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理论的价值所在？如何确切地给其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乍看起来，这些问题似乎没有什么重要的政治意义，然而，里根总统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向公众这样讲道：“进化论仅仅，是一种科学理论，一种被科学团体、组织不再认为像过去那样有效的理论。不管怎样，要是决定在学校中讲授这一理论，那我认为，同样应该讲授创世说的圣经。”

有关达尔文主义的教育侵犯宗教自由吗？

也许这个问题在美国是很重要的。最近一宗闹得满城风雨的诉讼案就是一例证明。几个月前，美国圣地亚哥创世学研究中心主任Kelly Segraves抨击了加利福尼亚州。在他看来，目前在公共学校中讲授的进化论形成了一种“宗教”，一种不愿道出其名的“现世宗教”。在这情况下，反复向儿童灌输达尔文主义观点实际上侵犯了宗教自由。所以由起诉者这方责问州政府当局是无可非议的。

5月6日，在萨克拉门托作出的判决对Kelly Segraves极为不利，Irving Perluss法官判决他的起诉是不能成立的。不过圣经的信徒们仍认为该起诉加强了他们的事业。因为，尽管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官拒绝把有关进化论的教学看作是违法的，但还是拟定了一个文件在全州广为传发以提醒教师们防止一切“教条主义”。Kelly Segraves等认为，新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不应作为一种绝对的、无可争议的真理来进行讲授。这是一种假说、一种思辨的解释。特别在向学生讲解人类起源问题时，应防止使他们认为：唯有科学家才知道事物的发展。此观点是与创世说圣经的卫道士们的观点相吻合的。后者的观点是：不能够接受认为进化论的教育可用来证实《创世记》向我们叙说的一切是错误的。

然而，达尔文主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事情的完结，而恰恰相反。事实上，许多美国人表示了对正统进化论的鄙视，一股强大的社会压力正趋向于制止（甚至使之倒退）有关进化论的教育。1980年以来，美国14个州首先发起行动，旨在使圣经论述起源与现代生物学理论同时在学校得到讲授。没有任何官方颁布的法律。但有不少教师承认存在着实际困难。这就提出了十分广泛的问题，涉及到科学、认识论、观念学、教育学乃至经济学。为了对这一点认识得更清楚，在美国文化中追寻顽固而又悠久的反进化论的传统是大有裨益的。

1925年引起轰动的起诉

1914 ~ 1918年的战争后不久，美国许多州（特别是南部地区）为了取消对达尔文主义的公开教育，都采取了措施。发起这个行动的是一些“原教旨主义者”，即不同派别的基督教信徒。他们认为，圣经上所记载的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用一种简单的但不一定十分确切的方式把达尔文的理论通常概括为一句简要的格言：“人类是由猴进化而来”。这句话反映了猴子间的相互斗争，并意味着由冲突而产生的进化结果。

1925年发生在美国田纳西的一宗诉讼案至今仍很有影响，该州曾通过一项法律宣布说：“任何一位大学、师范学校或其他所有的公共学校的教师讲授一种否定在教圣经时所讲的‘上帝创造人类’这个历史的理论都是非法的。同样讲授人类是从低级动物进化而来的理论亦是非法的。”达尔文主义是对宗教的亵渎，对它的宣传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为了领会其社会和政治意义，让我们来听一位牧师的证词：我说的是一位现代主义者，在政府管理中，他是无政府主义者，在科学上，是进化论者，在事务中，是未来主义者，在音乐上，被称为爵士音乐，在宗教上，是无神论者，一位非基督教徒。在这篇短文中，人们可体会到“自由思想”在起作用。为了挑起一场喧闹，迫使立法者让步，一些好事之徒和美国民权联盟着手组织策划了一场起诉。

