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两位或两位以上的科学家或发明家提出同一种理论，发现相似的现象，或者发明、设计出同类的仪器或装置时，就产生了多重发现，应该坚持认为，多重发现是科学发展得以进行的非例外的而且正常的方法。虽然我们的工作预先假定了多重发现的普遍性，但科学共同体，或者个人或者集体地，仍然大量抵制对多重发现存在的承认。

这种抵制，乃是深深基于对个人的独创性和发明创造能力的种种错误设想上。尽管人们已探究了科学发展的历史与进化的结构，并日益意识到社会和物质的因素对科学知识增长的影响，但个人主义和精神论的解释仍继续存在。科学发展的个人主义模式的这种信奉，可解释为什么多重发现常常伴随着优先权的争论。然而，评论家们倾向于认为，优先权之争对科学活动来说是琐碎的、不重要的小事，并且按照与追求科学知识不相容的心理学特征加以解释。这就使科学家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人们期望科学家献身于科学知识的追求，而不是提出利己主义的要求。谦逊被认为是学者的标志。另一方面，科学共同体又为独创性设奖，奖酬也依此而定，这就不可避免地对科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使他们在利己主又和利他主义的冲击中弄得心力交瘁。由此我们发现，弗洛伊德（Freud）在矢口否认优先权对他的重要性时又坦白承认对它梦寐以求。

科学家毫不利己主义的理想化形象，与那些相互以措词尖刻的信函、严厉斥责对方剽窃其思想的科学家们实际进行的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科学家天性谦恭的期待，加上对那种重复别人工作并抢先发表的极端厌恶，使人们对公开讨论普遍存在的多重性现象抱有既爱又恨的矛盾态度。

可能有一个更像是那种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式的抵制讨论多重发现的理由是，科学家们不愿对重复别人工作的可能情况给予重视，声誉、承认、奖酬以及对继续研究的资助，都赐给了那些取得优先权的人。在一定时期内，当科研基金由政府部门或私人企业提供，加之工业上的蓄意破坏和刺探活动频频增加时，科学家们在窥视其事务的外界眼里都成了妄想狂。在局外人看来，重复别人的研究既耗资巨大又无甚必要。此外，它还会招致剽窃的嫌疑。即使这些嫌疑是无中生有的，但却会对个人或研究队伍的声誉和能力方面引起不信任感。

假如科学家或科学评论家对优先权之争很少论及的话，那么公众对此了解不深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的确，只是在最近几年里，经由电视、电影而来的科学普及化，公众对科学家是如何进行工作的才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华生（Watson）的《双螺旋线》（The Double Helix）是传播科学竞争意识的重要书籍之一，它揭露了科学合作的若干神话，并明显地表达了对优先权问题的关注。

尽管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推崇首创性，以及随后对承认多重性的抵制，但自培根时代起，人们就一再注意到了独立的多重发现现象。在20世纪，进行过2次对多重发现的较大调查。1922年，两位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William F. Ogburn）和托马斯（Dorothy S. Thomas）编制了一张有148例独立作出的发现和发明的表。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默顿（Robert Merton）宣布他和巴伯（Dr Eliner Barber）详细考察了264个多重发现的案例，其中每例所包含的若干科学家常常是属于不同国家的。这些案例被分列为不同的学科和历史时期，并且列出其重复作出发现的时间间隔。另外还标明了每个多重发现是否引起过有关优先权之争。

“科学发现基本上是多重的”这一假设本身也被重了多次。奥格本和托马斯的考察为默顿所重，而这类多重现象也被库恩（Kuhn）和其他许多人认识到，他们提出了这样的命题，即在较广阔的文化系统中，知识的累积就暗示了多重发现的必然性，尤其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和需要而把科学家们的注意力引向特定问题的领域。多重发现的发现本身也被独立地重过，这个事实使默顿受到了某种具有“自我例证假说”性质的启发。在发展这个假说时，默顿引用了麦考利（Macaulay）1928年发表于《Dryden》杂志上的文章，该文认为牛顿 - 莱布尼兹发明微积分是一种同时发现的较大过程的一部分。政治经济学中“租赁说”的建立也属于这种过程，即这些发现几乎在同一时刻，由两个互无联系的人得出。实际上，默顿还引用了不少于18例关于1828 - 1922年间出现的多重发现现象的独立研究。他提到的各种人物诸如：孔德（Comte）、德 · 摩尔根（Da Morgan）、阿拉戈（Francois Arago）、戴西（Dicey）、高尔顿（Galton）、恩格斯（Engels）、杜恒（Duhem）和巴克哈林（Bukharin）等。

