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哲学家们普遍认为,人和动物是显然不同的,因为人有理性。当生物学与哲学结合以后,就出现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观点。
我正在千方百计地探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在有关理性中,究竟是什么东西引起了我们如此的重视?使我们如此尊敬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当I. Kant提出“理性是唯一可以和值得引起人们重视的东西”时,他的话竟会如此地令人信服?我们不要以为这仅仅是由于小聪明而提出的观点。显然在这个观点中包含着一种不受干扰的道理。否则,计算机也能使人聪明,然而除非是深陷于错误的人们才会由于感情上判断上的误会而去崇拜尊敬它。
现在我认为对于理性有两个要素:聪明和统一性。在统一性方面,我希望能有这样一个角色,在整个表现过程中,它有着一种坚固的、有力的能预先考虑到后果的系统。这第二个要素是首要条件,而不是附加条件。对于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推断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需要这样。但是统一性仅仅是一种有着巨大价值的东西,对于我们所欣赏的这种认识,给予重视显然是应该的。对于人来说,统一性是不被干扰的。
在N. Tinbergen所著《银鸥的世界》—书中,有两幅特别的图片说明。其中一幅是一只正在憩息的鸥,它闭着眼睛,折拢了翅膀,它显示出一种愚昧的极大的满足。在它脚旁的一只空巢里,由于寒冷所有的蛋都已经冻坏了。有些生物学家用搬掉这些蛋的办法来观察这种动物,究竟是要自己的蛋呢还是急于去照料它的巢?另一幅图片比较值得注意,画面上有一只蛎鹬正试着想在一只畸形的蛋顶上栖息。这只蛋比它自己的蛋来得大,它竟无视自己的蛋和另一只相当大的可供它选择的鸥蛋。实际上这是一只假蛋,它是科学家用来测试鸟的辨别能力的。这仅仅是很多例子中的两个,它们说明了动物判别天然差别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一旦外界有干扰时,动物是多么容易上当啊!显然对于银鸥来说,照顾自己的巢要比照顾蛋来得更积极些;而蛎鹬却是真的爱它的蛋。假如周围没有试验者布置好这样的环境来测试它们,那么它们的蛋还是留在巢中,蛋也全是有效的,它们的这种缺点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对于机敏的鸥来说,对那些发生变化了的蛋既不作艰难的选择也不抑制自己美妙的幻想,那只蛎鹬显然是从心底里珍爱着它们,直到有一天它终于发觉了一只蛋的实质为止。
这种动物所喜爱的特大的蛋被称为超常态的刺激物。在那种境况中,动物竭力想得到它所需的东西,但是它又希望能得到比它所需的更多一些。事实上当时它连最微小的要阻止自己这种欲望的想法也没有。这与超过吃东西的分量是不一样的,饥饿时若吃得过多将会自行停止。而鸥喜欢超需的蛋,这种愿望却是不由自身控制的,这必须由外界来调节。它们的主人甚至无法知晓什么时候它们已得到了足够的好东西。
我们会认为,这是很可悲的,异乎寻常的,但是当然没有任何生物会像“人类”那样去想,它们同人类是不搭界的。
然而真的不搭界吗?在我们中间有这样一些人终日无节制地沉湎于巧克力,提精神的饮料,驾驶快速的小汽车、赌博、消耗钱财、比赛、殴斗以及在电视中观看“世界小姐”等等之中,借以消磨时间排除烦恼,他们难道就不需要从那些不幸的银鸥和蛎鹬身上学到一些什么东西吗?
