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生物学领域经常爆发的争论往往带有意识形态和各个学术流派的色彩，然而，根本性的问题难道不在别的地方？

要想以几句话筒述十年中动物界和古生物界如此广阔的领域的研究成果是难以做到的。每个科学工作者或者教授当然能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然而我相信，本文讲述的某些课题和研究工作较好地代表了这个被探索的领域的主要线索。

人类古生物学的课题

化石的发现是零零星星的，多少带有些偶然性，有时却被认为是惊人的。与之相反，脊椎动物的古生物学是一门正在循序渐进的科学，它是坚韧的耐性和长久的努力的结晶。在许多新近的进步中，让我们仅举出中生代的小哺乳动物的例子。长久以来，对这些种类繁多自三迭纪前就出现的原始哺乳动物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现在就总结它们的进化过程恐怕为时过早，然而技术上的进步（用自动分离法根据在浓稠液体中不同的悬浮高度来收集骨头和牙齿），已带来了切实的跃进。Nancy地区最近的漂亮的发现就能很好说明这一进步（D. Sigogneau，Russell，C. R. Acad. Sc. D. 287，991，1978）。由于国际科学组织的密切合作，脊椎古生动物学相对地说发展得很好，法国的研究在此领域似乎占据着光荣的地位。

在东非（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取得了人类古生物学的最惊人的发现。在人类与南方古猿的关系、人类的界线，这些发展所允许的在时间方面的退化……上述种种方面，其结果都同样令人吃惊。然而正相反，从科学这个角度看，许多深入的问题远未获得澄清。具有巨大差别的各派研究方法以及争相出现的各类发现，都很难加以评价。因为学术报告通常以十分简短而原始的形式写成，这就令人难以综合总结。最后，由于人类古生物学与其他人类科学在课题与研究目标方面不可避免的相互接近，当然带来了认识论上的特殊困难。人种是起源于一个地方还是许多地方（在争论中这点引起了政治意识形态与各种学派的强烈反响）；人类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史前考古学、人类学、人种学等学科之间在原理上的复杂关系，这一切都给人类古生物学这门学科带来十分特殊的混乱。

某些领域由于应用了新的方法而具有其特色。如古微生物学利用扫描显微镜、古生物学利用精细分析的方法，这种特色在几个前沿得到进展。首先，它改良了“分子化石”。“分子化石”并不是化石，有时只是前寒武纪有机活动的沉积物的遗迹，它与古植物学的某些工作相联系。其次，它有助于发现在化石本身生物化学的遗迹并将其进行分类（例如在鱼类或爬行动物的骨头里，化验是否存在脂类的胶原质胺类衍生物等），以期发现不同的、已经绝种的生命的分子的遗迹。

不能将定义十分清楚的古生化学和与之截然不同、然而其研究结果又与古生物学联系十分紧密的学科——生物化学发展史（分子发展史）相混淆。后者的研究对象是现有的种类。事实上，人们借助于某些假设能推断出某些大分子的精确构造，它们的“亲缘关系”，以及这些带有特征的分子分裂为不同的子系的大致年代。将这进化比较生物学和形态学（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以及生物地理学相对照比'较，就构成了古生物学的一个新的有力工具。这几年它进展很快，而且我们必须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它获得新的成功。

是否必须成为Cladiste的信徒？

从最近古生物学和动物学的发现所得到的学术上的革命并不如在方法论上所得到的大。后者提高了这些发现的价值。进化论、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的经典证据允许这样客观地区分动物界与植物界而保留其一贯性。然而，为了建立化石与现存种类的可信的繁衍历史及其亲缘关系，以法国学者W. Hennig的思想为基础的学派形成了。该学者的思想是力图根据一种严格的方法建立发展史，而其弱点与K. Popper的某些哲学观点一致，长期以来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样的发展史一经建立，分类学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尽管只是暂时和在形式上的。这些思想传播了开来，并给分类学的理论带来了不寻常的革新。然而有两支学派反对Hennig的信徒——Cladiste，这就是以Phénéticiens为一方——他们擅长于数学分类学（其中各类生命惟以其共同特征的数目进行分类）；以《经典》学派为另一方——他们坚持Mayer和Simpson的《新分类学》，特别适宜于解决在建立进化关系和分类时所提出的问题。《分类的动物学》杂志突出地反映了激烈的论战。争论最终离开了学说的领域，每一方都开始了大量的实际工作。法国的科学组织虽然很迟才加入论战，却对此并非不感兴趣。Cladiste主义是否真如其诽谤者所渲染的那样只是一种幻想？只消不怀成见地看看它对新一代研究者的影响便不难判断它不乏魅力。当然，古生物学的真正方法论在理论上趋于完善的前景无疑还没能看得清楚，然而，难道Cladiste主义没有带来具有无穷的和促进作用的影响吗？

形态科学   法国是否产生了危机？

在“进化生物学（Biologie évolutive）”这一名词下，美国方便地将许多有关生物的学科以形态学（包括动物学、功能解剖学、比较解剖学、生物分类学等等）为基础，归在一起。上述所有学科都发展得生气勃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在这一领域在法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原因是缺乏明确的目标，特别是十多年来在这领域中所使用的方法无论在相对还是绝对价值上都不断衰退。

当然，由于某些方面的惊人的发现和对公众的吸引，如爬行类、人类、化石等方面，比起某些十分邻近的学科，古生物学保持着一种引人注目的良好的形象，是一门在多方面均获圆满成功的领域。然而，她最终不是完全与其他构成进化生物学这门学科的形态学学科全然无关的，而形态学学科正遭受致命的衰退。很清楚，所有这些学科谁都离不开谁，因为它们事实上构成生物学研究的各个不同侧面。生物学的研究在整体的层次上看是“居中”的，既不是研究群落（生态学），又不是研究分子（生物化学）。

历史地看，对自然的研究开始了其整体层次的居中阶段——形态学与解剖学。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一切都清楚了。在这些领域里不再有什么可做了。相反，人们能够开始尖端的研究。比如：功能解剖学或古生物学就既非生态学又非生物化学。

古生物学的和谐的发展，进一步说，进化生物学的发展，要求同时给所有的形成生命和集团的整体层次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以合理的地位：从生物群落到个体、组织、器官、分子。无论对科研还是教学，这一点都是很清楚的。现在正是应该最终有所觉悟的时候了。

[La Recherche1979年5月10卷100期537 ~ 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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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大学六分校校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