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喜欢与否，在短短的几年里，人类将能掌握自身的进化。

在会议厅里，遗传学家和发育生物学家坐在一起，讨论以往曾是不可想象的课题——转基因处理人类胚胎，使他们、他们的孩子、他们孩子的孩子，作出代代相传的改变。这些专家以惊人的坦率谈论用种系基因工程（germ-line engineering）去治愈致命的疾病，甚至去产生更强壮、更俊美、更抗感染的设计好的婴儿。

医生们正准备好作基因治疗试验，用相对少量改变好的细胞（例如肺里的）去纠正一个疾病；而种系基因工程可要改变全身的每个细胞。人们不再需以双亲的实际上不够满意的基因的偶然结合来将就着用。基因工程师能消除有缺陷的基因、修饰现存的基因，额外增加少数基因；从效果上看，人类会控制自身的进化。

这想法是如此可怕，直至1年前，人类种系基因工程还是被绝对禁止的。但是，人们的看法现已开始转变。曾被认为纯属遗传学家间的学术话题的人类种系基因工程，现已成为科学家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加利福尼亚大学从生物物理学家改行研究技术与社会的专家格利高里 ·斯托克（Gregory Stock）在今年3月组织了一个题为《人类种系基因工程》的专题研讨会，其任务不是展望未来，而是考虑10-20年内我们将面临的问题。“无法回避这个技术，”斯托克解释道，他想投准进化之篮，将创造出一个更快乐、更健康的社会。“知识来得太快，可能性太激动人心了！”

公众的急切心情很快便赶上斯托克，一次次的民意调查表明：相当数量的双亲——有时高达20%之多——说，为健康的原因，给他们的孩子修饰基因，使之在同学中崭露头角，纠正其长大后的同性恋癖好，他们看不出有什么错误。

是什么把对人类种系基因工程的意见趋向由“永不”转为“好呵，可能吗”？绝大多数专家认为，主要驱动力乃沿着轨道无情地前进的新技术。我们正在发现的，不仅是我们的基因做什么，还有怎样才能精确地修饰它们。虽然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工作尚未完成，数据库里早已储存了数千个基因的详细描述，数千个基因内变异，以及这些变异如何影响体格与情绪性状的信息。基因疗法之受挫，竟也是一个驱动力。

基因疗法曾承诺根治遗传性疾病如囊性纤维病变与镰形细胞贫血，甚至常见疾病如癌症。可是，虽然技术问题正被逐个解决，但迄今得益于基因疗法者寥寥无几。问题在于：新基因要进入足够多的细胞，并长期待下去，才能奏效。

种系基因工程只需让新基因进入一个细胞——人类受精卵，那就“容易得多。”华盛顿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勒鲁瓦 · 胡德（Leroy Hood）说，“我们有令人满意的方法”，一旦在实验室器皿里的一枚受精卵的基因组被修饰，它将一而再地分裂，形成人体的所有组织；每个细胞的基因组成，将与修饰好的受精卵完全一样。

现在和永远

多年来，转基因小鼠与家畜已在各地被广泛应用于从基础研究直至供移植用的“拟人化”动物器官的生产。但是，在农业生物工程上可以考虑为额外收获的事——任何改变都存在于动物精子和卵子（“生殖细胞”）上，所以将代代相传的事实。

人类基因工程徘徊不前的一个理由是：它的大规模开展实际上能剥夺社会所希望的性状。万一与其它基因结合在一起或者在纯属携带者身上的“疾病”基因还协助产生无形的功能，如艺术创造力或敏锐的机智，怎么办？剔除它，也就要失去这些优良性状。由于谁也不愿意患躁郁性精神病，社会可能因失去创新能力而走向贫穷。许多精神病学家相信，创新能力是该病的主要组成部分。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家李 ·西尔弗（Lee Silver）在其所著《重建伊甸》（Remaking Eden）—书中竟然提出，经过1~2个世纪的广泛的基因工程，一个新的人种甚至可能产生，他们不再愿意或者能够和自己的“基因不良”的亲戚交配了。

“基因工程的潜在力量远超过分裂原子，它们对社会的危害是同等的，”纽约州立大学分子生物学家赖比 ·加瓦赖利（Liebe Cavalieri）说。他在这个领域已工作了30多年，他认为，基因工程的不祥的一面不可能使它的技术在轨道上停止前进。实际上不可避免，它将获得应用，为了最平凡的可能理由——赚钱，或者满足创造该技术的著名科学家。