巧克力糖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对于水果食用者来说,甜味可以起到提供选择的作用,因为它使得生物都喜欢拿成熟的但不腐烂的水果。在荒野地里,任何甜的东西都是稀罕的,因此甜果实是不可能长存的,动物也就很难吃到甜的东西。而人就不同了,由于迷恋于巧克力糖,不少人的牙齿就有蛀蚀的危险,体型也将有发胖的可怕趋势。
这些迷恋于巧克力糖的人的欲望是和生物学研究相对立的,它们之间是不平衡的。现在还没有人能创造出一种具有完全平衡的本能,可靠的思维系统的机器,如同人们所想象的理想的生物一样。而今“世界小姐”(世界各地每年选出的美女)们又为“精神上的不平衡”这种病增加了一种新的症状。这种症状是由纯粹的视觉和臆断所构成,并不通过任何实际的触觉。患有这种病的人是非常不安,神思恍惚的。当然这种“观淫癖”还不至于把患者引导到更坏的地方去,这在本质上和鸥的问题没什么不同。这就是我理解为一种由于局部刺激所引起的独特的“激烈”的情感——一种区别于迟缓的感情。我们的一个部分被单调的劳动所占有,这就激励起我们除憩息之外的一种感情,但我们的本性却使我们仍然像一个整体似地适应运转。
当然我们可以用严厉地压制这些与我们的目的相对抗的兴趣的方法来对待冲突,或者是努力使它们中的某一种占优势。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试着克服各种欲望,因为我们毕竟不同于银鸥和蛎鹬。我们可以看到正在进行的活动的实质,虽然我们经常会感到对于它,我们并不能做任何事情来加以挽救。当刺激物比较微小和孤立时,这种“冲动”可以用一些办法减弱,但仍不能使它根本消除。最近我在报纸上看到两封措词激烈的信,它反映了人们要求小规模取缔的愿望——一个吸烟者反对登香烟广告,另一个超级商场的顾客则反对把糖果堆放在柜台上以吸引人们注意。尽管这些作者都说他们是非常诚恳的,然而他们绝不会真和质朴的农民一样,他们想保护的仅仅是他们自己。我认为他们所企求的“保护”的对立面就是“危害”,而这种“危害”却并不是由吸烟和吃糖所造成的后果。(“你怎么竟敢使我反对自己呢?”)或许这仅仅是对广泛登广告的首次反对,而它确实已过分地刺激了我们城市的面目——“停止使我处于冲突之中吧!”
精神上的诱惑
一种内心的冲突总是使人处于混乱和不安,并常以某种方法给人导致灾难,我们经常会有一个部分被诱骗,我们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通常把这种类似的诱惑用于“上饵法”。)我们能感觉到我们的本能要求。我们应当设法解脱自己,去弄懂什么东西应由我们继续下去,并且承担和控制它,而这样做就需要“统一性”。
那么,是这种“感觉”形成了生物学中的“意识”吗?Bishop Joseph Butler,这位十八世纪早期的有名望有道德的哲学家是这样论述此问题的:
“设想有一只没有理性的动物被食饵所诱惑上了钩,而被杀死了。这无疑是由于它的不良的本性控制了它,使它要去满足自己的食欲。在它的体格和这种行动之中存在着一种和谐的一致,因为它的这种行动是自然的。但假如是一个人,他预知了这种潜在的危险,他为了一种暂时的满足,仍然猛冲进这个圈套。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放纵了自己强烈的欲望,像没有理性的动物一样去干了。那时就在人性和这种行为之间出现了一种不平衡的倾向。诸如此类的行为是和人的本性绝不相容的,人性是最严格和最合适的辨别标准。”
对于人来说,Butler的话确实是对的。如果一个有记忆力的人,他的智力并不去用于识别圈套,如果他没有中枢,没有策略,如果他不愿意在有关培养自己的连贯性和兴趣方面作任何尝试,而听任自己发展为行动去行动的盲目倾向,那么任何有修养的人都将指责他是错误的。我们自己大概也会说,这些人有一些医学上的不健全,我们往往把它称作注意力不集中。当然我们一定可以说他是没有理性的。即使是深奥微妙的“没有方针的方针”,这种讲法也没有例外。可能这些人也有一些指导原则,但那仅是局部的。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真正有知识的,所以任何错误都可能发生。一种在有可靠的选择结局时随机应变的政策仍然是政策,但它在别处必须是不变的。人格的统一性并不是一种随意的额外之物,它是一种需要。人类必须有一个组织,遵循一种方针,并保持连贯性。而这其中的每一种都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已。它不可能像一个珊瑚群那样分裂成几个一堆的小块。没有一种更好的特性,能超出思想的火车。——这就是我所以要说这是一种智力条件的缘故,它不能反过来。任何时候,完全的解体部是难以想象的,但局部的分解状况却是相当普遍的。在一些大的方面,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具有很好的品格,这些方面我们是注意到了,但对另一些细小的方面,我们却很少注意到它。