戴顿的一位年轻教授愿意充当被告。他曾讲授过达尔文主义，是被认为应受谴责的，人们对他进行了指控。一旦这场辩论在大庭广众下进行，就能知道哪一方更有充分的理由……。这场起诉事实上是在1925年7月10日至21日发生的，当时正值人们常说的义卖集市、一些说教者、各种传教士随着大群爱打听的人们及记者群一起相继而来。从开始这场起诉的那天起，戴顿这个地名即刻就名声大噪。这位达尔文主义者John Thomas Scopes受到了一名美国主要律师名叫Clarence Darrow的自由党人的辩护。那些创世主义者的起诉则委托了Jennings Bryon，—位新教徒的代表。他曾三次试图自选进入白宫政界。蒙昧主义的信徒极力反对科学的捍卫者。辩论十分引人入胜。达尔文主义的辩护人Darrow在这场十分特别的舌战中占上风，而Bryon不论怎样也经不起驳斥，这次诉讼后的几天他就去世了。然而、从法律上来创世说信徒们仍是得胜者，John Scopes被宣判为有罪并被判处罚金100美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整个世界都会高兴：创世说信徒们为他们得胜而高兴；进化论者为他们由此而得到更好的宣传，越来越加深人们进化论的追求而高兴。但是1927年1月，美国田纳西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戴顿诉讼案的法官判处罚金是错误的。这就使二大对立派重新寻求出发点。

对进化论者的长期惩罚

许多史学家认为科学胜利了。但另外一些并不很乐观的史学家在追溯已往时，把这场诉讼看作为一次失败或者是一次半失败。一些现象似乎给他们提供了依据。举例来说，大量的教科书被作了修改，以便谨慎地甚至是忐忑不安地阐述进化论者的观点。有时候达尔文主义又彻底销声匿迹了，这种隐退的现象在戴顿事件前就存在着，戴顿事件仅仅是众多的反进化论运动的一次示威。在佛罗里达州以及俄克拉何马州，类似田纳西的法律是从1923年通过的。1924年北卡罗来纳州的政府官员也是根据同样意愿掌事的。

总的来说，1925年以后，这种趋势增强了，达尔文的名字甚至连“进化论”这个词也断然在教科书中消逝了，或者人们非常婉转地使用“发展”这个概念。“新市民生物学”一书曾明确指出：“人类是唯一具有道德与宗教生性的创造物。”在1921年出版的《生物学入门》—书的卷首插画页上有张达尔文的画像，但在1926年的版本上却被书本说明所代替了。几乎就是这样，某些详情细节表明了创世主义者的请愿是有效的。辩论时的粗暴语句日趋缓和，“进化”这个词在禁书目录上不见了，有时候达尔文主义被Hugode Vries在《突变》一文中的理论所取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年，达尔文主义确实又重新活跃。但并没有达到惊人的或影响颇为深远的地步。即使在美国一般比其他地方思想更为开放的北部，达尔文的教科书也没有大量的出售，在南部，西部和大西洋海岸的各州，一切受到“原教旨主义”影响的地区形势仍旧那样糟，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60年，没有事实上的任何进展。战后的大部分教科书是战前那些书的再版本。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这些地区的学校所用的书、作品不是由专业生物学者撰写的，而是一些非生物学教师所撰写的。一般来说，可以想象科学家与这些教育问题不联系在一起是相当重要的，而且南部的各州还经常采取使指责更加重的诉讼程序。所使用的教材要由州府加以集中再选用。总而言之，商业性的因素在起作用。这真是对命运的嘲弄，因为南部地区毫无疑问由于它得天独厚的农业，而成为格外吸引人的大市场，也正是这样，该地区对生物学教育的呼声特别强烈。鉴于有这么众多的支持者，就可理解出版商在选择何种理论出版物上所表现出的小心翼翼了。

人造卫星救助了美国生物学家

史学家们仿佛一致认为：是人造卫星间接地激起了进化论教育的再兴。1957年苏联成功地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这一胜利给美国整个社会和政府首脑震动非常之大。毫无疑问，科学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重要。为了使美国在科学技术上重新获得领先地位，在政策上加强努力是刻不容缓的了。为此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特别是发动掀起了十分必要非常强烈的教育运动。大量工作组相继建立并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的资助。除了数学和物理学研究组外，生物学研究院也闻风而动。在科罗拉多大学，一个研究组计划进行“现代生物学必修课”的教学，并很快如愿以偿了。美国全国科学基金会为实现上述计划所提供的资助是不可忽略的：约7百万美元。

从这以后教育家必须把重点放在方法问题及主要对象等方面，而不强调分类和冥思苦想。1963年适用于高中教学的三部教材出版了，它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内容（细胞学，生态学，分子分析），然而都同属一个进化论范畴。“现代生物学必修课”认为：进化论的观点是现代生物学的链和脉络。