我们要讨论的多重发现并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科学分支。当惠特勒（Frank Whittle）在1928年着手喷气式发动机的研究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德国和意大利也有许多人在进行这一工作。英国发明家施旺爵士（Sir Joseph Swann）为电灯的发明奋斗了二十载，却恰好与美国的爱迪生（Thomas Edison）的结果相一致，他们走的路子不同，却得出同样的结论：如果电流通过一根纤细的碳质导线，它将会因灼烧而白炽化，爱迪生的电话发明在1887年同时与克罗斯（Cros），也许还与斯各特（Scott）相重；而白炽灯，德克朗基（Jobard de Clangey）在1838年和斯塔尔（Starr）在1846年都对之提出了发明权要求。彩色照相技术在1869年同时被克罗斯和杜奥隆（Du Hauron）所发明。气体动力学理论在1860年由克劳修斯（Clausius）和兰金（Rankine）建立，在数学科学方面，笛卡儿（Descartes）和费尔玛（Fermat）独立发现了解析几何，牛顿和莱布尼兹的微积分发明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优先权之争。其他的例子应该包括德尔费罗（Scipione del Ferro）和塔尔塔利亚（Niccolo Tartaglia）的三次方程解法；罗巴切夫斯基（Lobatchevsky）、柏利奥依（Bolyai）和高斯（Gauss）的非欧几何；格拉斯曼（Grassman）和哈密顿（Hamilton）的矢量计算，以及阿贝尔（Abel）和雅可比（Jacobi）同时发表的椭圆函数理论。在天文学上，木星的卫星由伽利略和其他一些人同时发现，尽管伽利略是第一个把握了“这些新发现的全部理论意义”的人。这种同时性也出现在语言学和政治学的前沿领域中。德国的迈耶尔（Lothar Meyer）和俄国的门捷列夫（Mendeleev）分别独立得出了化学元素的周期性分类。本世纪30年代后期，波兰经济学家卡列奇（Michael Kalechi）独立而且同时地提出了凯恩斯《一般理论》的主要命题。在量子力学领域，海森伯（Heisenberg）于1925年开创的矩阵力学被薛定谔（Schr?dinger）在1926年所重，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海森伯更着重于观测者。

对这类现象的详细研究很重要，因为它能从总体上帮助人们理解科学活动和知识增长中的许多过程，另外，了解多重发现还可以为一些科学家提供很好的治疗手段，这些科学家能够认识到，他们的工作与别人重复，这并不归因于个人的毛病，而是新的科学冒险的一种结构特征，对于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这种研究能帮助我们认识科学天才和创造性的本质，从而为那些将多重发现看作是科学发展的例外事件的种种英雄主义、个人主义或心理学的解释提供一副矫正良方。

对许多科学哲学家来说，科学发现是一种神秘的、主观的事件，并因此被排除在只能用于理论证实的哲学分析的范围之外，与此相对照的是，我们将捍卫一种让创造力和判断力兼容并蓄的发现理论。在我们的理论中，发现将不再被看作是私人的、孤立的事件，而将被看作是一个进化的、集体的过程。正如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等人近些年对波普尔理性主义的修正已摈弃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把科学发现的证实或证伪看作是一种精确刻板的事情，而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它是一个伸展的长时期，因此我们将证明，科学发现的创造性活动作为进化过程的一部分，其本身是不能精确测定或准确定位在某个时候或某个特定的个人范围内的，实在论者已证明，发现的对象独立于好奇的大脑而存在着，将这种论点进一步发挥，我们论证了，就某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说，发现的过程是独立于好奇的大脑的，因为发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事业。我们的论点可以称为“进化的实在论”，为了说明这种理论，我们着重于多重发现现象，从而论证了多重发现是正常的、而非例外的科学发展模式。

虽然我们采纳了库恩关于常规科学与反常科学的区分，但与他不同的是，我们对科学给予进化的和累积的解释而非革命的模式。当然，我们认识到，库恩的著作作为科学进步本质的指南以及对我们工作的激励，都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我们也受惠于默顿，因为他对科学结构作了出色的论述，尤其是他成功地创立了科学社会学，但是，我们仍然与他存在分歧，我们不能接受他关于天才的解释。我们的目的是向科学发现的英雄主又和个人主义解释发起进攻，把它们作为现代社会中普遍泛滥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映，并以历史主义的解释取而代之，即把发现的源泉看作是蕴藏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文化之中，然而，我们的历史主义概念与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提出的“历史法则”的概念有所不同。我们所赞成的是马库斯（Marcuse）在《卡尔 · 波普尔与历史法则问题》中提出的历史主义概念。

摘译自《Multiple Discovery——The pattern of scientific progress》一书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