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经济学家除了谈论“增长”之外，就很难再对“增长”的含义说些什么呢？我们常常看到，经济预测人员不屈不挠地争论着今年、明年，甚至这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经济顾问告知部长们这种减税措施或那种提高公共开支的做法有助于经济增长。而在一些批评者看来，这种对经济增长就事论事的解释，正是使经济学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发人深思的是，虽然经济学家们如此热衷于谈论增长，但即使按他们自己的标准来看，他们对增长的无知也是令人吃惊的。并且这种无知似乎成了他们深藏于内、秘而不宣的隐衷。

经济学家的这种隐衷所反映的，就是经济短期增长与长期增长的本质差别。例如，经济学家在预测某种产品下一年将比上一年增加多少产量时，他们根本不需要借助任何增长理论。他们只需先分析一下既有产量同生产能力之间的差距，然后再调查一番产品的用户信用度、供货周期、其他厂家的情况等影响未来一段时期产量的因素，便可确定增长值。这类预测由于简单有效而为政府及市场部门所采用。然而这种方法只能预测一个商业循环中大方向上的小波动，却无法预言如一个十年到下一个十年的长期增长情况。这是因为，长期预测不仅要考虑既有产量与生产能力之间的简单差额，还要顾及生产能力自身的发展趋势。

例如，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在过去20年间变慢了？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的改革提高了英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了吗？为什么韩国、台湾及亚洲其他小龙在过去40年间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快，而与此同时许多非洲国家却停滞不前甚至衰退？和平演变后的东欧各国及解体后的苏联要用多长时间才能赶上西方？以往的经济学理论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需要一种关于经济长期增长驱动力的新思维。

主流经济学曾有一个经济长期增长的理论，它是在本世纪50年代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 · 索罗（Robert Solow）提出的，可是该理论自问世之日起就不断地被修正、改进。因此，这个所谓的新古典理论（neoclassical theory），由于自身问题$多实际上根本没有对决策者产生任何影响。不过，索罗这一理论近来倒是成了一些关于经济增长新思想、新理论的出发点。幸运的话，这些新理论有可能结束经济学中的短期主义，而把长期增长的观念印入决策者的脑海。

一、设想更好的捕鼠器，索罗模型的困难

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核心是一个称为生产函数的方程，它表示经济产出由资本和劳动决定。该理论还做了一些与此相关的假设。第一，若资本和劳动都翻倍，产出也将翻倍，此即恒定赢利假设。第二，若对一定劳动投入更多的资本或对一定资本增加更多的劳动力，产出将会相对减少。或者说，对这两个生产因素而言，保持一个不变而增加另一个的做法将使赢利减少。

这两个假设看起来似乎颇有道理，并且它们与经济学家所称的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相符。但是，从这两个假设得出的一些推论，却大有问题。例如，在资本比劳动增长快的经济环境中，新投资（即进一步增加的资本）的赢利，将随时间推移而降低。但在今天的工业国家中，这种降低却并没有发生。恰恰相反，过去几十年内的投资利润超过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水平。此外，该理论还暗示，投资少的国家将会比投资多的国家更能刺激产出，比如，穷国会比富国经济增长快。但我们通过研究世界范围内的114个国家1960~1985年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后发现：如果仅就亚洲小龙与发达国家比较而言，这种说法尚可成立。然而如果考虑全部114个国家，这种说法便显得毫无根据了。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新古典理论引入了一个新的生产因素——技术进步，它指出，尽管资本增加引起了赢利的相对减少，但采用新技术却补偿了这种减少。因而发达国家的利润率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穷国的经济增长仍落后于富国。

不过，新古典理论的这一解释仍然让人难以接受。因为，它暗示持续增长的投资本身无法提高经济增长率，增加的资本大部分用在了更换磨损机器之上。这意味着，增加的投资仅仅维持了既有的资本，投资增长引起的只是资本的暂时增加。进而，该理论推断说，决定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不是增加的投资而是技术进步。