1961年，还是在这些教材试用期间就出现了抵制抗议的倾向。在佛罗里达州Dade County地区，地方政府查禁了被认为是违法的用以翻印的图解。但这项计划的发起人仍较乐观。直到最终出版这些教材期间，相继发生了更大的事件，在新墨西哥州，州教育署要求在教材的封面内侧写上：进化论是一种纯理论（而不是事实）。在得克萨斯州，Lemmons教士（天主教的）向州长呼吁：这些书中所讲的只是从这端到那端的进化而已，也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观点，应该拒绝接受。另一位反对者在给Connally州长的信中写道：对肯尼迪总统的谋杀以及曾发生的对他本人的谋杀企图都是无神论者的个人行为，现在不是使得克萨斯州遭受进化论无神观点教育使局势更恶化的时候。1964年10月Lemmons教士和他的同僚们增加了压力，但这三本教材最终还是被准许出版了。由于作了某些修改，使其消除了具有进化论独断的危险。虽然遇到了这些困难，这三本教材及其他有关这门课的教材仍差不多在一半高中生中传播。最初Dorothy Nelkin认为主要障碍是某些教师工作能力之差。但是受激烈斗争的影响也是一种因素。在加利福尼亚和其他—些地区，创世说信徒们继续不断地提出抗议。从法律的观点来看，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因为在1968年美国最高法院曾宣布所有反进化论的法律，都是违反宪法的。作出这个判决是以宪法的第一个修正案为依据的。这个修正案保证把宗教同国家分开。然而原教旨主义者却另有对策，他们请求在各方面与进化论“平分秋色”。

创世说和进化论：两种平等的理论

原理十分简明：进化论仅仅是千万条理论之一，因此，考虑到公正和平衡，在教育时间上给予创世说圣经与进化论“平分秋色”是完全正常的，也就是一半对一半……。每每谈到达尔文主义时应该用相同的时间来评论《创世记》。那种说科学的捍卫者认为该要求过分的苛刻的说法是无益于事的。社会科学教育课程的开设曾经又一次给创世说信徒们自我表现的机会，有关该课程的主题思想也曾于1963年发表过。用“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目的是向学生揭示社会局势的多变性从而促使他们多思忖宗教、家庭、凶杀等在社会中的作用。联邦政府曾设想这个教育计划题为：“人类一个值得研究的课程”。举例来说，它是讲解“人类和动物往往有类似的行为”。它试图使人们弄清楚为什么Netsilik爱斯基摩人一直顽固地保持着出名的不道德行为（如残杀儿童和老人）。一旦这些问题搞清了，任何一个为其所吸引的编辑不会同意承担出版物的任务，因为他们中的一位已这样讲道：“宗教组织也许不会接受进行这样的教育”。由于奉行了这种“平分秋色”的方针，这样的教材才得以在1970年出版。为了这一计划美国全国科学基金会曾一次就花费了巨大的款额：七百万美元以上。直至1974年，该课程教材销路甚好。但它是公然地依赖于进化论的“先决条件”的，因此在许多学校学生的家长对此发起了异常猛烈的进攻。不言而喻，其根本的不满是：这所谓的“社会科学”课程损害了创世说信徒们曾期望教授给其下一代的道德标准。人类研究课指出：“人类如同一种顺从于最低限度的决定论的动物。”它扰乱了学生的精神，把他们引向了对犹太基督教义原则的不信任。如此这般教学法只能把学生拖上“共产主义”的轨道。一些宗教组织和其他政治协会曾对抗议者表示支持。富有说服力的劝告电话不断告诫那些优柔寡断的家长，对仍处于危险之下的孩子要多加谨慎。不仅不少地方当局卷入了这场运动，同样联邦高级法院最后也被限令作出解释。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研究课程计划的经费是由NSF的联邦代理行支付的。这一大规模的无神论运动就被视作是中央政权对一种毫无相关的事务的干涉。从政治上来讲，考虑到许多美国人对地方特权的依恋，这种控诉确是十分严重的。1973年二名共和党的代表（马里兰州和俄亥俄州的）曾这样揭示过：“以往人们一直视为属于家长们的权利被教育制度篡夺了。”

