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附言] 为了便于读者从各个侧面了解奇异功能问题在国外的情况，本期刊登了“尤利 · 盖勒事件”。这篇文章是从英国《新科学家》杂志1974年的《尤利 · 盖勒与科学》特辑中编译的，原作者是Jose Ph Hanlon博士。
盖勒其人
尤利 · 盖勒（Uri Geller）本是一个以色列青年，1976年时，他在一个少年夏令营里当辅导员，他所管的孩子中有一个叫希皮（Shipi）的，他和希皮及其姐姐罕娜（Hannah）相处得极好，且尤利很快就与希皮成了莫逆之交。据科学家普哈里希（Andrija Puharich）说，首先劝尤利去表演的是希皮，以后普哈里希就带他到美国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研究所、加利福尼亚州的戈达德宇航中心、英国伦敦的伯克贝克大学和其它研究中心做了表演，而希皮与他一起前往，且几乎每次表演都在场。首先企图对盖勒进行科学试验的是斯坦福研究所（SRI）（该所原是由斯坦福大学为进行军事研究而成立的，六十年代受到学生的坚决反对后，名义上与该大学分开，从事合同研究）。由两个激光物理学家普特霍夫（Hal Puthoff）和塔格（Russell Targ）主持的。他们不仅拍摄了盖勒实验的影片，还为盖勒的表演录了像。约在1972 ~ 1974年间，盖勒多次出现在英、美的电视上。由于他是以科学的名义出现的，因此远比一般的魔术更为引人，遂使盖勒成了轰动世界的人物。
这位以色列青年据说有世人从未看到过的最惊人的奇异功能，甚至连一些科学家也说，他能靠精神的力量不接触金属调羹就使它断裂，能“读”出别人的思想，能“看”到密封盒子里的东西，而且能使物体现形和隐形。带他到美国和英国去表演、并写了《尤利》一书（1974年初由W. H. Allen书社出版了）的普哈里希说，盖勒完成了连炼金术士们也感到困惑不解的工作，还说、他能与飞碟通信，并用他的精神力量将物体传送了几千哩远。
所有这些现象都是由盖勒本身的特性支配的。他流露着诚实和孩童般的稚气，且讨人喜欢，因此使人实在欢喜和相信他。对他的信任感更为他很高的失败率而加强，他经常显得不能完成他所尝试的事情，因此当他一旦成功时就感到由衷地高兴。而且他是个完美无缺的演员，早在以色列时就已是一个美男子和登台表演了。
盖勒个性的另一方面是他活力过人和不停运动。每次与新闻界和朋友们小型聚会时、他总是在台子间奔来奔去，常常将一样东西先是丢掉，以后又突然捡起，因此在任何人能够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就已突然地将钥匙或调羹弄弯了。
普特霍夫无疑地相信盖勒。这是因为有一次他与盖勒同车沿公路行驶时，向盖勒询问关于飞碟的事情，盖勒说他可以证明他是从飞碟那里学到本领，随即没有接触任何东西就使轿车停了下来。
究竟看到了什么
另一个问题是，即使有经验的观察者也往往误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星期天新闻》的科学记者西尔科克（Bryan Silcock）1973年11月20日报道说：“昨天在驰向伦敦机场的一辆出租汽车上，尤利 · 盖勒恰恰在没有碰到我办公台的极其坚固的钥匙的情况下使它变弯了，当时这把钥匙分明握在摄影师沃顿（Bryan Wharton）的手心里。”
但在下一个星期天（12月2日），西尔科克在最关键的两点上承认了错误：盖勒抚摸过那个钥匙，而实际猜它已弯曲时是在沃顿的手里。他写道“…经过仔细思考后，我不得不承认某种骗术也许是可能的，……也许盖勒起初拿到钥匙时就分散了我们的注意而将钥匙弄弯了。”