如果无法知道在转基因处理人群的社会中，什么会、什么不会发生的困恼不可能改变人们的看法，安全问题能，至少在它们未解决前。“有意想不到的、不能预见的问题的实际危险性，”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基因疗法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卫生研究所DNA重组咨询委员会前执行主任纳尔逊 ·威维尔（Nelson Wivel）说，在基因疗法，基因经修饰了的病毒或其它手段导入细胞，这是有危险性的。因为基因可能插错了基因组上的位点，导致细胞死亡，甚至更坏，激发癌变。但是，基因疗法至少能自然地控制伤害。即使操作得很好，也只有极少细胞获得基因，癌症只危及一个人。而且，其实施常在出生后很久，没有机会扰乱主要发育基因。

相反，种系基因工程则会引起更大范围的不能预见的甚至畸形的变异。以所谓的“Beltsville猪”来说，它是美国农业部科学家们作了转基因处理因产生人类生长激素而长得快些瘦些的猪，它被高技术农学家视为肉中刺，却被动物权利活动家们视为圣像。它被植入了基因开关，只有当它吃了掺有锌的饲料，生长激素基因才开启。但该开关失灵了，额外的生长激素使猪长得较快，但它也患上严重的骨与关节的疾病，而且还是突眼的。当然，不似人类试验，在动物基因试验中，宰杀“试验失败”的动物，乃动物基因工程师的经常选择。

在人类基因工程得以实现之前，每种候选基因及其开关需先在动物中进行广泛的研究，需用绝无可能产生“Beltsville人”之精确技术。碰巧，在前几年里，分子遗传学家们已忙于开发进行这种“基因手术”的工具。

几年来，基因工程师们藉将基因注入受精卵再将它植入动物子宫的技术而获得改变了性状的家畜。但，每10000个被注入基因的受精卵中，大约只有3个可长大为携带设计功能基因的成畜。而且，只有注入完整基因才有可能，精确调整现存的基因则不行。所以，应用这技术于人类就太不可靠了。

该技术用于小鼠时，有较多改进，小鼠的胚胎干细胞，能在烧瓶里生长增殖。这使基因工程师们得以应用“同源重组”，即类似序列DNA股之结合，有时是代替。之所以可能在基因内进行细微而精确的手术，部分地依赖从大量胚胎干细胞中只选出那些在正确部位有了基因改变者。再将这些细胞返还胚胎，它们能形成动物之任何部分。其结果是一个“凯米拉”，即一个动物，其体内既有正常细胞，亦有修饰了的细胞。如要创造一种动物，其每个细胞都含修饰了的基因，就要使卵子有此改变的凯米拉与精子有此改变的凯米拉杂交——这是该技术不能应用于人类的一个理由。

基因手术之效率正在改善，开始时只需较少细胞。若干实验室直接对小鼠受精卵试行基因手术，已使之成为可能。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子遗传学家狄妥 ·格伦纳特（Dietan Gruenert）说，他正在开发的就是这类技术。该技术尚不成熟，但有朝一日可能被借用于人类。

更快捷的方法可能来自生产大量同一胚胎细胞的另一技术——产生多利羊的技术。

克隆依赖于两个新技术之结合。其一，将从成体或胚胎取下的细胞置于烧瓶内，在促进细胞分裂的环境下，增加其数量；然后，欺骗它们逆转向非分化状态，从而具有形成完全新个体之潜能。其二，将一个这样的细胞与一个去核卵子融合，再将这拼凑的胚胎植入子宫。这些技术仍需改进，但它们给基因工程师们提供做基因手术的用不尽的细胞；只有他们已知恰当地改变了的核才被移植至卵子。去年出生的波利（Polly）,—头具有人类凝血因子基因的绵羊，就是这样创造出来。

成套基因

或许，除了理查德·锡德（Richard Seed）——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家他于今年1月说过，他将开办一个克隆人类的医疗机构——没人公开企图开发人类克隆。但是，数百名基因工程师们正在为完善其它哺乳动物包括灵长类动物之克隆技术而努力。“没有一项技术的开发是为了克隆人类，但将它们组合起来，就能克隆人类。”

即使如此，不论“基因手术”是否与克隆技术结合，所谓的人类工程师只能到此为止。他们能在这儿动一个基因，在那儿加一个基因，但对智力、说话、抗病或竞技等性状没多大能耐。这些性状为许多基因之和谐协作所控制。为此，需要开发一种能把成套基因植入人类细胞的技术。

去年，克利夫兰的Case Western Reserve医学院的分子生物学家亨廷顿 ·威拉德（Huntington Willard）及其同事报道，他们已在培养的人类细胞中造出了人工染色体，细胞每次分裂它们都复制。“我们已培养了6个月，它们看似完全正常的染色体，”威拉德说。

