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译自第15届国际科学史会议文集（1978年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次会议是在1977年8月11 ~ 19日在美国爱丁堡举行的，讨论的主题是：“科学进展对人类的意义”。本文是第一个专题《科学和人类价值》的第一篇文章。

李约瑟博士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的征象，给今天的社会带来一些什么问题呢？在西方，科学已经像中世纪的宗教一样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这一方面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同时在资本主义下也助长了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精神堕落以至于个人自由的丧失。科学的物质力量增长的同时，却引起了精神方面的危机。因此，甚至出现了“反科学运动”它不仅谴责科学的社会后果，并进而怀疑科学是不是人类认识客观真理的有效途径。这样，它就把科学的社会后果和认识作用这两个不同的问题混淆起来了。

文章结尾部分，李约瑟表达了这样一种期望：用东方传统哲学，包括伦理学在内，来解决西方科学所面临的认识危机和社会危机。

首先，请允许我引用Jean Houston最近关于科学又成了神话的一段描述：

我盘问了一群天主教女孩子，才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当时我正在一所女子教会学院教书。我说：“姑娘们，我就要举出一些印象来，请告诉我，什么打动了你，什么使你神魂颠倒。”我先说了“圣母马丽亚”，没有反应。我又提到“圣心节”、“天使报喜节”，还没有反应。这时我说了“脱氧核糖核酸”，许多女孩子紧张起来；接着我说出“核糖核酸”，她们呼吸急促起来。我又说“星系际星云”，顿时响起一片合唱似的“噢——哦”声——众所周知，这是现代礼拜仪式中的祈祷语“阿门”的对应词。你要是想知道应答祈祷的全文，那就是：“诚心所原，金石为开，阿门”。就是这次对照实验，使我看到了当代神话的起源。*

这只是今天人们对科学一般看法的一个侧面。说科学家已取代中世纪教士的位置，正充当着人类的圣人贤士、占星术士和领路人，早已是老生常谈，不足为奇。这种看法已泛滥到这种地步：所有的书店竟一概出售科学幻想小说，常常成为许多人的唯一读物，成为我们自己的镜像，我们的恐惧和希望，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里甚至常常成为极端吓人，也故意用来吓人的东西。由此成千上万的人开始对科学和科学带来的各种蛮横专制、冷酷无情的尖端技术感到厌恶，不仅是对将来，对此时此地的一切也一样。由此出现了反科学、“反文化”的运动。

Theodore Roszak在他的《反文化运动的形成》和《废墟的末日》**两本书里，举出了年轻人对科学不再入迷的某些最说明问题的原因。他和青年人一起反对近代科学，因为科学已导致罪恶的、极权主义的和没有人性的社会后果。他们不满足于把这一切只归罪于技术的滥用；他们对科学本身作了深刻的批判。他们攻击“客观认识的神话”，他们憎恶把观察者与自然现象分隔开来的“挑拨离间的二分法”，他们还揭露了“令人厌恶的等级制度”，它把观察者晋升为只要能使思想明白就不惜恣意曲解自然——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的审判官。当然，他们也感到科学助长了一种“刻板规定”，即科学要尽可能推动各种知识的应用，不管是否有益于人类，是否能够保护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这样，科学世界观被指责为纯理智的利己主义典型，它的全部活动都是冷漠无情的。科学管理方法似乎不只用于自然界，“科学化的文化”似乎还打算用以奴役人类自身。有许多人类控制技术，诸如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系统分析、信息控制、人事管理、市场和促动因素研究、个人及人类社会的数字化等等。总之，技术统治论是不可抗拒的，高贵的统治者对自然控制得越是全面，他们对个人行为也可能控制得越严。

从培根时代起，科学方法的实质已发生异化。从观察者与外在世界之间的绝对差别讲，既没有友谊，也没有私人间的亲密，也没有什么强烈的眷恋或寄托。什么也抑制不了人的理解力，以及根据理解充分进行操作和利用的能力。人们尽可以反对科学的“冷漠无情”，但是没有某种所谓超然态度，就永远不可能产生科学的医学。同样，科学的反对者也不能否认科学的实用价值：药理知识确实可以消炎祛病；空气动力学和热力学知识，确实可以使人飞上天空。目前，反科学运动正处于进退维谷，因为它很难使人类重返科学以前愚昧无知的幼年时期，但对于不断应用科学知识所带来的一切，又确实有理由深感不安甚或满腔愤怒，并对未来充满恐惧。

我认为反科学运动的真正含义是：确信科学不能作为人类经验唯一有效的形式。其实这是哲学家多年来一直探索的问题，人类经验的各种形式，宗教、美学、历史、哲学以及科学，早已作了许多综合述评。当Roszak否认科学客观性是真理的唯一可靠源泉时，当他说“我们必须准备把真理看作是一种多维经验”时，他也暗示了这一点。