不光记者们有这一问题，有教养的科学家们也同样如此。盖勒和普哈里希1973年6月8日在世界上高级研究中心之贝尔实验所做了一次盖勒最拿手的表演：复制了纸袋中的一张图画。他一直强调纸袋是封好的，而他预先从未看过里面的图画。台维森（Charles Davidson）所写的贝尔的报告也说“套了两个密封袋”，并报告盖勒的复制图很准确。但实际上套封套的穆尔（F. Richard Moore）1974年1月告诉我，图画实际上是放在大型线扣信封里，不是密封。穆尔还承认，图画是应盖勒的要求而匆忙画好的，据料当时盖勒在隔壁办公室电话机旁，因此盖勒可能采用了几种魔术师的手法（包括偷偷张望和打开纸袋查看）中的任何一种。但贝尔的报告却暗示两者都是不可能的。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魔术技巧的例子是1973年12月29日由道格拉斯（Mike Douglas）主持在CBS电视台播放的节目。在这一节目中，电视演播的参加者和也许有几百万之多的电视观众相信他们看到了盖勒在电视中弯曲了一根钉子。我仔细观察了这一节目的录像，看到的是在盖勒面前的台子上有几个钉子，他用右手捡起一个递给了道格拉斯，并用特写镜头表明它确实是直的。以后盖勒又用左手捡起一个，是拿着钉子下部，并用右手从道格拉斯那里拿回第一个钉子，也是拿着它的下部。然后他转向特约演员柯蒂斯（Tony Curtis），请他拿着两根钉子的上部，而盖勒仍然拿着钉子下部摩擦两个钉子，最后他叫柯蒂斯拿去他右手中特写镜头上看到是直的那一个并放下来，盖勒仍然握住左手的钉子下部，然后手指慢慢下降，显示了极靠近上部处有一微小的弯曲。尽管显示了对第一个钉子是直的所作的检查，但观众、柯蒂斯和道格拉斯在盖勒说第二个钉子已经弯曲之前根本没看到它的尖梢部，因此我们没有该钉子原来不弯的证据，也许在给看之前就已用并非奇异的功能弄弯了。
魔术师不服气
很多魔术师认为，盖勒的观察者们注意力的分散和混乱不是偶然的，且他们表演时也总是那样做的。魔术师兰迪（James Randi）（盖勒的一个顽强的反对者）说，在道格拉斯节目后，那天的舞台布景管理人员们告诉他，盖勒指定要他们买一盒10便士的钉子，而且要他们在表演的一小时前将一些钉子用绳子捆成一束。表演前盖勒绕表演室走了多次，因此他很容易从袋中取出一个预先弯好的10便士的钉子，并乘没人注意时将它插入那一束钉子中。
魔术界除少数人外都强烈反对盖勒，认为他也是一个魔术师，只是因为自称有另外某些能力而赚了多得多的钱。职业魔术师也表明能做盖勒的表演（在某些情况下显然是很成功的），赢得了可观的名声和金钱。最后魔术师们注意到，在很多魔术师的注意下，或在魔术师帮助定表演条件时盖勒就不能成功地表演，而且他一直拒绝参加任何有魔术师参加的科学实验（如取消了与《新科学家》合作研究的书面合同）。
不过，正如盖勒1974年5月3日在纽约WNEW电视台的中午节目中所说：“很多事情可以模仿，但那并不意味着我的做法与他们相同。”
盖勒的支持者认为，他年轻，且现在尚未完全控制他的能力，因此不能使事件应命发生或正好在他想发生时发生。他的很高的失败率就是明证——如果他是一个魔术师：他们说，那他将是称心地成功的。
其次，他们认为奇异功能研究的一个重大的困难是整个现象的敏感性，和即使是“好”的试验对象也不能在很多似乎合理的控制条件下进行表演。如果我们承认精神的力量可以产生奇异功能的话，则其它人的精神力量也应能阻止这类事情，因此魔术师和其他强烈反对盖勒的人只要思想上阻止他就可能使他不能表演。米切尔相信“严重的怀疑者和批评家的消极的思想能量会干涉你要研究的过程”，因此这些人应禁止参加关于盖勒现象的科学实验。
为什么假定是奇异功能？
