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十年代，西方文明将瓦解于能源枯竭的担忧，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更有可能造成崩溃的原因：能源分配不平等上分散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希望我们回到这个真正事关重大的问题上来，即怎样劝说，以及假如我们劝说无效的话，怎样强迫富足的国家把他们的食物资源、能量储备以及矿物财富与缺乏这种或那种资源的国家分享。假如美国和加拿大割倒了他们的成片的庄稼，假如阿拉伯人决定不开发他们的石油，假如南非洲和津巴布韦停止铬的输出，那么主要的危险将不是贫困，而是战争。前面的道路，至少在短时期内是变得越来越清楚了。这不是追求零增长的幻想，也不是让市场经济在自由交易的狂乱中破裂；这是去谨慎地继续增长，杜绝浪费，保护环境，以及用从未有过的平等去分配增长的产品。

这就是前十年中有关人类状况的最重要的（在我看来）论述：一本叫做《世界未来》的短评集所表达的主题。该书为南萨克森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部出版。（评论见《自然》276卷，第144 ~ 166页；1978年）。《世界未来》是由几个作家一起写的专题论文集，它并没有把一种预言填鸭式地硬塞给读者，而是为读者提供事实并引导（在Marie Johoda的最后一章中带有巧妙的怂恿）他们在四种方案中作出选择：高增长，高平等（一个大蛋糕公平均分）；高增长，低平等（一个大蛋糕富的多得）；低增长，高平等（一个小的蛋糕公平均分）；以及低增长，低平等（一个小的蛋糕富的多占）。Marie Johoda的选择是一个大的蛋糕公平均分。

John Gribbin写了《世界未来》—书的一个节略本，取名为《未来世界》，篇幅大约是原著的一半。他说他写该书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世界未来》对于比较随便的读者来说必然有些可怕。恐怕我不赞同这个原因。有一些争端，无疑这本书讨论的也是其中之一，人们是无力担当得起随随便便的后果的。假如他们不打算花些功夫去读读这本论证缜密又不专深的390页的书，那么他们就没有权利对未来提出什么见解。

但是John Gribbin为什么写这本书，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并且是些很有道理的原因。首先，他尽管不是该研究部的一个成员，但与他们有联系、因而他的书不仅仅是《世界未来》书名颠倒后的改头换面了的重复，它是一个观察家在南萨克森研究工作的反映。第二，他是个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有本领把漫不经心的读者变成认认真真的读者。第三，他已挑出了最佳的方案个大的蛋糕公平分摊，并加入了他自己的观点来集中讨论这一点。因此尽管这本书是《世界未来》的节略，但它是一个有见地的、精选了的节略。

假如你把信心寄于高增长、高平等的可能性，你必须承认高增长的潜力是现存的。Gribbin相信，至少在短时期内确是如此；并且由于这种观点，他受到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发表的报告的支持，报告题为“国际未来”，在去年九月一期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观察家》中摘要发表。世界上已增产了足够的食物，能供给估测的世界人口每天2000千卡以上的饮食——只要这些食物是“在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时间，以他们能够支付的价格得到”的话。

几百万人生活在饥饿线上是由于无能力购买食物，并不是无食物可买。就能量来说，这种情况更为复杂和危险了。Gribbin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可回收的煤的储藏量很大，而真正不祥的问题是保证以我们所需要的方式提供能量。由于经济的严峻要求，电能的需求量将达到顶峰：因为它不能有效地储藏，已经出现了建起发电站只是为了对付高峰时的负载，而（或许稍微有些夸张）让它在等待高峰的到来时闲得无聊。一个全部靠电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可靠的未来方案。因而Gribbin给了（现在看来）常规的回答：我们必须在天然气耗尽，石油供给切断的永久威胁到来之前，制订出一个各种能源相结合的计划，重新启用煤，并用核能、太阳能、风能和植物产品的能量作为补充。而天然气占1974年西方能量供给的21%，石油占1974年能量供给的45%，煤在能量平衡的记载中从1900年的90%跌落到1974年的32%。

谈到高增长的第三个前提一原材料。Gribbin是乐观的，确实比现有的数据得出的判断更为乐观。铝在某些效用中取代铜，玻璃纤维可取代某些金属这确是事实；但是关于寻找某些原材料，例如汞和铅的取代物的问题还是相当棘手的。“用得少些”在此看上去是唯一可行的策略。

Gribbin从这个分析得出结论：“高增长”在短时期内是切实可行的选择。那么这个选择的另一半：“更加平等”究竟如何呢？对此，事实上Gribbin和所有的未来分析家，都被迫在政治科学的朦胧海洋中去推测。粗略地，而且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来看，情况就如下所述：如果没有物质资源从北到南、从富有国到贫穷国的大规模的传输，那么① 对于富国建立高增长就缺乏足够的市场，② 地理政治的紧张状态的日益增长会导致战争。但是为了造成一个从北到南的大规模的传输，北方的富国就必须作出牺牲。如何说服一个国家作出牺牲呢？只要（假如历史曾有过前车之鉴的话）他们所惧怕的事情比要求他们作出的牺牲更坏就行了。在外来威胁下，比如战争时期，人们将忍受艰难的贫困。但当威胁来自于内部——直接由经济和社会体制产生时，我们就恰恰不懂得人们将准备承受什么样的贫困。危险在于：在我们认识到食物和能量的公平分配是（就如卡特总统已徒劳地提醒美国人民的那样）“避免战争的道德手段”之前，就已站在互相厮杀的战争的边缘了。

《世界未来》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对四个方案的讨论，讨论了保守派、改良派和激进派这样一些政治信仰不同的人们是如何来看待从“大蛋糕公平均分”到“小蛋糕富的多得”这一系列方案的。Gribbin对于该三种政治观点对“高增长、高平等”方案产生的相互影响给出了一个较好的概述。他设想了生活在这三种不同风格的政府领导下的“高增长、高平等”世界可能会是什么景象。激进派们将通过革命和一个阶段的专政来达到这种世界。保守派们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他们所得到的一份蛋糕中找到满足而随其自然发展。改良派们则希望利用一个专家治国论者管理经济来造成一个转变，而这种转变又用某种方式（但如何办到？）维护西方民主的传统的自由。在所有那些形式的政府统治下，那种将被婉转地称为“闲散”的失业将会令人畏惧地增多。下面是对于未来研究者最后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如何以二十一世纪的悠闲至上论去取代十九世纪的工作至上论，《世界未来》中的一篇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但还未有人提供一个可信的回答。

[Nature，1980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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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英国Queen's University的名誉校长和Clare collega的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