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技术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性质极为复杂，我们必须有选择地从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基于我们研究小组的特殊兴趣，为明年制定一个研究方略看来是可取的。这个方略包括三个大的研究主题，我们称之为：技术的迫切需要，技术对文化的压力，文化对技术的影响。

主题一：技术的迫切需要

根据以往的研究表明，已经看得很清楚，全球系统中有一些力量在起作用，它们推动技术改革趋向于同一模式。这一发展可以从技术的紧迫需要中看出来，它使得促进技术改革成为必要，以便自己能在世界环境中生存下去。作为结果而发生的需要，促使我们去创造适当的文化条件以适应技术的发展，也因此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

这种通过文化刺激来发展技术的自觉努力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各国所采用的技术政策 · 对技术发展进行调节，当然，还要通过许多不同渠道：如各种研究和发展机构，财政政策，教育机会和鼓励，以及还常常通过精心制定的计划来实现。在这些国家中，这种深深扎根于文化领域里的多样化结构，都能提供技术改革的环境。

这里产生了几个与以上主张有关的问题。即决定你制订何种政策的外部压力达到了何种程度？正在增长的类似的技术发展，证明了外部力量的强大影响。然而还需要更进一步找出各种原因及其支配程度。找一找哪种政策证明是成功的同样也很重要。成功在这里可解释为能够面对技术的紧迫需要而建立起或保持着一个高水平的技术能力。

要研究这些问题，最好去看看那些对技术目标选择问题上的明显例子。在这一点上情报传播就是个很恰当的例子。通讯设施较差的国家，必须依赖外国的情报来源来弥补他们自己的技术能力。在印度和中国这样两个国家中，情报问题是严重的。在技术和文化方略指导下进行的分析比较中将会显示出技术政策和文化遗产的结合，是如何影响着情报传播过程的。

另一个关键研究领域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建立—个可行的电子工业的条件问题上。要使未来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得到发展，重点必须放在电子工业的发展上。在对日本、中国、印度和瑞典的经验进行广泛的分析比较中，有可能发现电子领域里实行技术改革成功的技术政策。借鉴一下近三十年来的国际潮流，回顾一下电子工业的发展情况，也会显示出技术政策与文化的关联，可以发现面对技术的紧迫需要导致成功或失败的各种因素。

主题二：技术对文化的压力

技术被认为既是提高生活水平的手段，同样也是对现实生活方式的威胁。理由是文化的价值已被渗透到各种技术中去了，而且它们之中还包含一种“有机母体”，能促使社会结构对技术发展作出反应并起变化。紧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而来的劳动分工所引起的变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新的劳动分工不但意味着对财富和权力大规模、大幅度的重新分配，还带来了一整套新的文化价值，在人们头脑里鲜明地印上了诸如进步、效率和扩张主义的概念。今天人们已经能够预言，微电子技术的传播——常称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同样会激烈地改变现存的生产模式。随着工业上的大规模自动化的采用，使传统的就业机会减少了，因此，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将会被彻底改革。

许多能归入“现代化”口号下的种种变化，是从外部引进到人们生活中去的。因此，技术改革带来了一种依赖结构，就像以前出现过的情况一样，我们常常能够正确无误地发现这是对生活的一种威胁。技术对文化的压力这个题目将强调在亚洲和欧洲出类拔萃的地区内技术改革的结果，必然会提出这些带普遍性的问题。

以一个不太显著但并不见得就不重要的技术改革的情况为例，如引进现代森林培植技术，就可以显示通过这种努力而使该地区政治经济发生相应的变化。

从工业化以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转变过程，是由引进越来越复杂的技术的推动来完成的。与有关的社会传输工具密切相结合，技术的复杂程度可分为三个阶段。“简单”技术，如用锯子伐木和用马拖运，是由个体农民作为技术的社会传输工具。“集合技术”，如一个纸浆厂需要有个商行作为它的社会传输工具。“技术系统”，如一个铁路网则需要国家介入了。不断增长的技术复杂性的各个发展阶段，就成了在引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后发生变化的动力。

我们说到引进新技术，因为技术改革最明显的影响是技术提供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依存结构。如果从技术的复杂性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传输工具这个角度来检验一下，就会发现有这么一股明显的旨在打破旧的个体或区域自治的历史潮流。

这个研究主题还试图进一步探讨“现代化”这个问题。许多例子表明，由于普遍地依赖西方进口技术，现代化这个概念实际上已成为“西方化”的同义词。看来毫无疑问，随着这种外国技术进口带来了西方社会和文化极大的影响。现代化的努力因此就好像成了一个追求西方化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些影响能否实现现代化？检验一下现代化过程中卷入了多大程度的西方化，以及在技术的冲击下传统结构和价值能保持多高的水平是非常重要的。

主题三：文化对技术的评价

这个主题以变通的观点来看待技术政策，它包括对制定这种政策指导思想的评价。

在讨论技术与社会的关联时产生的最激烈的争论，是由于技术专家主义与大众化运动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产生的。这种紧张关系在整个现代科学史上一直存在着。随着技术政策变得越来越重要，使这个时代的竞争场地无疑地变成了战场。技术专家主义的观点总是强调合理地选择技术政策，合理性在这里可解释为经济效益；与此相反，大众化运动的观点则往往强调理想的、直观的推理。

然而，要想挖一挖技术专家主义与民粹派的根子，必须首先考虑一下它们的不同社会基础。在社会结构极不相同的国家里，如瑞典与印度，相对地说来比较容易找出坚持技术专家主义和其它不同观点的集团来。那些在政府、企业和其它促进技术改革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机构的人——他们特别感到有一股要在这个领域获得成功的压力，都支持技术专家主义；而其它圈子里的人的兴趣就与之相反了。一些深受技术改革损害（如失业等）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将会作其它选择。这些社会阶层绝不是按传统的特权阶层与贫困阶层来划分的。通常党派的偏见往往从某个文化阶层中产生，而技术竞争就直接卷入到社会斗争中去了。

很明显，这三个主题不是相互排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有关它们相互间的关系问题是最有意义的，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研究所有问题。在这个研究方略的结束阶段，根据问题的多元性把我们的工作分成几个容易处理的主题，看来是有益的。

（《隆德技术和文化通讯》，1982年6月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