩作了一下分工：比埃尔 · 居里继续对镭的特性进行研究，而我继续提炼纯镭盐。我必须一次加工20公斤的原料，因此，在木板棚内安装了盛满溶液和沉淀物的大缸。把这些大缸搬进木板棚，把溶液从一个缸里倒入另一个缸里，并且连续几个小时用铁棒搅拌滚烫的溶液，使人累得筋疲力尽。我从矿物质中分离出含镭钡，使其成为氢化物进行分馏结晶。这样，镭作为可溶性最小的分馏物提炼出来了。用这种方法可以提炼出纯镭氯化物。最后的结晶过程：要求很严格的条件，我们的实验室简直很难达到，因为我们无法完全避开铁屑和炭粉的尘埃。工作进行了一年之后，所取得的成果清楚地表明，分离镭比分离针要容易些。因此，我们也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我们还把这种盐的样品送给几位学者，特别是送给亨利 · 伯克勒尔”。
可以想象，虽然父母亲在一起工作，但当时，一无人员，二无资金，三无原料。实验室就是一间大板棚，又要亲自动手加工相当数量的矿物和沥青铀矿残渣。在这样的条件下，由于母亲的创意才作出了提炼镭的果敢决定。后来，比埃尔 · 居里的精力就转向研究镭的物理性能方面。这些新物质发射出一种神秘的射线穿透物体，这使他像着了谜一样去探索对这种现象的解释。而玛丽 · 居里强烈渴望早日见到纯镭盐，并测出它的原子量。她坚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也是为了取得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的确存在着新的元素。在发现钋和镭以后的一些年月中，比埃尔和玛丽 · 居里做了大量工作，并与越来越多的困难作斗争，这些困难是由于实验室仪器不足和资金短缺所造成的。最后，皮埃尔 · 居里被聘请在物理、化学、生物训练班教课。在那儿，他搞到了一间小小的实验室，但仍是不够用。1903年瑞典科学院授予比埃尔；玛丽 · 居里和亨利 · 伯克勒尔诺贝尔物理奖金。这是他们两人在荣誉道路上的开端。这一值得庆贺的事件，结束了他们经济上的困难处境，但另一方面，络绎不绝的来访者、信件，使他们的工作受到了干扰。比埃尔 · 居里终于获得了一个教授的职务，并且弄到了一间稍大一点的实验室，遗憾的是，他没有来得及使用它。当他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开始有了改善的时候，他杰出的科学活动却突然中断了。
父亲在一次车祸中丧生，这对母亲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以至于好几年都不能使她振作起精神来。实际上，她再也不能有所自慰，甚至根本不能屈从命运的这一安排。童年时代，她就失去了母亲，一种反抗命运不合理安排的强烈情感控制了她，使她再也不去信奉她曾经信过的天主教。我父亲去世后，这种反抗心理和痛苦的心情使母亲好几年没有去提及父母，直到她的晚年，她才愿意回忆他。
巴黎大学理工系聘请母亲接替比埃尔 · 居里去任教。当时女学生在学校里还寥寥无几，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创举。使人想象不到的是妇女竟然也能走上大学的讲台。玛丽 · 居里接受了系里的聘请，认为继续进行与居里共同开创的工作，是自己的职责。从此，她把在学校讲课和领导实验室的两副重担都挑了起来。
玛丽 · 居里在继续进行提炼纯镭和测定其原子量的时候，还领导了几个学者的工作，并使他们成为自己小小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她也得到她的合作者、我们的一位知心朋友安德烈 · 德比尔纳的帮助。1910年玛丽 · 居里曾经当过科学院院士的候选人，但是落选了。结果，布朗列被选为科学院院士。在这一期间，那些反对男女平权主义者和僧权主义者对母亲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从此，她再也不去当院士候选人了。她从第一次尝试中得到了令人极不愉快的印象，她明白了科学上的贡献其意义还不及各种献媚和讨好。
母亲曾当过许多外国科学院的院士，但从未当过法国科学院院士。一九二二年法国医学博士学院曾选她为院士；虽然她对博士学院里所讨论的问题怀有浓厚的兴趣（首先这是因为她懂得医学问题跟社会问题的密切关系），但因没有时间，她很少去那儿参加会议。她相信，一个医生，不管他的政治观点如何，他在行医的时候就是在学习了解社会问题的某些现实方面。
玛丽 · 居里一直想搞到一间能够适合发展放射学研究的实验室。由于她的努力，终于创建了由居里实验室和巴斯德实验室合并而成的镭学研究院，前者原来是研究物理和化学性能的，后者是研究生物和医学的。预计到今后这一门新兴的学科将起非常重大的作用，玛丽 · 居里希望该研究院能建立在巴黎市郊的开阔空地上，以便将来能进一步扩建。然而，跟她的愿望相反，研究院的大楼却建在市区。一切设计规模都小得可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实验室交付使用时，一开始就感到有扩建的必要。但研究院四周都是楼房，扩建是不可能的，这似乎也是原来设计时的意图。市政当局的目光短浅、缺乏远见，结果给物理、化学以及生物、医学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无穷尽的困难。
