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的探究路线

（一）态度的变化

在几十年前，现代技术为文明所作的贡献，总的说来还是受到人们热情的承认的。因而，也就没有对技术哲学问题探讨的实际需要。当然，虽也有例外情况，但未引起人们关注。直到二次大战，在艺术家和诗人的直观理解中比在哲学家的理性思维中更多地表现出对现代技术的关注。工业革命以来持续的技术进步似乎证实了人支配自然的理性主义观念和启蒙时代的乐观主义。

近来，这一信念正受到严重挑战，从而也就引起了“增长的极限”的意识与持续增长的传统的观念之间的对立。资源短缺、生态问题和军备竞赛激起了一股愤懑情绪，导致人们对现代技术的猛烈抨击。前不久还被当作救世主来赞颂的同一类型的科学技术，如今却被视若一切人间邪恶的替罪羊。

（二）西方思想史

不过，视技术为“善”和视技术为“恶”的倾向，还不是忽视技术哲学的根本原因。除了具体的历史情况外，还跟西方哲学偏重理论的思想传统有关。技术通常被看作是手艺，或至多不过是科学研究结果的应用，是知识贫乏的活动，不值得哲学研究。哲学从一开始就被规定为从属于理论思维和人们无法改变的思想的领域，因此它就必然与被认为是以直观诀窍为基础的各种实践、技术活动格格不入。

现代科学技术是现时代的主导力量之一，它的智力根源是众所周知的。尽管如此，现代技术还是被人看作“私生子”，只是到很晚才得到哲学家们较为广泛的注意。因此，甚至在1976年的一次哲学会议的小组会上，人们还以怀疑的口吻声称：“技术中有哲学问题吗？”

这并不是说，对技术从未进行过任何的哲学研究。下文将表明，人们在这方面还是做了许多工作的。但是，学术界对技术的哲学探讨，还未形成一个牢固确立的和公认的领域。自从斯柯列莫夫斯基（skolimowski）1968年在《当代哲学概览》中发表的那篇评论以来，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那篇评论第一次正式承认“技术与哲学”这一主题，并把它同其他问题一道作为哲学课题。1968年在维也纳、1973年在瓦尔纳（这次会议突出地表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1978年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最近三次世界哲学大会所提交的有关论文的数量，清楚地反映出对技术哲学问题的兴趣的增长。

二、各种探讨

（一）三个特点

技术哲学研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 尽管有关文献名目繁多，但属于“哲学价值高的著作”一类的，平均只占十分之一。其余的虽然也涉及哲学问题，但主要不是探讨哲学问题的，它们强调的是技术变革过程中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和历史的问题。从不同方面讨论技术管理、科学政策等问题的会议和座谈会越来越多，这也反映了一种注意'分析技术领域的实际问题的趋势。由于这样一种状况，人们不可能在学者们的哲学研究和面向大众的大批一般性著作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这显然妨碍人们对目前的工作做出明确的分类。

2.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许多著作具有尝试性。当前紧迫的具体问题激起人们对这个领域的兴趣，但这些问题也耗费了人们大量的精力，结果探讨特殊问题的著作比比皆是，对哲学基础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却相当少。

3. 深入细致的研究很难得，也有其必然的原因，这就是技术哲学缺乏牢固的哲学传统。在这里，精湛的理论研究方法的启发和创造作用是显见的。由大思想家们和各哲学流派提出的经过反复争论而修改的观点和概念框架为哲学研究提供了出发点，即使对它们持不同见解，研究水平也会高于白手起家的研究。在哲学史上，学者们曾努力探讨过某些问题（唯理论、经验论、先验哲学、现象学、分析哲学）。技术哲学研究却没有这种情况，因此每个研究者必须自己进行探讨。

（二）不同的传统

对技术的明确的哲学研究，起源于欧洲，主要是德国和法国。大约一百年前，卡普（kapp）用人类学的术语论述了他的《技术哲学纲要》（1877），人们一般都认为此书是系统的技术哲学的开端。粗略地说，西德的技术哲学大致有四种倾向：工程科学、存在主义、社会人类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在法国，技术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的历史发展和它与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上。意大利一些作者的著作强调文化人类学及其与哲学传统的联系、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在《哲学与技术研究》第二卷中有所论述；关于科塔宾斯基创立的波兰实践学派的观点，斯柯列莫夫斯基在《波兰的分析哲学》（1967）一书中作了介绍。