因为人类人工染色体（HACs）承诺基因工程之终极目标，它们较之其它技术更强地挑起对人类种系基因工程的论争。一旦HACs完美无瑕，基因工程师就能将复杂的基因程序导入人体胚细胞。每个基因将与控制开关相配，只在特定组织或病人服用特定药物时开启。

例如，假定某家族的男性倾向于年青时罹前列腺癌，可以在受精卵阶段植入含有毒素基因的HAC,该毒素杀死制造自己的任何细胞。该基因需有两个开关：其一，只在前列腺细胞开启；另一，只被蜕皮激素开启，而该激素是人类所不能制造的。9个月后，一个健康的男婴出生了。50年后，他罹患了前列腺癌。给予蜕皮激素，开启前列腺细胞毒素基因，杀死体内的所有前列腺细胞。即使前列腺癌细胞已扩散到身体其它部位，也会被一扫而光。

诸如此类的情景，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子生物学家约翰 ·坎贝尔（John Campbell）所构思，它使人类种系基因工程的承诺具有极大的挑逗性。胡德深信，人类种系基因工程的利益正走向实质性：“我们或者能转基因处理人，使之完全地抗AIDS,或者抗某种癌，或者使人大幅度地增寿。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优良性状。”

当那天到来，正如大多数专家所预言，仍需解决对人类作转基因处理。什么人、什么基因将是第一候选者？遗传学家较以往更希望搁置这种可能性。格伦纳特说到种系基因工程的决定性问题在于是否挽救生命、预防疾病时讲了很多。“为了医学原因，我不反对；若是为了制造超级男人或超级女人，我就有些问题了

人类基因工程的首选对象多半是遗传了使他（她）夭折的疾病的儿童；该病在目前和可见的未来无法治愈，病因则为简单的基因缺陷。例如，Tay-Sachs病，一种幼儿期大脑退化的遗传病。修复有缺陷的基因，不仅能使该儿童，且能使其所有后代不再罹患该病。

如果安全问题被解决，那么，扫除这类疾病的打算能够支配公众和管理机构的意见，为人类种系基因工程的首次企图铺平道路。生物工程的老对手、经济趋势基金会的杰雷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说，“在生物工程领域，我已看到过这种发展模式。”

奇怪的盟友

里夫金在反对人类基因工程上，可有一些不寻常的盟友。在考虑人类基因工程时，许多在其它方面无疑是支持生物工程的科研人员开口了。Glaxo Wellcome公司领导全球基因研究的阿仑 ·罗斯（Allen Roses）强调，种系基因工程的任何企图都是“道德上有问题的。”美国人类基因组研究所所长弗朗西斯· 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只是说：“要找到不得不这样做的情况是非常困难的。”

柯林斯、罗斯以及其他专家甚至反驳想用基因工程预防遗传疾病的打算。他们指出，对已知有某种严重遗传不良危险的双亲，随时可提供胎儿基因检测，将有遗传疾病的胎儿流产。应用这种方法，美国犹太人中，Tay-Sachs病患儿出生率之下降已达95%以上。对愿意体外受精的妇女，甚至能在怀孕开始前就给胎儿作基因检测。

当然，修复稀少的基因缺陷可能不是公众喜爱基因工程的唯一因素。能让自己的孩子免遭阿尔茨海默氏病、癌症、心脏病和糖尿病之苦，谁会拒绝这种机会？

接着，还有与挽救生命预防疾病没有关系的美容和增加吸引力的机会。许多行为性状，从令人愉快至性欲定向，已知与单个基因之变异有联系，纵然较弱也罢。不久的未来，将有更多这样的联系被报道。“我们充分了解、操纵复杂的基因系统的时刻总将来到，”胡德说，“例如，我们将能明显地提高智力，我想，这将是禁不住的。”

“进化正被技术所替代，时间尺度将远更快速，”斯托克说，“人类正变向有意识的设计对象。”

不论设计婴儿的打算听起来多么轻率，技术的进步使怀疑者成为深信者。西尔弗认为，双亲将提供市场需求，它最终将使人类种系基因工程成为常规。他指出，70年代当体外受精技术刚开发出来，医生和非内行人们一样，都认为这主意荒谬得令人厌恶。当时，虽然成功率还很低，但体外受精在有生育问题的配偶群里激起了需求；它现已被广泛接受并成为普通技术了。

现在，正当研究以令人敬畏的速度飞快发展的时候，管理上的障碍已逐渐减少，或许这就是现在谈论人类种系基因工程转为公开的缘故。当所有的技术障碍被排除，讳言我们将要做什么不再有意义。基因工程将提供我们塑造我们的孩子——人类之未来——的深厚力量。

 ［New Scientist，1998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