整个的反科学运动的兴起是由于我们西方文明的两个特点：一是人们确信科学方法是洞察和领悟宇宙奥秘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二是人们又认为把科学成果用于为私人资本主义利润服务的掠夺技术是十分正当的。前一个信念作为一种半自觉的假设，虽然是少数职业科学家提出的，却得到了绝大多数的支持；而它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往往大大超越了宗教传统礼仪和伦理道德的约束能力，引起了私人关系中惊人的冷漠无情和麻木不仁。资本主义世界的大生产技术，也是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受到无拘无束地并行发展和效仿的技术，确实给发达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这一切，又是以他们的精神堕落、自由受到限制和手段日趋奸诈以及有害无益的控制作为代价的。

现在，让我们转向这个问题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侧面。即使是在一个相当平衡的人类社会里——在这里，自然科学始终受到剑桥称之为“道德科学”的东西以及诸如宗教和美学等其它人类经验形式所平衡着，人类在处理由应用科学摆到人类面前、并将随时间的推移而进一步摆到人类面前的几乎令人难以容忍的伦理（道德）选择时，也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反文化的青年人由于不得不进行这种选择而感到激愤，但是无论他们还是我们都不能回到原始时代的“无知天堂”。当然从来就没有什么天堂，因为科学的真正使命就是要引导我们摆脱古代的恐惧、禁忌、迷信等野蛮状态。然而，单凭科学永远也达不到向往之乡。当前，对应用科学的控制可能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人们甚至怀疑，对最精辟的社会论述，如阶级斗争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就不属于这个基本问题。

毫无疑问，自从发现火以来，人类一直面对这个问题，但今天已威胁人类的生存。举世皆知核动力和核武器的破坏力，所以，即使像处理核电站放射性废物这类表面上很简单的问题，对于那些担心科学的社会责任的人，也像梦魇一样的可怕。如今，数学技术几乎成了危险行当，“人工智能”可能问世，可能造出大型计算机及其巨大的信息贮存能力和检索能力，这些更使人头晕目眩，不知所措。个人自由已难保全，孩子们接受活的老师教育的权利即将被剥夺，当电子计算机用于“防务”时，全人类安全可能由于某种电故障或机械故障而受到严重威胁。

生物学和医学可能发生的一切至少也具有挑战性。我的专业背景自然而然地使我密切追踪它们的发展。使之振兴的最重要领域之一就是遗传工程学，这是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面临即将获得繁殖和不育的绝对控制权的时刻。不久我们将掌握控制人类胎儿性别的方法。这以后，整批的绝育问题可能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多年来围绕着避孕和流产的问题，一直在进行着剧烈的道德之争；对于可在分娩前很久诊断出严重畸形胎儿的新胎儿学以及只适用于婚后不孕的受精，也提出了类似问题。法律的考虑和变化正远远落后于实际可能发生的一切，比如建立精子存贮库问题，其中的精子是从体格健壮或智力突出的捐献者得来的，但他们可能比受体子宫年长几代。

此外，既然我们已知含有制造每一新的人类机体指令的脱氧核糖核酸分子化学结构和编码，就极有可能对遗传物质进行干预了。这是用于分子水平的生物工程学，可导入一种全新的染色体，或去除另一种染色体。还可以用混合细胞核代替受精卵原有细胞核的方法，造出前所未有的混血儿。这一切看来还只是遥远的前景，需要巨额资金，但把基因（遗传单位）从一些细菌转移到另一些却已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某种病毒能选出基因纳入细菌核系。如果真能制成一种抗抗菌素菌株，并且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到全世界，大批毁灭人类，那又怎么办呢？最近在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一项自我克制的法令，这些领域工作的科学家们一致同意，至少在还不具备更多的安全设备和安全保障的实验室时，应暂时中止这种实验。这说明，确实是一种真正的危险。还有一种极有吸引力的可能前景正在人类面前展开，即把有利于固氮菌共生的基因注入植物，就像今天的豆科作物那样。如果也能对主要农作物谷类这样做，那简直就是赠给人类一份像火一样的厚礼。粮食生产这种难以估量的增长，又会对人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医学也向人类提出了难以解答的难题。攻克了移植不耐的难关，使器官移植剧增。毫无疑问，外科医师总有一天会有办法建立品类齐全的人体器官备件库。但移植研究还要大大深入，因为某些死亡的病毒能使组织粘合。现已有可能对不同种类的动物进行杂糅，因而可以用动物组织粘合人的组织。这一切又将带来什么呢？有的病例医疗费用极其昂贵，需要精密的医疗器械，比如用以渗析血液、并在肾功能衰竭时继续维持人的生命的肾机。这时也会出现伦理学问题：由谁来决定谁有权享用这些供应不足的高级技术呢？