研究盖勒的人首先必须选择，是用正常的假设，还是用奇异的假设？盖勒风度极好，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能不欢喜他，而当他表演时，他真会使你相信他，再加上不管他在哪里表演，周围都疯狂喝彩，因此很容易不自觉地滑到接受奇异功能的解释。很多事情令我吃惊，其中之一是很容易使一些有教养的科学家接受了这一假设，而每次事件总结起来就形成了对盖勒的强烈信念。
但是，至少在正式实验中，科学家们应当遵照奥坎简化原理（Occam's Razor）在较简单的解释行不通之前，非到绝对必要的时候，我们不应当采用较复杂的假设。
对于盖勒，这就意味着在科学家们做出奇异的假设之前，他们必须首先相信这些事件是不能用魔术和心理学来解释的。
我遵循奥坎简化原理研究了大量盖勒现象。虽然由于上述难以获得事件的准确描述，要寻求在一次盖勒事件中真正发生了什么是极其困难的，但我在多得惊人的事件中，感到普通的解释确实比奇异功能说更为可信。而奇异功能说之为人接受，仅仅是因为旁证强烈地信仰盖勒。有两次甚至持奇异功能说的人在他们的描述中已包含了普通的解释。
一个例子是盖勒把普哈里希的相机套从纽约远传到以色列，这是普哈里希在他的《尤利》—书中提到的，而且是盖勒的支持者经常引用的。当普哈里希1974年1月给我解释这件事时，尽管他自己坚信不疑，但一个普通的解释变得更明显了。普哈里希说：“我在纽约有120公斤的设备需带到以色列，因此留下所有多余的东西。……一天我和尤利在死海谈起，我做的笨事中有一件是忘记带我的Super8相机套，它是咖啡色的，锁在我纽约房间里存放设备的专用橱里。大约5个小时后，我们已回到特拉维夫，他去他的寓所，我回我的旅馆，他打电话告诉我‘你谈起过你的相机套，我床上有一个，它是你的吗？’我对他作了说明，而且我说：‘看看里面，在使用期间，里面已有些擦破’，他使我充分相信那是我的相机套。我去盖勒寓所，证实情况确如他所说。就我所知，除了远传6000哩以外，是没法将它弄到这儿的。”怀疑者可能想，如果说盖勒径直到照相机商店买了一个套子，然后照着哈里希电话中的描述对之修饰了一番的解释则更为可信。
另一件类似的描述出现在1972年6月12日的一期德文画报上。报告者把盖勒带到一个开往奇姆努山上的缆车上，并请他使该车停下。中午，这位神秘的人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在一个缆车的吊篮里，他重复地说：“我想那是办不到的”。吊篮悬在空中，但当尤利 · 盖勒注意到了门上支配转向机构的控制盘后，他突然叫道：“我想我能够做到！”然后他绕吊篮又蹦又跳，并不时地改变缆车的方向。
用手弯曲钥匙
但有些人已看出并采纳了普通的解释。曾在纽约WNEW电视台表演过惊险节目的麦卡利斯特（Bob MCAlister）谈起了一次偶然事件，盖勒要一把钥匙，麦卡利斯特给了他一把，“那时我们在管理室外的一个凹室里，盖勒说：‘让我们出去’，我看见他举起钥匙，然后开门时转过身，钥匙移到身前正好低于鼠蹊处，过门时另一只手也摆在那里。…然后走进有很多人的房间，并把钥匙放在一个人的手里，钥匙‘弯曲’了。”但麦卡利斯特说，据料实际是在他走出房间时使它弯曲的。
泰晤士电视制片人狄克逊（Terry Dixon）告诉我1973年12月在纽约拍摄盖勒的情况。狄克逊说，在到达纽约会见盖勒之前两个星期，摄制组每人画了一张画，先封在白信封里，再封在褐信封里，各人在自己的信封上签了名。在盖勒寓所里，给了尤利这一打密封的信封，他一次拿一个。…但最后盖勒说他需要休息很长一段时间。狄克逊建议移到泰晤士旅馆的一个房间去，盖勒同意了，但提出只带他捡出的三个信封，并建议封在一起。据狄克逊讲，这些信封是交给了盖勒的一名助手，而她曾避开泰晤士人员把信封拿出去十多分钟。这样她就有充分的时间用任何一种魔术师的骗术（包括往信封上涂酒精使之透明、拿信封对着强光看、仅打开一角往里面放一小灯泡，或甚至拆开信封再重封等）来看封件。结果在那个饭店的房间里，盖勒成功地画出了其中两幅画（一个主体箱子和一个骰子）的组合。
