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研究环境问题的专家认为技术是环境质量退化的罪魁祸首，与此相反，我认为是技术变革与开发的不足而不是技术本身加剧了许多国家的环境污染。与众多沿用陈旧落后技术的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集团相比，日本和一些技术极其发达的欧美国家的环境问题就缓和得多。其次，经济发达国家已经从初级商品（如钢铁）的生产开始转向生产具有更高价值的产品（如电子产品、小汽车和信息技术产品），最后，环境质量的提高有赖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则有赖于先进技术带来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技术在历史上曾是解决诸多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技术在控制主要污染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1970年，国会颁布“大气净化法”（CAA）要求汽车废气排放量在原有水平上削减90%，并以此为手段强行推广媒体技术（catalyst technology）。环境保护局（EPA）也敦促犹豫不定的厂家引进废气洗涤设备。目前洗涤技术得以广泛应用，亦成为“大气净化法”中酸雨控制规划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新的环境技术显得特别重要。如果没有新的分析仪器，就不可能检测出浓度只有十亿分之几的污染物。如果没有新的空间和陆地装置，就不可能发现并图示臭氧层空洞及其扩大。如果没有氟利昂替代产品的开发，杜邦公司就不敢宣布其逐步终止氟利昂生产的计划。

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对环境质量的现状及其趋势的把握，以及对即将出现的环境问题的预测显得日益重要，而拓展技术解决环境问题的范围已成为当务之急。

我们对地球生态平衡的了解亦不充分，总是在环境问题变得十分尖锐之后，才发现这些问题，因此往往错过了及早治理的机会，不得不为我们的无知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们需要有综合测量分析系统——这种系统配罝有精密仪器来测定环境成分与温度的变化——来记录并预测环境变迁。而预测全球环境变迁还有赖于大幅度提高计算机的运算能力。

在当今环境污染已成为政府战略决策和企业生存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之际，技术创新显得尤为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技术创新，国家的环境战略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例如要实现1990年“大气净化法”制定的目标，就需要新型燃料、电动机车、便捷的交通干线等先进技术的联合应用。而新的远距离通讯技术允许工作更加分散化，能使交通紧张的局面有所缓和。

直到目前为止，环境控制方面技术创新的应用还十分有限。虽然环境保护局制定了许多控制管理条例，但是缺乏对技术创新的足够的刺激，其中不乏明示暗喻地鼓励企业沿用现有技术的嫌疑，另一方面，当一项创新技术不能迅速实现其长期目标时，环境保护局又多半不愿承担风险，从而扼杀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如今，我们在加速技术开发及其应用，提高污染防治能力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首先，市场刺激机制（如“大气净化法”中的可销售许可证制度）将会促使企业采用新技术以节省开支或赢得极其有用的“产权”。其次，1986年的超基金法修正案（Superfund amendments）要求公布诸如企业排放废物之类的信息，这将促使企业采用新技术或替代产品以降低其上报的废物排放量。虽然这些成绩是可喜的，但在新技术的开发及其商品化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有待继续探索。

[Environ. Sci. Technol. 199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