中立，是不现实的幻想

Dorothy Nelkin曾写到这一点：“主张在科学和宗教之间取中立的观点，只是一种幻想——幻想是随意的，但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在信仰科学的同时又主张宗教就必定要产生尖锐的矛盾对立。这点道理很清楚。Dorothy Nelkin还讲道：“和科学完全一样，宗教也力图对现实作一番概述，依靠着它，人类才得以知道自己的命运和周围世界”。当然，冲突不是永恒的，各种暂时的和解，各种“回收、弥补”是可能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这样的事例）。然而，科学也好，宗教也好，都始终具有推动竞争世界看法的危险。对出现的激烈或不激烈的冲突都不必惊奇。如果这样的话，主张科学上中立的幻想只能起到掩饰复杂的局势的作用。尽管如此，这些基督复临论者和浸礼会信徒还是可以根据他们的意愿思考问题。当谈到有关他们的孩子的教育问题时，进化论的教育给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实际又非常重大的问题，该问题大大地越过了认识论的范围。

如果同意此观点的话，那就有必要思忖一下“进化论哲学”，例如，正统的进化论者不承认用“圣迹”所作的解释，在他们的理论思辨中根本不让超自然的东西占有一点位子。在科学上，这种哲学的抉择是十分自然的，它甚至是那些“真正”生物学家所特有的态度的基础。但是，在一场成问题的论争中，这种抉择却是作为一种危险的公式出现（不言明的，要不就是直截了当的）。确实一些基督教徒将就了解这一点，然而，原教旨主义者却确认圣经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即使机械论型的解释在他们看来是令人难以容忍的挑衅也不必感到惊讶。达尔文本人是在被他称为“唯物论的”先决条件下工作的，并且知道他这样做是与某些宗教信念格格不入的。与其说回避前面所主张的中立的幻想，还不如研究一下论争各方的观点。

更直接地说，强调指出受到美国全国科学基金会（NSF）鼓动的生物学必修课程常常是炫耀一种特有的斗争精神是恰当的。即使容许存在一种“纯科学”，但对它作为教学还是应该有所考虑：如何同整个教育学合成一体。对这一点，Dorothy Nelkin也发表了令人感兴趣的见解，例如，他曾这样提出过：对动物行为与人类行为作比较是不言而喻的，生物学的研究应该有助于解决家庭、两性、社会等一系列问题。为了反复教育学生理解科学现象，曾有人请他就鲑鱼的双亲保护与人的双亲保护作比较，并且对这二种群类的成员的残存率作出估价，同时把互助与斗争相提并论。这种教学法是否算是名副其实的中立，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讨论。

科学教育及其他的思想体系信息

至于我本人，我认为过高地估计这种或那种教学法计划的“客观性”恐怕是不够谨慎的，即使这种计划是生物学专家或从事“科学教育”的专家们拟定的。系统地求助于生物学来阐明伦理问题与政治问题，这事实本身就包含着某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无论愿意与否人类研究教育计划宣扬了一种独特的道德观，由于有了人种学、社会学和进化论交叉进行的教育，促使学生选定了一种“相对论”的哲学观（即认为道德意识是任意不定的，受历史影响的，缺乏绝对价值的习俗而已）。从严格的科学观点来看，这种选择完全可能是正确的。不管怎样，这是一种具有很大的社会牵连的选择。表面来看，所传播的信息是富有科学性的，而实质上却是一种未明言的道德教育。

总之，超过了创世论者与进化论者之间论争，常常引起的“别致”的介绍，似乎合乎愿望的。显然，采纳摩尼教这样的观点是引人注目的：从右来说，是最落后，最反动的蒙昧主义的代表；从左来讲，则是正义和进步的胜利者。然而，无论人们对“原教旨主义者”的信仰与动机怎样想，更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由此出现了，问题不仅在于进化论知识的内在价值，而在于一些专家在教育道德和政治等领域内所发挥的实际作用。

对此我们可想道：正是以科学的名义，最尖刻的优生学家和种族主义者证实了（或正在证实）他们所作的社会选择。因而，我们可能都是“创世主义者”……。将来，由于有了生物学作参考，会使我们失去社会选择的权利，并会强加于我们作出别的选择，此类例子举不胜举。因此，Konrad Lorenz断言：“一个特别的使命落到了科学领域。”他还认为：“合格的生物学教育是人们能够建立有关人类以及他与宇宙间相互关系的完美见解的唯一基础。”这是最明确的生物主义：“对人类以及他在宇宙间的地位的足够认识将不由自主地确定我们为之而奋斗的理想。”以Edward0. Wilson为代表的社会生物学家发表了同样的观点。人们告诉我们，只有生物学家能够指导人类，并向其揭示生活的意义。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熟虑。与“中立”的幻想提倡的截然相反，科学的社会作用提出了许多关键性的问题；许多我们尚没认识的而将要解决的问题。

[La Becherche，1981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