严格实验条件
所有这些事例有一个特点：盖勒并不是以通常所报道的简单而直接的方式来表演其技能的，倒不如说他只是从某一同伙那里得到了未被人发觉的帮助或采用了一个魔术师在同样情况下所可能使用的特殊手段才得以成功的。但盖勒的支持者会说那全是偶然的巧合，为此值得看看在实验条件严格得足以使他不能施展这些骗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结果。
盖勒最著名的技能之一是将一个物体放在十个很轻的35毫米胶卷铝盒中，盖勒可以一次一个地选出8个空的，最后检出装有那个物体的盒子。他在美国由格里芬（Merv Griffin）主持的电视节目中成功地这样做了。但一些人看到他敲了一下台子，因而能发觉哪个盒子最重。于是在1973年8月1日晚上卡森（Johnny Carson）主持的节目中采取了特殊的预防措施，不许盖勒充分靠近台子和敲击台子或碰到盒子，结果他失败了。
在“午前的纽约”节目中他们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使用了不会受震动的重胶片盒，但盖勒也采取了进一步的对策。魔术师格林菲尔德（Felix Greenfield）报告说一个工作人员在节目于上午7时开始前不久电话告诉他，当他上午5：50到达时盖勒也在那里，且强调在她往盒里摆东西和绕纸带时盖勒在张望。格林菲尔德告诉她也许盖勒会记住摆东西的盒子是怎样包的，建议她重新卷包。她这样做了，而盖勒结果猜错了。
泰晤士电视台小组发现，表演时如果有某一个晓得摆东西的盒子的人在场的话，盖勒同样可以做胶片盒的骗术，它表明盖勒注意了他们的表情。
WNEW的麦卡利斯特谈了他对盖勒其它一些表演所采取的特殊措施。“盖勒说他想做某种大型的试验，如停掉电梯，且他建议到布洛米达尔百货商店去试。但我们新闻部建议去金伯耳。盖勒似乎很狼狈，一面说我必须打个电话就走了。当我到了金伯耳，一个警卫告诉我，你可以在任何一层楼转动一个开关使电梯停下，于是按我的劝告在每个电梯开关处派了一个警卫，结果盖勒未能停掉电梯。”
看到了盖勒欺骗
至少有五个人声称真的看到盖勒欺骗。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假如我f门不相信那些说盖勒创造了奇迹的观察者的报告，我们又怎能确信说他进行了欺骗的人的话呢？但看来至少有一些例子是很有说服力的。
也许最有力的情况是泰晤士录音员麦克雷（Sandy McCrae）的话，他在1974年1月15日的电视上说，他看到盖勒用手弯曲了一个汤勺，但这一事件的全部细节在电视上没有给出，因而有力地支持了他的意见。胶片盒中有10分钟的影片，但标准声带有20分钟。麦克雷认为，调胶片盒时让声带照转是很普通的做法，当摄影师调换胶片盒时，盖勒力图使其他人看他已弄断的餐叉来分散他们的注意，但麦克雷没去看那已断裂的叉，而正好看到盖勒用手而不是凭奇异功能弄弯了一个大汤勺。然后盖勒使人注意弯曲的汤勺，而纪录片立即重新开始拍摄。
制片人狄克逊支持了麦克雷的说法，他说，麦克雷曾是盖勒的强烈信徒，在此事之前他相信盖勒是真诚的。狄克逊也注意到盖勒及其同伙对摄影设备“着魔似地”感兴趣，特别注意调换胶片盒要多长时间。“从前没有一个人对这一情况提出过问题。”