Butler认为,如果我们能反映出我们的本性,如果我们注意到观察各种物体的动机并向中枢加以叙述,那么我们就将可以判断它们。——因为我们的人性反射中心有一种自然的权威,能够进行判断。“当它有理时,给予它支持;当它有明显的权威时,则给予它力量,这样它将可以绝对地统治世界”。它,“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由人这样一种生物来管理”。
Butler就把“它”称作“良心”,而不是“理智”。这就造成一些人误解了他的意思,因为他把“良心”和“理智”都“人格化”了。他把“良心”看作是比“理智”更简单,会带来更大灾难的东西,并认为“良心”不过是“偏见的声音一个不负责任的专制主”。Butler想方设法地避免使人们造成这种把“良心”人格化的错误。他反复地解释,他不希望把“良心”讲成是不可理解的神谕或是一种直觉,它只是在我们自己的神经中枢里的一种反应能力。以它作为标准,我们可以对各种各样的行为和要求作出判断,并表示对它们的赞同和反对。当然他也没有能力去赋予“良心”人格化。当我们严肃地考虑我们所要做的事和准备反对的东西时,对于我们中的每一个决定者来说,他的“良心”(或者是“反映”)将给予他能力。
关于“良心”,我们很难从道德法则上找寻,因为它是我们自己人性的准则。“你的义务是服从这条法则,这是你人性的准则。”它并不是无中生有强加于你的。它是所有义务中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一条。无论哪一个人都不能毫无自责地违反这条法则,除非他的人性已被腐蚀,他已没有了真正的自尊心。Butler反复地指出,“良心”是不受任何宗教约束的,因为它比它们更重要。它对于无宗教信仰和不信宗教者,还有基督教徒全是一视同仁的。“所有的人在它的法则面前都一律平等”。
当Batler在讲到“良心”以绝对权威的优势压倒其他的一切动机时,人们都被震惊了,因为他们嗅到了政治专制的气味。现在,Butler已指出,某些人希望把良心歪曲成什么东西,他们希望它是一一一一一种偏见,或是一种自高自大的想象——他们这样想。当然这是在“良心说”可能开始之前就下的浅薄的结论。但是Butler讲的良心却是人性的反映。在一场充分的关于“自欺”的讨论中,他使它更为明晰。他指出,把“良心”说成是用来建立个人神谕,这种歪曲完全是错误的,“良心”不等于“自欺”。Butler的提法是和那种歪曲截然不同的。他说“良心”必然要求有行动。如果给予“良心”以哲理性的解释,那么“良心”就是一种特殊的思考形式。在那里,通过分析实际情况而出现了结论。这些结论并不是由于巧合而符合于理论和材料的,它是完全必须和实际的。假如你暗中的“良心”使得你头脑清醒,那么在你的内心深处就会厌恶并拒绝城市议会对你的贿赂。那时,你将遵循着一种特殊的命令——自觉地拒绝那种种引诱。而且这种命令不能被当作和其它动机一样,作为一种纯粹的冲动来加以拒绝,或者甚至和其它兴奋点竞争,并在一刹那取胜或失去依靠它的力量。
如果给予“良心”以心理学角度的解释,Butler正指出了一种混同个体的危险。他讲到,若不知一个人的中枢的价值或拒绝适当的思考是一种衰变。在他的说教“在令人失望的先知特性控制下”中,他注意到一种自欺欺人的宗教的干扰,当他侵犯到它的精神时,他小心地保存着他的职务的责任状。他指责的这个人在敏捷的思考方面已经衰退,像很多被腐蚀的承包人一样。他是受到了极度扰乱的,他拒绝了解他属于什么。Butler在尔后的一次说教中谈论到这种自欺欺人的现象,最后他指责道:“假如人们是不道德的,那么他们变坏有两个途径,而来源于没有精心安排的邪恶的热情胜过了源于平静的幻想的源泉,它败坏了好的本质,毁灭了光明,并且腐蚀了生活的引导者——良心,‘心灵之光’指引我们的路标。”
对于Butler持不同意见的是由于他的主张。Butler认为“良心”是我们感情的构成物,它提供了我们进行反映的原材料。我们开始看到我们进行各种推测想象绝对不是荒谬的,因为我们是生物中的一种。在解释弄清“良心”实质的工作中,Butler的论证确实是始终完符合生物学的。它依赖于器官的功能。他问良心的“作用”是什么?他开始从他称为事实的东西讲起,即人类的趋势,反映我们自己的和其它人的品格,并且断定它,谴责和原谅我们自己和其他人,当我们自己没有达到目的时,我们会感到惭愧。特殊的羞耻影响了他。他简单地问,它的功能是什么?而且他注意到这种一般的有关功能的讨论的强大力量:一个人可能不管他的眼睛使他看到的东西而产生少量的怀疑,他也可能由眼的实践而推论出怀疑眼的科学理论。而遵循内心的感觉,“羞耻”,一个人可能怀疑,“它”正提醒他要预防自己去做可耻的事情,他也可能怀疑到他的眼睛所给予他的行动指导。这种力量来自于羞耻,因此“羞耻心”是我们为适应社会所做的事的一部分。