几十年前，在美国，未来工业社会的管理问题激起人们对技术的哲学问题的广泛兴趣，虽然并不都是打出“哲学”的旗号来探讨这些问题的。讨论的问题包括技术与价值、技术评论、技术发展的政治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技术哲学大概最接近于一个确定的思想流派了，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已经奠定了基础（如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关于劳动和生产过程的基本观点）。马列主义技术哲学的中心概念是“科学技术革命”，这个术语是贝尔纳（Bernal）在1939年提出的，五十年代被当作对应于西方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自动化、计算机化）的社会主义术语来使用。

1967年在布拉格首次出版的“里奇塔报告”的作者、四十六位捷克学者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革命问题进行了全面而中肯的分析，这部著作是“在批判地探索和深入讨论的气氛中”产生的，它提出“发展生产力的非正统的新方针，……要求进行重大的改革”。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的典型问题是技术方面（提高创造性活动和劳动的效率）和新人形成（社会进步、人的全面发展、新价值观的贯彻）方面的问题。

三、划定领域

（一）两类定义

为了明确讨论对象，最好给“技术”一词和相关概念下个准确的定义。可以区分出两种定义，一种是狭义的，一种是广义的。从狭义上说，技术包括具体的人造物质产品，它们是通过工程方法创造和使用的。这是根据物质世界的变化所下的定义。戴沙沃（Dessauer）在《关于技术的论争》（1956）—书中指出，“技术是最终塑造定型的现实存在和对现实自然界的改造”。图赫尔（Tuchel）觉得有必要明确地提到技术的使用及其后果，因此在《弗 · 戴沙沃的技术哲学》（1964）一书中提出这样的定义：技术是在创造性构思的基础上为了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荽而创造出来的，具有实现特定目标的功能，最终起改造世界作用的一切物品和方法。

汤德尔的定义也表达了同一思想，他认为“技术是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意图为了改造世界而在他的活动中置于自身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东西”。西蒙顿（Simonclon）也认为“技术是介于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东西”。

按更广泛的定义，技术不是被限制在工程学范围内，而是被扩展到任何讲究方法的有效活动。在这种广义的从社会角度下的定义中，马尔库塞（Marcuse）所下的定义也许是最明确的了，他指出“文化、政治和经济以技术为中介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总体，它吞没和排斥一切别的东西”。

如果人们的兴趣完全局限于工程学研究，的确很容易忽视技术的更广泛的问题和现实影响。但是过于广泛的“整体性”技术定义，并不能保证人们正确地理解技术的社会政治意义、因此坚持大多数学者使用的较确切的狭义的定义还是比较合适的，它也更接近“技术”一词的原意，不过决不能无视技术的社会意义，指明现代技术这种无所不包的性质具有启发作用。真正的任务是明确说明技术的工程方面和广义的社会方面的相互影响。马列主义哲学家们也讨论了到底应当将技术主要定义为工程学现象还是定义为社会现象的问题。博林（Bohring）在《在技术上的世界观斗争》—书中综述了马列主义哲学家们的争论，他本人还提出了一个广义的社会方面的定义：“技术是社会存在的一个方面”，不过他又把技术具体规定为“物质手段体系和工艺过程”，这又接近于工程学观点。

（二）一种新哲学？

一个定义还算不上一个明确的研究纲领。在理想的情况下，下一步应当提出某种知识领域图景，列出要研究的题目，并让人们有可能确定特定问题的整个背景。在这个环节上，就产生了传统的哲学范畴对探讨新的技术哲学问题是否适用，抑或应当引入新的更专门的概念这样一个根本问题。

在大量文献中，许多技术哲学问题都是以隐晦的方式来探讨的，作者们并未明确指出其中的哲学问题。在技术哲学中，具体的科学问题（如机器的分类和机器智能）与真正的哲学问题（如行动哲学和心身问题）的交叉格外多。为了揭示出这些问题，必须援用已有的哲学术语，因为它们是迄今为止哲学研究的理解和分析水平的具体体现。