再者，人们还进行了大量工作，研究人卵在试管里受精培养至胚胞阶段，然后输入子宫继续发育至分娩。Aldous Huxley在他的著名小说《勇敢的新世界》中想象，把全能分裂球分离出来，再造出许多低级人类的复制品来。这不是完全不可能。当然，还有其它一些方法可作用于此类“无性系”。例如，可用成熟细胞核取代卵细胞核，从而创造出整群具有完全相同的遗传因子的个体单位。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任何人都有权保持其个性不可剥夺吗？这就是浮士德所陷入的困境，而青年人则怀疑他们是否知道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我还可以讲很多，但已经很清楚，迄今为止人类还从未遇到过像今天的物理 - 化学科学和生物科学强加于他们的如此可怕的伦理学问题。谁也不清楚，西方世界传统的伦理，连同它那些大本大本的道德神学和决疑法著作，是否就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最好武器呢？显然不能靠它们。就是在科学领域中人们也不清楚，西方哲学传统的思想方式能否胜任这些亚原子世界里发生的非同寻常的惊人事件呢？当然，确实也有像Odagiri Mizuho这样一批人，他们正在表明：佛教哲学可以给核物理学家以巨大帮助，而这是不可能单独产生于西方思想的。

另一位核物理学家Fritjof Capra，尤其是在他的《物理学之“道”》一书中，最近也在鼓吹起上述见解。他的主要论据是：现代亚原子物理学已清楚表明，实在已完全超出于一切普通语言，这一点早就为古代中国和印度的道家和佛学家直观地发现了。在亚原子世界中，时间和空间概念，物质客体可分性观念、对因果性的一般理解，统统失去了意义。质量和能量可以相互转换，辐射“不完全”是波，也“不完全”是粒子，时间不是均匀地流逝，变化总是本质上也把观察者包括在内，精确的预测是不可能的。两极对立与其说是对抗的不如说是互补的，粒子既可以毁坏又毁坏不了，物质既是连续的又是间断的，客体与其说是处于永恒运动中自发动态模式的实体，不如说是相关事件。实在超越于存在和非存在。因此不足为怪，老子和庄周的思想、易经（变易之书）奇特的分类法以及禅宗的顿悟吸引了许多人的心，尤其是年轻一代。唯一未得到回答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克服丁无数困难——建造巨型回旋加速器，不辞千辛万苦追踪强子、电子、光子等及气泡室中类似物的踪迹——才得出的结论，古代和中世纪印度和中国的思想家们怎么能够如此接近呢？当然，猜测是一回事，证明则是另一回事。没有现代科学，上述的一切就不可能完成。

需要说明的是，许多人十分合理地担忧应用科学对西方的控制，却一直没有认识到东方早就存在一种灿烂的文化，两千年来它虽然从未得到超自然法令的支持，却培育了一种强有力的伦理体系。我想，这可能就是中国文化奉献给世界的无价之宝。几乎中国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都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正义和正直则直接由它导出我们西方人可能称之为“灵光”的行为。灵光，也许就是照亮每个来到世间的人们的凡夫之光。让男男女女在年轻的时候都能受到正当的教育，并生活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中，这样的社会能使人们内在的最好品质充分显露出来！

当时中国人认为，伦理道德产生于内部，是内在的和固有的，不是像摩西十诫那样由神命强加给他们的。应该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忠实于他们的这种主义，他们今天把它解释为无私地为他人、为人民服务。这正是我要讲的第二个基本点。世界正在寻找一种坚决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道德观，一种这样的人道主义道德观，它可以证明反对一切丧失人性的社会控制的发明是正当，一种这样的道德观，人类可以根据它来平心静气地判断什么才是应该采纳的最好道路，而不管自然科学赋予人类的空前能力所提出的大量令人惊慌失措的伦理选择怎样。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听听儒家和墨家的圣人以及道家和法家的高见吧。当然，我们不能期望从他们那里听得到他们想也没有想到的技术所带来的伦理选择的具体忠告。同样，我们也不能拘泥于他们在古代封建社会或中世纪封建官僚社会考虑问题的思想方法——时代毕竟在前进！问题是他们的精神，他们那摆脱一切超然因素并能够使人类社会组织日趋完善的人性本善的不朽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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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械头脑以外》，P. Flry和M. Long编，悉尼，1977年，第132页。

**《反文化运动的形成；关于技术统治论社会及其青年反对派》，纽约，1968年；伦敦，1971年。《废墟的末日；政治和后工业社会的超然地位》，纽约、伦敦，1972 ~ 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