如此一来，弄清技术进步的概念及其发生的条件便是至关重要的了，然而，新古典理论对此没有给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答案。它把新技术看作只是来自于零星随机出现的科学突破。用统计术语来说，新古典理论把技术进步当成了一个留数，用这个留数去解释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所不能解释的部分，而在这方面，新古典理论的结论与实际经验研究相比，出入很大。据分析，资本、劳动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资本和劳动占一半略少些，技术进步占一半略多些。因此，新古典理论宣称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原动力的说法，在经验研究中只被证明了一半略多些。

二、改造新古典理论：罗姆修正生产函数

30年来，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内容被看作是隐匿于黑箱之内的未知物。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增长所做的最好研究，充其量也不过是指示了思考问题的方向，在主流之外，一些经济学家断断续续地搜寻着打开黑箱的钥匙。直到最近，这些分散的研究才形成了一种完全新型的经济增长理论。

通常认为，经济增长理论复兴的标志是芝加哥大学1983年一篇题为“动态竞争形式平衡、利润增加和无限的增长”的博士论文。论文作者是保罗。罗姆（Paul Romer），现为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加拿大高级研究院研究员。以此博士论文为起点，罗姆等人共同提出了一些能有效解释现实经济活动的理论。虽然这一理论仍存在不少问题，但其基本框架已是端倪可察。

罗姆等人对新古典理论做了这样的修正，在资本和劳动两生产因素之外，又增加了一个“知识”因素。这样一来，生产函数便更有说服力了。从罗姆模型来看，第一，由于知识（如，关于怎样工作）可以提高投资赢利，因此解释了投资赢利随时间推移而减少的事实，以及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率为何参差不齐的原因。第二，新古典理论把技术进步看作一个自然过程的作法是不对的。因为知识和资本一样，也是需要由降低消费而获得的。第三，由于已有投资有利于知，识的积累，因而投资激发知识积累及知识激发投资的双向互动是可能的。这也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加能够不断地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而这正是传统理论所反对的。

总的说来，罗姆的理论可以解释世界各国的实际经济活动。罗姆在他的最新著作中，对其理论又作了一些修正。他试图用资本、不熟练劳动、人力资本（可用受教育年限量度）及思想（可用专利量度）4个生产因素来说明经济增长。当然，有人并不赞成他的这一改进。但无论是考虑3个生产因素还是4个生产因素，罗姆的结论都有一个令人不安的结果——他的理论彻底违背了完全竞争的假设。我们知道，完全竞争的思想是现代经济学中一个公认的成功假设。新古典理论也是以完全竞争为基础的，也许这就是为何它虽有诸多明显的缺陷，人们仍不愿放弃它的主要原因。罗姆理论是这样违反完全竞争假设的*完全竞争意味着企业是价格的接受者，企业服从市场对价格的控制而且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以往的经济理论称其为恒定赢利状态。如果企业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占有量而降低价格的话，它就难以得到进一步的经济收益而冒赔钱的风险。但当生产因素为3个或3个以上时，恒定赢利的假设便不再成立了。此时，生产函数所表示的利润增加将变为*若使所有生产因素翻1倍，产出量将不止翻1倍。因此，企业就可以通过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和压低价格来获得更大的赢利，随着利润的增加，竞争将变得不完全。因为，这时企业成了价格的调节者而不是服从者了。这样，罗姆理论便违背了完全竞争假设。

尽管如此，罗姆的观点依然极有可能成为今后增长理论的指导思想。近年来的众多经济学理论也都是起于或止于不完全竞争假设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便是当今的经济学家拥有了有效的数学分析工具，从而使得抛弃完全竞争的假设再也不意味着放弃最规范的经济分析了。仅就这一点来看，新经济学理论可以说是适应了时代潮流，另外，由于罗姆模型是通过在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中再加入一个生产因素演变而来的。因此，虽然它的结论有时显得离经叛道，但仍可看作是新古典理论的扩展，从而易于为人们所接受*