这并不是说单靠移植和运用已有的哲学成果就足以解决技术哲学的问题，因为并没有这掉的哲学成果，任何类型的技术哲学必然会反映一般哲学的当前问题和状况。况且，技术哲学的对象即技术本身是随时间而变化的，人们对各种问题的兴趣也在不断变化。

（三）构造技术哲学的建议

一种基本的区分是由瓦托夫斯基提出的；他在“技术的哲学”一文中按照整体论的、单因素论的、发展的、社会批判的这四种方法论把当前的技术哲学研究分为四类。也许用整体论的和单因素论，发展的和静态的、描述的和规范的这类二分法可以区分这些技术哲学，例如历史研究同发展问题有关，而在系统论方法中静态范畴是主要的。由于这些方面彼此相关，因此哪个方面也不应偏废。

邦格（Bunge）颇为详尽地列举了技术哲学中尚待解决的问题。他把技术定义为按照某种有价值的实践目的用来控制、改造和创造自然的和社会的事物和过程并受科学方法制约的“知识总和”。这个定义是根据对工程学研究的概括提出的，不过它也适用于社会技术。邦格列举了面向实践的不同类型的科学学科，指出它们的前身和近邻，并且讨论了技术的认识论基础（实用主义态度、机会主义的真理观、实在论的认识论）。他谈到技术规划和技术理论的特点（与科学理论相对照），还指出技术的本体论基础（人造物和自然物的区别、人机系统和自动控制系统的特点等），讨论了“技术价值论”（技术知识的价值倾向、技术价值指标）、“技术伦理学”（技术工作者的道德规范）和“技术实践学”（成功和效率的标准）等问题。

罗波尔、麦基，尤其是米切姆等人提出的有理有据的类型学都可以看作是对邦格的简要论述的补充。总的说来，他们十分清晰地勾划了技术哲学的范围。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凭借科学哲学的分析方法并辅以方法论和一般系统论。既然现代技术本身就是科学方法的成就，所以制定这种按照知识、手段和目标来探讨技术哲学问题的概念框架就毫不足怪了。

不过，社会方法的支持者会感到不满。他会指出，元科学以及生产和使用人造物的观点不适用于论证现代技术对于人类未来的重要作用的问题。阿伽西（Agassi）正因为有这样的看法才注意到从技术的物理学问题向技术的社会问题的兴趣转移。

总体上说来，研究领域的知识框架对于确定研究方向是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它们只是提出各种建议。如果注意到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康德等大哲学家和现象学、日常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等新领域的情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一切事情都取决于实现研究纲领的方式。下面将按问题来论述当前讨论的各个题目。

四、科学哲学和方法论

（一）科学与技术

科学与技术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其结果视我们如何看待技术而定、如果把技术视为工程科学，就会缩小这两个领域的差别，朗夫（Rumpf）强调指出了两者的共同特点：它们都进行观察和实验，提出理论，提出关于（通过实验）造成一定条件的方式的陈述 · 他认为唯一的区别是科学强调理论的形成，技术注重实际应用。即使一切技术并不都与科学如此接近，显然这两个领域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问题上也会有一定程度的相互融合。但是技术中有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发明、设计、逐步研制直至投产）在科学中并无与之对应的东西。因此，不能把技术简单地看成是应用科学。

一个有关的论点是自然物和人造物的两分法。作为物理世界的一部分，技术对象和过程在原则上与自然现象并无不同，因为它们都服从相同的物理定律。至于这些技术对象与有机界现象是否有区别，这要看是否可能把生物学还原为物理学。坎基尔海姆（Canguilhem）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他把生物学看作是技术的模式。认为这两种情况都与目的论原理有关，它决定了整个系统的各个部分及其功能。

（二）有效的行动

技术与科学不只是类似和相关的。如同在前科学技术中所了解的，尤其与行动过程是相关的。遵循科塔宾斯基（Kotarbinski）在《实践学》（1965）—书中制定的分析任何一种有效行动的实践学方法，卡彭特研究了有关知识的类型。斯柯列莫夫斯基（Skolimowski）和邦格讨论了技术中的倾向于实用的真理观。齐里尼乌斯基（Zieleniewski）讨论了有效行动原则是否具有先验性的认识论问题。冯 · 赖特（Von Wright）具体分析了实践推理的逻辑结构。他提出的模式与科学解释的覆盖率模式相对应，适用于一切类型的技术活动。米切姆详细讨论了工程师创造活动的系统化（发明的发明）问题。汤德尔则讨论了技术活动的可能性的极限（永动机、光速、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申农信息原理、哥德尔定理、图灵机）。