塔格和普特霍夫博士曾申请过资金的一个政府部门请奥勒冈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海曼（Ray Hyman）去看盖勒在SRI的表演。盖勒在1972年12月曾为海曼做了这样的表演：请房间中另一个人在卡片上写个数字，然后让盖勒猜。海曼说“盖勒做了个用手盖住眼睛的样子。但从我那一边很容易地通过他的手指看到了他的眼睛。通过George手臂的运动，我也很容易地看到他写出了数字10。”
海曼还告诉我关于盖勒所做的一次预见（它已由另一个要求不披露姓名的当事人向我证实）：下午4时，盖勒说“疲劳”了并决定回家，大约半小时后，他又突然出现，警告一个在场的人不要按原计划飞回华盛顿，因在吃午饭时他预感到一架飞机要坠毁。有个人打电话给报社，证实了事实上已有一架飞机午饭时在华盛顿坠毁了，而且这一新闻在盖勒离开的半小时中已经见报和广播。
最后，有三个人报告说看到盖勒1973年3月在纽约时报社表演时进行欺骗。《大众摄影》的美术编辑雷洛兹（Charles Reynolds）和魔术师兰迪两人说，他们看到盖勒设法通过要啤酒瓶扳手分散了每个人的注意力后，在他的手中弯曲了一个钥匙，而急欲相信盖勒的一个美术系的研究者奎因（Rita Quinn）在一次画画试验中看到盖勒在他手指缝中偷看。
跨越大西洋的精神感应术
最强烈的印象必然是来自与尤利的亲身接触。我两次看到尤利表演，一次是参加星期六镜报（Sun-day Mirror）举办的跨越大西洋的精神感应试验（1973年12月10 日），一次是在伦敦蒙卡姆饭店（1974年6月19日）。在镜报的试验中，盖勒在纽约通过横跨大西洋的精神感应与镜报办事处联系。在镜报办事处里有安排这次试验的镜报电视编辑戴维斯（Clifford Davis）、市立大学的教授和奇异功能研究协会执委主席埃利森（Arthur Ellison）、《新科学家》杂志社的埃文斯（Christopher Evans）教授、镜报科学编辑贝德福（Ronnie Bedford）、《新科学家》的弗拉纳根（Patricia O'Flanagan）和我本人，以及泰晤士电视小组和大约十几个观众。盖勒的工作人员卡茨（Yasha Katz）和镜报的扬（Sidney Yong）与盖勒在纽约。这项研究持续了近二小时，包括各种试验。卡茨在纽约电话机旁听。在他以后跟我们讨论我们的实验时，他告诉《新科学家》，盖勒最大的成功是感应了一辆汽车的照片。
事实上这一事件并非那么清晰。应我的请求，弗拉纳根提供了一套密封有简单的照片的信封，这些照片只有她一人看过。我选了一个给埃利森教授，请他在伦敦的电话机旁注意看这一照片（是一辆警车和一个警察的照片），力图将它发射给在纽约拿起电话的盖勒。照片发送试验花了33分钟。前一半起初是很长的寂静，接下来是埃利森的鼓励。在第7分时盖勒说“我总是得到三幅图画。”埃利森回答说“你能告诉我那三幅是什么吗？也许其中有一个是符合的。”但盖勒谢绝了、接下来是更长的沉默。最后在20分钟时盖勒说他办不到。但埃利森说“你想告诉我们在我集中注意这幅画时你脑海中涌现的那些图案的任何一点情况吗？”
盖勒说他画了一套东西。第一个是“三个人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底下是白色的东西。”第二个是“某种长的东西。”埃利森立即回话说“很像，是可以讲成某种长的东西。”然后盖勒说它像个动物——一个站在旁边的狗或马。对这一点没有得到进一步的鼓励，于是他转向第三幅画，他把它描述成某种三角形，左边出现一个半圆，“一座山，像山一样，带有某些东西。”最后他说在他脑子里有些词汇：“模型、马、动物、狗、狗、狗。”虽然这没得到埃利森的鼓励，但他继续讲狗，并问房间里某个地方是否有狗的照片。可是房间里确实没有狗的照片，仅只“某种长的东西”从埃利森那里得到了积极的反应。