镭学研究院，尽管校舍拥挤，但在发展放射学和把放射性元素应用到医疗事业中去却起了重大的作用。在瑞果教授的指导下，制定了对癌症进行放射治疗的原则。这时，居里实验室已成为科学中心，法国的放射学专家和核物理专家，几乎全都在这里受过训练。
1914年，居里实验室刚刚竣工，大战就爆发了，母亲与一位实验员留了下来。一些仪器需要从原来的房子搬到居维尔路去。当时我已十七岁，刚考完中学毕业考试。母亲要我跟她一起用马车搬运仪器，整理杂乱无章的出版手稿和收拾各种放射性物质的试剂样品。
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月，我母亲就注意到虽然X光透视机在一般医院中已普遍使用，但在部队医疗系统中却还是完全陌生的东西。她像当年在没有任何设备的情况下着手加工几吨矿物质一样，现在仍然以充沛的精力着手组织一些小组使用装在汽车上的X光设备。她从私人募捐者那里搞到了几辆汽车和用来购买X光设备的资金。她在和军事官僚主义斗争的同时，经某些志愿人员的帮助，组成了巡回医疗队，为前线野战医院服务。她还培训了X光照相术的研究人员，使他们掌握检查骨折和确定弹片位置的方法。当时大部分地方医院的医生和军医对此还一窍不通。1914年秋天第一批汽车就开往前线服务去了。
1920年前后，玛丽 · 居里的《放射学和战争》一书出版。书中除了纯技术性的论述外，还描写了这些X光射线照相巡回小分队的工作以及这些医生所遇到的一些困难：
“我们简单地回忆一下这些X光透视车的活动。它们的情况我看到不少，因此，我可对医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忘我牺牲和机智勇敢的精神作出恰当的评价。”
“接到紧急命令后，一个由一名司机、一名X光技术员和一名医生组成的医疗小组携带着整套仪器和设备来到规定地点。到达目的地后，把仪器箱从车上卸下来，安装在医院的一个房间里，司机拉出电线，把仪器与发电机接通，然后对X光射线管进行测试。装上了荧光屏后，用黑布把窗户挡起来。在照相暗室中装好胶片，并准备好显影、定影用具。由于没有合适的房间，所谓暗室往往就是用黑色窗幔或医院的被褥临时一挡而成的。终于，一切准备就绪。一般情况下，如果当地条件不是特别困难，我们到达目的地半小时后即可开始透视。”
“现在开始了与地方医院或医疗站的医生和外科医生的合作，对伤员进行X光透视检查、拍片，有时在拍片过程中，外科医生就同时进行手术。工作完成之后，X光照相医疗小组把医疗器械装好箱，接着装上车，然后离开自己的营地，以便第二天，经常是当天就出发到另外的地方去……”
“战争期间，医院领导和外科医生不十分相信X光透视的好处。在某些场合他们甚至干脆拒绝提供给他们的这种帮助。他们认为，使用X光透视简直是自找麻烦，浪费时间。大多数人认为，X光照相只能在远离前线的大医院中使用。军队卫生系统的领导机关也持这种见解。”
“这一时期的任务并不局限于给各医院配备X光设备，而且还要培训技术人员，并说服医生相信使用X光透视的好处”。
接着，母亲在《放射学和战争》一书中谈到了自己在大战中的亲身感受：
“作为红十字会X光诊疗处的负责人和伤员救护协会的一员，我的任务是哪儿最需要X光透视设备，我就在哪儿安装。因此，我总是随身携带X光透视器材，多次坐火车和汽车到各地去。我参加过透视设备的安装工作，也检查过伤员。所到之处我亲眼看到了当地对X光设备是何等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想出一个最有效的办法来满足这种需要的原因。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操纵仪器设备的技师。我们必须自己安装机器，在多数场合下，我们还必须指导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如何使用机器。机器出毛病往往是因为使用不当。有时碰到这样的事：我突然被叫到某处去检查机器出毛病的原因，他们认为是变压器打穿了或者X光射线管烧坏了，但我只用个把小时的工夫调节一下有关装置，机器就恢复正常。”
“对X光透视所显示出来的子弹或弹片的位置，医生们开始往往持不怎么信任的态度。有一位外科医生在伤口附近寻找弹片，而X光透视显示出弹片的位置是在离伤口较远的地方。由于没有在伤口处找到弹片，他决定按照X光透视所显示的部位去寻找，结果马上碰到了弹片，并把它取了出来。从此，他的偏见消除了。一般说来，当根据X光透视所示的方位，准确地找到子弹时，外科医生们才惊叹不已，并称赞说好像见到了奇迹一般。那种缺乏知识和不愿意接受新方法的状况，直到放射学得到了普及，在放射学家与外科医生进行固定的合作后才有了好转。”
