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琼斯 · 索尔克（Jonas Salk）由于发明了脊髓灰质炎疫苗而名扬四海，开始进行他认为是最重要的实验——在La Jolla建造一所生物研究所，让那些富有建树的科学家们在这里可以自由地思考和工作并使之氏为创造性的熔炉。

30年过去了，显而易见索尔克研究所并没有成为像素尔克原先所想的那样成为科学的圣殿，而仅在生物科学，特别是在免疫学、分子生物学和神经科学方面成为具有领导性地位的研究机构。实际上，由于存在着种种艰难，索尔克研究所正面临着严峻的抉择。

多年来，索尔克研究所科研人员一直利用联邦政府所提供的经费进行科研，没有与所在地圣地亚哥地方上的社团组织建立起强有力地筹集资金的纽带关系。因此，该研究所科研经费紧张，同时还面临着实验场所不足、缺乏容易得到的廉价劳动力——研究生的问题。

的确，研究所筹集资金的烦恼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1970年其经费处于灾难性的困难之中，以至于管理部门不得不雇佣一名有经验的经理来应付当时的局面，他是前曼哈顿工程物理学家弗里德 · 克 · 德 · 霍夫雷（Frederic de Hoffmann），他曾在圣地亚哥建造了通用原子实验室。当德 · 霍夫曼接管索尔克研究所时，该所仅有20万美元经费，他采取了每周四日工作的办法以减少工资费用。那种研究科学与人类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设想荡然无存了。在这里德 · 霍夫曼制定的计划类似于普通研究机构，并着手筹集资金确保其生存。索尔克教授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弗朗西斯 · 克里克（Francis Crick）回忆道：“德 · 霍夫曼多么顺利地得到有名科学家的支持和赞助，使之渡过难关。”

在德 · 霍夫曼领导下，许多享有名望的著名科学家包括克里克、杜尔贝克、罗杰 · 吉耶曼（Roger Guillemin），和罗伯特 · 霍莉（Robert Holley）成为研究所拥有宏大的实验室和充足资源的主要人物。德 · 霍夫曼尽量不干扰他们的工作，使他们集中精力进行研究，因此他们大多数人受益于这种环境。杜尔贝克和吉耶曼正是在这里所作的工作而获诺贝尔奖金的。研究所拥有47名富有实力的一流科学家，他们的大多数论文被其它科学家们引用，这方面的记录仅次于冷泉港。

杜尔贝克的工作风格与德 · 霍夫曼截然相反，领导的独裁制由议会制所取代，他鼓励研究人员与17名负责委员签约，其范围涉及到管理人员到普通的工作人员。由选举产生的科研委员会参与所里主要问题的决策，两名科研人员安排在索尔克理事会。索尔克研究机构每年预算为3400万美元，其中2/3经费来源于联邦政府（90%来源于全国健康研究机构），在所雇用的500名人员中，有哲学博士200名，但是其现有经费仅有250万美元，而冷泉港分子生物实验室，它雇用的人员少于索尔克研究所（共有人员155名，其中哲学博士130名），而现有资金却为索尔克研究所的2倍。克里克说：“像这样的研究所并没有足够的资本同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女学的研究机构相抗衡。”

去年，索尔克科研人员T作得很出色，像往常一样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申请204万美元的经费，排行居第76位，超过许多较大的研究机构如：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和新英格兰医学中心医院等。科研人员担忧得到这些经费正变得十分困难，更有甚者给索尔克科研人员的美元数降低了12~14%，而此时他们的消耗费用却在上升。

迈克尔 · 麦克恩（Michael Mckeown），一位年青科研人员从事果蝇发育的研究，为学术委员会成员，他说：“青年人主要担心经费的长期稳定性，我怀疑NIH的信誉，NIH经费越紧张，你们的申请就越会遭到更多不幸的否决，这并不意味着你们所申科研项目不是真正地科学”。

只有那些获得研究经费的人才能留下来工作。因为索尔克研究所既没有资助、国家基金、医院收入和学费也无其它经费来源去支付那些没有得到经费的科研人员的工资（刚入研究所的年轻科研人员的短期保险金除外）。另一个问题是缺乏足够的研究生毕业的实验人员，部分原因是博士后取代了这部分人的缘故，从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学生中寻找实验人员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方法，但是最近该校生物系停办了，仅允许具有副教授职称的10名索尔克科研人员有雇用其学生的资格。

许多索尔克科研人员尤其是年轻人正在感受到实'验场所不足所带来的苦恼，随着新增人员地不断增加，早在80年代中期就填满科研设备的两幢大楼里更加显得实验场所的异常紧张。

杜尔贝克认为他们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常说道：“我的判断是一切事情会进行得很好”。他的乐观主义是基于一个多角战略方针，其目标之一是改善与周围社团的关系以获得筹集资金的目的。在索尔克研究所，6月份开会是一大景观，杜尔贝克邀请大约100名有影响的社会团体成员到研究所来，他和埃克哈要花费一个晚上的时间告诉他们这个研究所的运行状况、研究方向和新实验室的规划以取得他们了解和经济资助。杜尔贝克提出加强研究所与工业的取系，是个有争议的设想，他认为在90年代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将逐步从依靠政府投资转向依靠工业投资。肯尼思 · 克里文通（Kenneth Klivington）主管科研计划的所长助理说：“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学术研究机构经费的前途正转向依靠于工业。”但是有些科研人员对此表示担忧。罗 · 伊万（Ron Evan）是索尔克研究所年轻一代的新秀，从事类固醇受体基因调控研究、学术委员会成员和理事会成员，他说：“我们并不喜欢跳到大公司的温床上去，因为它一定会影响我们的科研方向和最终要为它做些什么。”

除了寻找称心如意的领导者外，还有像素尔克这样的私人研究机构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他们需要大量的经费，要么像冷泉港研究所与人类基因工程这样“大”科学相联系，要么邀请资方人员（工业）进入实验室或进行临床工作以吸引捐赠者的资助来维持其生存。当这些问题问到索尔克科研人员时，他们感慨地说：“像素尔克这样的独立研究机构实际上是一种富有价值的商品”。

在今后的几年里起决定性因素是索尔克能否吸引到它赖以生存的资金，但也不能牺牲其宝贵的独立精神。琼斯 · 索尔克说：“我希望当我们知道研究正面临着困境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是米保护它——直到用我们的生命。”

[Science，199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