接下来盖勒说三种印象中“最强的一个”是第二幅一个“宽、长和颜色鲜亮的物体”。埃利森回答说“很好。”盖勒然后说出另一组词——台子、鲜花、电话等，但都没受到埃利森的支持。然后在试验进行到28分时，盖勒开始画图，而扬拿起电话描述他的画。扬说它可能是“一辆汽车或一头猪”，它得到了埃利森的有利的反应，然后扬说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儿童玩具种捷克玩具，虽然它很类似一辆汽车或一头猪，但没有轮子，没有腿，像某种圆的东西。”
埃利森说，“太好了，我们可以说一部分成功了。”然后扬又描述盖勒的画说，“一段胖红肠，后部低下来好像是像足，然后向前像是乳房。”埃利森笑了，给出否定的反应。然后盖勒宣布画好了，并问埃利森那照片是什么。
埃利森说那是辆警车，而盖勒声称他已写下“Car（汽车）”一词，虽然前面讲他脑海中的词目时没提起它。后来，他说他已两次写下“Car”一词。
依我看，至少这很难说是一次成功。在埃利森的引导下，他画出某种可以说是动物、汽车、台子、山丘或几乎是任意东西的形状。但最后在通了将近二小时电话后，盖勒做了些说明，似乎“我很高兴我得出了这幅画”。
在我以后问起此事时，埃利森竟直接回答说盖勒事实上是得出了一辆汽车。他称这次试验是“惊人的”，而且指出盖勒“没有说是杯子、树或一个人”。然而盖勒实际上提到人，且他的画可以说是一个杯子，扬就说它可能是一头猪或一辆汽车。但最重要的是，埃利森似乎完全忘记了在整个试验中他给了盖勒多少帮助：他允许盖勒向他提供三种基本的形状，从中他选了一种、然后又引导他画出某种只是模糊正确的东西，最后接受了盖勒实际上正确的陈述。这个例子极好地说明盖勒多么会使人帮助他和期望他成功，甚至会使人报道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
弯曲了钥匙，然而扯破了裤子
我第二次观察尤利表演是1974年6月19日在伦敦蒙卡姆饭店的会客室中。我和编辑狄克逊博士与盖勒在僻静的角落里聊了很长时间，然后尤利提出给我们试验一下他的某些技能。他试图复制我和狄克逊画的图画，但结果每次都“放弃”了，他说在他的“精神屏幕”上看不出清楚的东西，接下来他建议试一下弯曲金属。我把我的房门钥匙给了他，他没有表演成功。
盖勒建议我们移到隔壁一个门旁有几把软椅的餐室里，他继续试图弯曲钥匙。他把钥匙对着倒放的金属底烟灰缸和其它金属物体摩擦，即使在仅有我们三人的情况下也引起高度的混乱，我们时而注意钥匙，时而留意金属凸缘…但仍然没有发生什么异常。最后尤利建议我们移到房角一个低咖啡桌后的沙发上。吩咐狄克逊拿盖勒的夹克衫，盖勒先坐下，我绕桌子绕了一圈才坐下，而狄克逊拿着盖勒的衣服横穿过来，因此我们都没注意观察盖勒，忽然盖勒前倾，两腿迅速分开，以致将他的裤子扯裂。他的两手落在他的前面。
在围绕扯裂的裤子说笑之后，他从钥匙顶端将钥匙大部分握在手中，然后继续努力使它弯曲。但他的手稍微拱起，我清楚看到钥匙已稍微弯曲。突然他说钥匙已经弯了，并慢慢移下他的手露出弯曲的部分，还放在桌面上呈V型和L型放置，以显示它的弯曲。但就我所看到的，其弯曲程度并不比我起初在他手中所看到的更厉害。
我不能确实地说我看清尤利不是用奇异的方法弯曲了我的钥匙，但我可以提供我认为要比尚未搞清的精神力更为可信的解释：依我看最可信的解释是在尤利了解到狄克逊和我当时都不注意的情况下，他把钥匙放在沙发前面的金属横档上（他两手在右边），然后突然向前滑。因为咖啡桌离沙发太近，他很快分开两腿，致使裤子裂开。而钥匙是很容易弄弯的，特别是对于像盖勒那样有手劲的人。
不是实验