母亲教会了我使用X光机器。这些机器与现在相比当然是很原始落后的。1914年11月到1915年3月，母亲曾多次带我去帮她操作机器。后来她就把我留下，让我一个人独立操作。我十八岁那一年，就要肩负在伊普勒附近的那所英国 - 比利时医院的X光透视的全部工作。这所医院离前线只有几公里。此外，我还要教一位比利时军医确定子弹位置的方法，而这位军医对最基本的几何概念也抱着反感的态度。
1916年10月我来到亚眠，给当地野战医院带来了所需要的X光仪器。我用了很短的时间把仪器从火车上卸下来（在亚眠，一般火车卸货时间需要两星期左右），在一位中士和一名医学院学生的帮助下我很快地把仪器安装好了。当时我曾断言，医院的主治医生一定会认为X光照相是毫无用处的东西。但当机器出色地发挥它的作用后，主治医生才完全改变了态度，相信了科学用于医学所产生的巨大价值。我母亲也来了，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将军，他是军事医疗系统中的视察官。当母亲同这位视察官交谈中提到由于“他的宽宏大量的授权”才安装了这些设备时，我实在难以克制自己了，因为实际上就是他制造了种种困难、使我们无法在离前线不远的地方设立X光透视站。我母亲在不涉及到她个人私事而事关整体利益时会根据情况需要当一名外交家。
后来，我们有了一定数量的机器，可是总感到缺乏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这时母亲在居里实验室举办了X光照相术护士训练班，并培训了数量可观的技术人员。在训练班上我教一些实验练习课。
停战以后，玛丽 · 居里在居里实验室为等待回国的美国军官和士兵举办了一期放射学训练班。这些官兵想利用这段时间在法国进行短期学习。
一些曾在居维埃路实验室工作过的人，战后回到了新的居里实验室。除了他们以外，还增加了一批新的工作人员。这样，成立了一个科学活动中心，许多学者曾积极参加过这里的工作。
资金短缺一直使母亲感到忧虑。当时科研人员已增加很多，不算机械师和实验员，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就将近有四十名。由于他们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大量著作。居里实验室和巴斯德实验室在生物学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这两家实验室后来合并成镭学院。
科研人员中有不少外国人。玛丽 · 居里把接收外国科学院机构派来的学者来实验室工作当作是自己的义务，这就提高了法国在世界科学界中的地位。一些学者来到法国，准备用几个月的时间了解放射化学或放射测量技术，而另一些人则要待上好几年，以便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他们中的许多人，现正在自己国家的高等学校中任教。在居里实验室工作过的学者，有来自25个不同民族的人，而在1933年一年中就有17个民族的学者。
玛丽 · 居里克服了重重困难。1914年前，她成功地提取了数量可观的两克镭。后来，母亲将这两克镭，连同1921年美国妇女捐赠的一克镭都献给了居里实验室。为了获得稀有的放射性元素，如镭D、针、锕和镤，母亲进行了孜孜不倦的努力。不少实业家给了她珍贵的帮助，向她提供了含有这些元素的工厂下脚料或者按她的指点对这些下脚料进行了技术加工。后来，在母亲的努力下，在阿尔居伊成立了居里实验室的车间，对原料进行大规模的化学加工。
这些放射性物质被用来进行许多物理和化学实验。有了大量的钋才使弗烈德里克 · 约里奥和我完成了发现中子和人工放射现象的研究。由于工作中与锕的化合物接触，使佩丽能在1939年发现了87号元素的第一种同位素，并命名为钫。
给玛丽 · 居里晚年带来喜悦的是她所领导的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取得了可喜的成就：1929年罗森布鲁马发现了射线的精细结构；1932年弗烈德里克 · 约里奥和我发现了中子，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33年，对正电子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1934年初终于发现了一些人工放射性元素。我丈夫和我对这些发现感到高兴，因为这些发现是对比埃尔和玛丽 · 居里工作的出色补充。
使我母亲感到欣慰的想法是，我们夫妇俩人中很可能会有一个人来领导她所创立的实验室。当时，我们并没有预料到我们俩会各自领导一个实验室的工作并在科研工作中分工负责。