（三）与认识论的关系

此时，技术哲学不同方面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初看起来，人们会认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研究只可能具有理论意义。但情况并非如此。关于生态学和能源危机的讨论已经提出了能否使科学技术研究采取关心自然的态度问题。朗夫提出的观点表明，科学与技术如何像我们今天所知那样地紧密交织在一起，因为两者都按照预先制定的实践程序，以便借助定量的数学理论来探索物理过程的结构，并通过经验检验来确认。科学技术的“成就”，恰恰是靠这一程序才取得的，这告诉我们，如果寘正想采用根本不同的一种程序，就不得不完全改变迄今为止的科学技术传统（对现有知识和方法的“另一种”运用方式，并不破坏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基础）。

此外，这里也涉及研究政策的问题，问题在于能否通过提供适当资金引导科学技术研究活动，以保证取得预定的“社会有用”效果。西蒙顿等人证明了认识论研究和社会文化问题之间的关系。西蒙顿研究了技术人造物的起源问题，得出结论说，技术与文化的“矛盾”是由于人们错误地理解创造原理和机器的功能而造成的；尽管机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它在人类文化中并未取得合法地位。

五、人脑和机器

（一）计算机方法

人工智能、计算机模拟以及图样识别跟传统哲学问题的关系是显见的。人工机械系统在计算、有目的行为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等方面的本领向从前公认的人机分界线提出了挑战。一般说来，哲学家们的回答是宣称人的本质特点总是计算机所无法模拟的。相反的论点则认为，人类已经取得的成就在过去也被看成是不可能的。确实，关于未来的软件或技术的任何一种先验的说法都是毫无价值的。但是，甚至对已有的成果进行哲学诠释也产生了严重问题。

塞尔（Sayre）是一位意识的行为主义信息处理理论的积极鼓吹者。他分析了计算机与人脑的相似性。塞尔宣称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说，计算机能够行动；它们能从事人的任何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它们有意识能力。他的主要观点是“只有能从事有目的活动的系统才能说是有意识的。”坎佩尔（Campbell）和罗森堡（Rosenberg）则论证说，塞尔关于机器意识的说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冈德森（Gunderson）指出对“机器能否思维”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人们赋予有关基本概念的意义，而且不能被归入传统的心身问题。

（二）哲学批判

哲学论证，还不能完全正面说明大脑的抗编程序特性。迄今为止所讨论的问题包括机器的工具性问题。罗宾逊（Robinson）认为“机器的特点之一是，建造或制造它是为某种有用的功能和目的服务的……，说一台机器在聪明地行事只是说它正恰如其分地发挥功能。”他还进一步论证说，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情况都被说成是有目的的：一种是指某人能使用某物，拿它作工具，赋予它一种目的；在其他意义上，它是指所使用的物、仪器、工具或机器。他唯恐自动机会成为聪明、忠诚、驯服和自觉的劳动者的楷模。威尔克斯（Wilks）反驳他时指出，人和机器'其实总是相互利用的，因此都是有目的的主体。”

琼斯（Jones）对认为机器具有知识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的看法是“能够意识到一个事实的#在物是那种能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关于这一事实的知识的存在物”。由于机器没有意愿，所以它不能利用信息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它不能像人运用自己的知识那样支配通过它的信息”。与人脑的抗编程序性的智力特点有关的问题是能否创造一种与人在机体组织、行为及其他可观察到的各方面无法区分而又是非智慧的有机体。

德莱福斯（Dreyfus）的《计算机不能做什么》（1972）—书在有些地方对认为用计算机模拟人的理性特征并无极限的乐观主义进行了实质性的哲学批判。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显见的：“了解计算机智能的限度会使我们知道某些关于人类智能的特征和程度，所需要的无非是对人工思维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