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等于是问,为什么生物都有脚?假如这个明摆的答案是“为了适应生存”,它关系到生物是“使之适应计划”还是“为生存而制订计划”;那种不变的生活将不能与之相称。假如仅仅依赖于一种重要资源的消耗,那对它来说确实后果是很坏的。这正好比人类感到的那种羞耻和更普遍的那种反应力——它们的用途是实践。它们是我们的中枢部分——而不是像附属品或者是鹬鸵(一种不能飞的鸟)的翅膀那样装饰在外表。因此试图忽视它们将是徒劳的,而且这简直是一种破坏。它们是应当被派用场的。Butler在“良心”或者“反映”这个方面提出的意见,引起的争论特别激烈,因为它显示出所计划的状况是如此的一个中枢。假如忽视了非中心的才能,它可能很快就衰退,但是他说:“你们不可能形成一种自然的本性,良心,那么你们就将失去判断力,失去指导方向。”
Butler在人和动物间进行了比较,这无论如何也是太简单了,因为动物也有关联结构。它们不受分离感觉和动机的约束。它们有自己的天性,那当然是按照它们的形式。它们的行动,可以是很好的产生,也可能是违反某些自然法则的。
Butler关于圈套的例子是不对的,事实上,这种特别典型的动物习性,至少也是在昆虫的水平之上。动物们对于超常态刺激物的反应确实是有点被动的,另一方面,那样做的人也会如此的。这单一的刺激迫使它趋于一个单一的,易于预报的习性。假如其它动物的生活都是这样,而人类的生活从来都不是这样,那么这种对比就会是公正的了,但实际上却并不这样。事实上,正像控制有害动物者所极清楚地了解到的那样,动物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能不陷入圈套。它们的天性与其努力十分一致。另一方面,人类却经常陷入圈套。不仅陷入那些他人设下的圈套,而且甚至会中动物的诡计。例如一头负伤的犀牛兜着圈子走,在它踩出的小道上,焦急地等待并袭击跟踪追击它的猎人的时候,或当一头吃人的狮子埋伏在林间的小径上的时候。
复杂的社会联系
每一种动物都有其独特的性情。而系统性的警觉往往是其一部分。我们可以取出George Schaller或Jane Goodall所观察到的生动的群居行为的任何一部分来。每一种动物都根据其爱好而忙碌——安静,高贵的大猩猩求取并交换问候,活泼快乐。开朗的黑猩猩寻求和进行聚会。每一成员都有复杂的社会联系,而且根据各自的特性来发展这些联系。其常规大家都很了解。不管是一类动物的个体或是整体作出什么与其习性相反的行为都会很容易地被有经验的观察者认出。这显示出有什么方面出差错了。
再仔细想一想那些组织得很好的狼吧,对它们来说,照顾狼崽子是一桩重要的事。同样地,爱其朋友和伴侣也是一桩重要的事。(实际上这两者是相合的,成年狼用来显示爱的表示来自对小狼的哺育。)爱是一种主要的动机,像这样的一些强大普遍的动机能轻易地使它们把如饥饿和渴睡那样即时的欲望暂时放在一旁。整个狼群是由于爱结合在一起的。但这种爱也不是盲目地“冲动”,它有其“支柱”,即一个能使其在心情变化的情况下保持稳定的结构。所有的狼都有一些大致被承认的要求。一条发怒或因烦的狼不会就那样地晈另一条狼,它争吵,但它会以一套固定和容易理解的方式发出警告。威胁表示出它的激怒,其对手有时间逃避或屈服。而屈服通常会使寻衅者消除怒气。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是在这阶段可能可以见到一些动机间的冲突,一个动机不一定会必定平静和不受注意地代替另一个。存在着“矛盾心理”,相冲突的态度。占优势的一方抑制住自己不咬对方,但仍然嗥叫并猛扑俯卧的敌手,做出咬和摇撼的动作,在一段时间中,它不愿让失败的一方站立起来,而当失败的一方终于站立起来时,它就将其赶跑。两个动机同时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识别出狼同时具有两者,然而它必须选择一个变为行动。我们都曾做过这件事,这无疑是那种会由此形成一个对个性来说是一个真正中心的情况。我们作出的选择决定着我们正在变成何等样的人。
我们倾向于认为动物并不具有这个问题。实际上它们是有这个问题的,它们所没有的仅仅是我们的经考虑把它解决的那种方法。但是它们仍然有着一种把它解决的方法,那就是通过围绕某种更喜欢的解答而形成它们生活的一种动机结构。如果我们过去不同样地有这个,思考就不可能把我们引向任何方面。
我的论点是,不只是理解力在它发展时被用于这些感情上的冲突。它部分地作为一种处理它们的适应品而发展,因为它们对生命来讲是一个像饥饿那样的十分严重的威胁,是一种比缺少工具更为严重的威胁。情感上的稳定,一个稳健的连续的性格是生存下去所必不可少的。它就像工业技术那样,是十分需要的,而实际上工业技术还要依靠它呢!
(New Scientist 197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