尽管我母亲要花很多时间来从事实验室的领导工作和讲课，但她总是自己亲自动手进行科学研究。她花了很大精力来研究某些化学课题，特别是研究从含锕的镧系元素中浓缩出锕来的方法，同时进行精确的物理测定。她一直关注着科学的发展，作些书目提要笔记，对读过的著作或详或简地作些内容提要，有时也记下对某些问题的思考细节。她通常挑选的是数字题。她常常征求朗之万的意见，曾与他就相对论和运用概率论计算问题作过长时间的交谈。
玛丽 · 居里还积极参加在法国和国外组织的各种会议和各种科学委员会。她曾好几次参加索尔维会议。到布鲁塞尔来参加这个大会的有三十来名杰出的科学家，他们一起讨论当前理化方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她曾经是镭样品委员会的成员。她总是兴致勃勃地参加该委员会所进行的放射性的测定和分类工作。1921年她自己制成了国际上第一个镭的样品，并亲自监督检查准备发送到其他国家度量衡单位去的复制样品。
母亲还是国联知识合作委员会会员，并定期参加该会会议，在会上发表与科学发展有关的演说。特别是用了很大篇幅论述“科学的特性”。无论是比埃尔 · 居里还是玛丽 · 居里，他们都从未想过要获得制镭法的专利。母亲认为一个科学家不应该使自己享有某种特权，但她也认为，如果一个科学家的发明创造给社会带来很大好处，那么这样的科学家再也不应该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工作。1926年她向国际奖学金组织建议把奖学金用于科学研究。但是，由于国联的实际活动范围太窄，她的关于保护科学特点及合理使用国际奖学金的建议没有得到实际采纳。
玛丽 · 居里一直担心的是科学工作者的生活资料很难得到保障。享受奖学金的人数是不多的，而且奖学金的数目总是不够。一位富裕的美国女人——卡内基夫人向母亲赠送了一份礼物。对此，母亲感到很高兴，她把它用来帮助本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为了适当提高对实验室的开支和支付科学工作者的工资，让 · 佩韩曾提出了一项动议，母亲对此也很感兴趣。让 · 佩韩经常邀请母亲陪他一起去拜访部长们或议员们。这样做似乎可以提高他自己的身价，而玛丽 · 居里也总是在这种对她自己息息相关的事情上乐意帮他的忙。经过他们的一番努力，终于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学会，后来改名为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其主要任务是从经济方面来支持科研工作，如支付科研费用和支付研究人员的工资。战后，弗烈德利克 · 约里奥曾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担任了一年的主任工作。他为改善科学家以及科技人员的状况，也为扩大实验室资金来源作了许多工作。
有趣的是，玛丽 · 居里1926年在关于国际奖学金问题的呈文中提出的思想，后来在让 · 佩韩和弗烈德利克 · 约里奥的努力下终于在法国得到了实现。
玛丽 · 居里希望她自己的实验室不仅成为一个大型研究中心，也一直希望实验室的房间能光线充'足、宽敞舒适，使人在里面工作起来感到愉快、舒服。她要求在附近空地上盖一座研究所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她还是立即让人在实验室周围的空地上和居里实验室跟巴斯德实验室之间一块不大的空地上种植了一排排的树木。每年的春天和秋天，科学研究人员经常在房前的花园里聚会，一起探讨问题。我母亲经常走出工作间，走上平台，倚着栏杆，跟他们一起讨论。只要天气晴朗，科学工作者还经常在花园里举行各种集会。他们摆上桌子，桌子上放着花的照片和糕点，用实验室的烧杯喝茶水。这种有意义的聚会相传下来一直保持到现在。大家聚会的另一个地点更是别致，它就在楼梯旁边，离玛丽 · 居里工作室不远的大门边。有一段时间，他们经常在那儿举行即兴聚会，有的站着，有的坐在楼梯的台阶上，讨论当前科研工作的问题。后来，这种方式不太时兴了，但聚会没有完全取消。
虽然我母亲研究工作十分繁忙，但她的兴趣不仅局限于科学问题上。她年轻的时候读过很多书，也经常去参加音乐会。她也积极参加波兰爱国青年为反对沙皇压迫而进行的斗争。后来在法国她对政治事件越来越少过问。她很乐意听取我祖父欧仁 · 居里的意见。祖父思想开朗，反对宗教，是一个自由思想者。例如：在审判德雷福斯案时，我祖父立即表示了这样的观点：“这又是军人干的蠢事，自己干了后又不想承认”。我们全家都同意这一看法。社会上曾展开了热烈的辩论。过了很久，这一案件的真相才被公众所了解。
1914~1918年的战争结束后，波兰恢复了独立，这给母亲带来了巨大的喜悦，同时她又意识到可能给将来造成的危险。因此，她支持成立一个包括波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巴尔干国家的联盟，俄占区和德占区的波兰人曾经受到过极其残酷的压迫，而在奥地利统治的那部分波兰领土上，人民对政府还算满意。从这一角度上说，大家对奥地利还不是嫉恶如仇。