我对盖勒的研究有两个重要方面令我吃惊。首先是，我可能详细研究的所有盖勒事件都具有比奇异功能的说法更为可信的普通解释；第二是人们实际上强烈希望收起怀疑而承认盖勒。关于最后一点，我必须承认，我原来也是被盖勒强烈吸引的，我不能不欢喜他和不为他的热情所征服，尽管我本是寻求他的骗人把戏的。
很多人盲目相信盖勒，常常根据极少几次表演就因为自己的主观愿望和盖勒性格所特有的力量而相信他了。事实上，一些自认为客观的科学家现在也作为某种事实来谈论“盖勒效应”。
但是，正如盖勒自己告诉我的那样，“舞台表演不是实验”，因为“我在舞台上的表演是在我的条件下进行的。”只有控制的科学实验才能证明盖勒是否真的具有奇异功能。
如果说有什么教训需要汲取的话，那就是必须将奥坎简化原理作为我们的指导，即我们必须在否决了所有的常理的解释后才考虑奇异功能的假说。
可能是得到科学家帮助的高级骗子
带他到美国去表演的普哈里希是一个医学电子装置专家，他发展了一种可隐藏在一个牙齿中的无线电接收器。因此，设想尤利身上藏有无线电接收器是完全讲得通的，即使不藏在牙齿中，也可以很容易地装在他的头发中或手表内，他可以将它压在颏部收听。如果尤利不被检查的话，这种可能性是无限大的。因为他常常举手理头发和抹脸，没有一个人会注意到他听这种接收器的，而且由于表演时的激动，别人是根本听不到的。
盖勒可能的秘密通讯的办法是，或在实验者抽画的房间里窃听，或是经他的莫逆之交希皮发报，在做试验时，希皮是一直在跟前的，至少在真正的实验时是在实验者旁边的。SRI的资料为这一假说提供了某些支持：在由不愿意接受盖勒的要求和没让希皮参加的第三者进行的几次画画试验中，尤利都回答不出而弃权了。
结论
任何科学研究（包括斯坦福研究所的研究）的最终检验是可能由其它科学家独立地产生同样的结果，正如尤利在1974年1月15日的泰晤士电视纪录片上所说：“在我和科学家们做充分的实验后，不信任将会消除”。但尤利却认为斯坦福研究所的文章的发表就是他需要的科学证据。尤利已撤回了同《新科学家》进行研究的书面合同，而且取消了与纽约布鲁克林的梅穆内德医学中心奇异功能学部的口头协议（梅穆内德小组原很倾向盖勒，但它邀请了魔术师兰迪帮助设置实验条件）。米切尔告诉我，盖勒在斯坦福研究所也“中断了若干许诺”，看来他不想在那里做任何实验了，“虽然我们已得到资金，假如他能在我们可接受的条件下工作的话”。尤利将仅同那些全然不愿议定任何条件的科学家工作。
因此斯坦福研究所的文章也许是我们可能得到的最接近硬科学的证据。但很明显的是，不管他们作为激光物理学家是多么出色，但塔格和普特霍夫博士是抵不过尤利 · 盖勒的。他们在很多事项上疏忽，而且他们的实验忘记了奥坎简化原理——他们没有排除并非奇异的情报传递方式，根据普哈里希的背景，必须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
我并不怀疑斯坦福研究所研究者的诚实，但是科学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往往有很多科学家追求的是他们希望的东西，而不愿多考虑它的反面。由于未来的研究资金明显地取决于他们的成功，由于硬科学的神秘性，它探求的真理与现实已很少有关系，由于科学界很多人在竭力证明他们事先提出的假设的真理，因此盖勒的研究者真诚地相信他的能力是不足为奇的。几个魔术师也告诉我，科学家是好的观众，因为他们太容易被愚弄了。我对盖勒现象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论点，大量旁证证明，尤利 · 盖勒只不过是一个高明的魔术师。
[New Scientist，1974年64卷9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