三、不要修补了，否定它吧：斯科特抛弃生产函数

假如罗姆理论有幸成为新的正统理论的话，它的主要挑战者将是牛津大学诺菲尔德学院莫里斯 · 斯科特（Maurice Scott）的观点。只是斯科特的理论虽然引人入胜，但却不大好理解。此外，从斯科特与罗姆的争论，我们还可以看出新经济增长理论阵营内部所必须正视的分歧与问题。

斯科特认为，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但他不是去修补它，而是彻底地抛弃了生产函数。他指出，新古典理论在生产函数中对资本的量度是完全错误的。他的这一指责又唤起了经济学中的古老争论。一般认为，生产函数与净资本（即小于折旧的毛投资）有关。这意味着折旧是一个降低资本生产率的自然过程，通常可看作是经济活动中机器的减少量。但斯科特却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正常保养维护的机器，在其设计寿命内完全可以良好运转，机器的设计寿命远比生产函数规定得要长。同时，斯科特对一些经济学家偏好用小于折旧的毛投资（gross investment）作为资本改变量度的做法，同样不以为然。他说，由于机器大多数是在它们不能产生利润的时候被拆毁的，但事实上这些机器也许仍然可以使用，只是不能再增加净产值罢了。因此，这些没有生产能力的资本在机器被宣布报废时便消失了。鉴于上述情形，斯科特提出，量度资本的最好指标应当是没有折旧的单项毛投资。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说可以把以往毛投资的总和作为资本的量度指标，因为我们无法知道过去的资本中究竟有多少对总产出有贡献。由此来看，联系产出与资本的生产函数显然是不足取的，最好的方法是用资本的变化或者毛投资来解释产出的改变。

与罗姆类似，斯科特也把技术进步看作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虽然他的理论没有将技术进步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因素，但他却把毛投资与技术进步当成了一回事。他的这一作法乍一看似乎令人费解，然而却得到了许多经验材料的支持，斯科特认为，发明并不像新古典理论认为的那样，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从所谓的技术进步来的。也不是如罗姆理论中那种既区别于新资本又不得不分开投资的“知识”带来的。知识和投资是水乳交融不能分开的。

与斯科特相反，罗姆在其著作中坚持认为，分开研究知识和投资的努力是有意义的。例如，为什么大量的投资数十年米在印度得到的效果甚微，而在韩国和台湾引起的变化却如此之大。罗姆推断说，这也许是由于印度的投资发生在禁止新技术和新产品知识进入的外贸外资障碍出现之后，而亚洲小龙的投资却包含了大量新知识的引进。我们从这些争论中不难看出，新增长理论经济学家在考察生产方式、产品设计及其他形式的智力财富的国内外传播时，他们的观点是何等的不同。

四、从理论到应用

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迄今为止基本上还只限于抽象的理论探索。应当说，经验研究可以公正地判定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否有价值。现在，新经济增长理论已开始开花和结果了。如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等人，在利用罗姆理论完成了许多国家的比较研究后指出，罗姆的方法在统计学上是行得通的。而他们的研究结果更是令人耳目一新：物质投资多而人力资本（指教育）少是贫穷国家无法赶上发达国家的主要障碍。巴黎CEP REMAP的丹尼尔 · 科恩（Daniel Cohen）则利用罗姆模型预测了东欧（其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经济改革的长期增长率——人均收入年增长率为3%—3.5%。哥伦比亚大学的理查德 · 鲍德温（Richard · Baldwin）已用罗姆方法研究了欧洲统一市场的增长趋势。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是无法回答任何贸易自由主义下的长期增长率问题的。

随着经验研究的增多，新增长理论的价值愈来愈显现了出来。不过它的最大用武之地，应当说是在对整顿经济政策施加影响方面。对大多数政治家来说，新增长理论与他们往日亲眼目睹但却只能勉强接受的理论（如1945年后凯恩斯和需要管理学派的争论或70年代米尔顿 · 费里德曼与货币学派的争论）比较而言，更易于理解和接受。新经济增长理论断言，政府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商业循环之上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如果政府听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劝告，而更多地注重教育、投资、研究和发展、贸易改革及知识产权等因素的话，那将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突破。

〔The Economist，1992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