在某些问题上，我母亲的观点是毫不妥协的。例如：她认为妇女应该享受同男子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当时由于害怕僧侣主义的影响，在妇女享有选举权的问题上，法国的各左派组织中也众说纷纭，而母亲坚定地主张必须在这方面进行改革。她对于社会的不公平，浪费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现象感到深恶痛绝。那种认为由于销售困难，因而可以销毁粮食或咖啡的说法，母亲认为是一种邪说。她特别痛恨高额的军事贷款，因为它浪费了各国很大一部分资金，也有害于各国的发展。她不相信用武力可以维持和平，也不赞成扩军政策，不管这种政策以什么理由为根据。她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的程度要看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遗憾的是，法国并没有达到这一标准所要求的高度。
母亲在《比埃尔 · 居里传》—书中这样写道：“对学者的天赋和他们对人类作出的辉煌业绩，我们的社会给他们什么奖赏呢？他们为社会服务而献身，但是否都具备劳动所必需的手段呢？他们的生活是否得到了保障呢？比埃尔 · 居里和其他许多人的例子说明，情况并非如此，他们往往要为解决日常工作中的忧虑和困难而过早地消耗自己的青春和精力”。
“我们这个贪得无厌地追求发财致富的社会根本不懂科学的价值，不知道科学是社会和人民最宝贵的财富，是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更加美好的基础。现在不管是市政当局还是私人慷慨募捐都没有给予科学必不可少的支持，使科学研究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效用”。
与比埃尔 · 居里一样，我母亲也曾希望科学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从而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将科学用于破坏目的，她认为是玷污科学。任何政治方面的原因都不能成为可以使用原子弹的理由。
母亲对我有十分强烈的影响，我非常爱我的母亲，从心底里尊敬她。我在整个童年时代，一直认为母亲是世界上完美无缺的人。但是我更像我父亲对待母亲一样，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即使有时我同母亲有些观点上不一致，我跟母亲仍非常谈得来。在我整个思想形成过程中，我祖父欧仁 · 居里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我对于政治和宗教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受母亲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受祖父的影响。我母亲是不信教的。她有时对我们说：“现在我教育你们不信教。将来，等你们长大了，如果你们自己愿意的话，也可去信仰你们认为合适的宗教。”祖父是一位老自由思想者，他甚至没有带自己的儿子去教堂接受洗礼，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事。假如自己的两个儿子将来去信教，那他一定是无法理解也不会相信的。虽然我尊重人们的信仰，但我也有同样的看法。如果我孩子的观点与我有天壤之别，那我就不可能与他们在一起亲密无间地相处。
我相信，在某些政治问题上，祖父的观点很可能跟我现在的观点一样，因为我观点的依据就是祖父教给我的一些基本原则。我母亲的思想并不这样简单。我曾常常考虑，要是母亲还活着，她对目前发生的各种事件将会持什么态度，对此我也很难找出答案。例如，母亲对西班牙革命曾表示极大的同情和赞扬，这不只是因为母亲支持社会进步，而且还因为当时西班牙革命没有使用暴力。1931年4月母亲应西班牙政府的邀请，到了西班牙。她在给我的来信中说：“我们接触到的社会各界都为年轻的共和国而感到高兴。青年人和很多老年人对未来的信心是很感动人的。我衷心祝愿他们如愿以偿”。在法西斯反动派发动血腥的西班牙内战之前，母亲就去世了。毫无疑问，要是她还活着，她会把这些法西斯分子看作是罪犯。但她是否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西班牙共和国对这些法西斯分子采取更果断的手段，那么情况就会变得更好些，对于这一点，我就说不准了。对具体利益的追求，如果违背了自己所确认的基本原则，那就在母亲身上不起任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