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然资本再投资

　　资本主义教科书的基础，是将赚来的钱向生产资本作慎重的投资。而已经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资源生产率的自然资本家，将他们的生产环路封闭起来，变成一种以终局为基础的（solution-based）商业模式，而只保留了一项主要任务。他们必须对恢复、保持和扩大最重要的资本形式——他们自己的自然生境和生物资源基地投资。

　　这一点在过去并不那么重要。直到最近，商业可以不顾生态系统的破坏，因为它并不影响生产，也不会增加成本。但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仅1998年一年中，暴戾的天气使3亿人背井离乡，造成了高达9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表明这一年与气候有关的破坏要比整个80年代10年中的破坏还要大。这种破坏性的增大与乱砍滥伐森林和气候变化这两种加速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加大严重性的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也是无效率的工业化的后果。如果对将来增长的人口来说，来自工业系统的服务流会得到保持或增加的话，来自生命系统的服务流也必须得以保持和增加。没有对自然资本的再投资，生态系统服务的匮乏就可能会变成下一个世纪繁荣的限制因素。当一家制造厂商意识到主要部件的提供者因任务太重而来不及提供时，它就会立即采取行动将它自己的生产线暂停下来。生态系统就是一个为地球上生命服务的主要部件提供者，现在正落后于它的定货单。

　　不保护和不对自然资本作再投资，也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收入。许多公司正在发现，公众的环境责任观念或者这种观念的缺乏都会影响销售。例如，MacMillan Bloedel公司作为一家标志性的砍伐（林区树木）者和氯的使用者，受到了环境活动家的抨击。当它作为英国的一家供应商被Scott Paper和Kimberly-Clark公司除名时，它的销售额几乎在一夜之间损失了5%。许多案例表明，在实行有利于环境的变革方面领先的企业，可能会获得异乎寻常的利益；而那些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公司，则可能会失去它们的特许经营权、它们的正统性和它们的大量钱财。甚至那些宣称自己实行的是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但它的战略被认为是错误的企业，像蒙山托Monsanto公司，正在遭到公众对它们的产品的抵制。毫不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俄勒冈大学商学教授M·拉索（Michael Russo）和许多其他的分析家共同发现，一种健全的评级是“有利可图性的一种一致的预报者。”

　　对自然资本进行了再投资的领先公司，已经尝到了一些经济回报的甜头。例如，独立的动力生产厂商AES已经长期实行一种植树的政策以补偿动力厂的碳排放。这一合乎道德的例子曾一度被认为是不实际的，而今却被看成是一种高明的投资，因为几十个国家的中间商正在着手开辟减少碳排放的市场。与此类似，由森林管理委员会给一些可持续种植和开采的产品发放的证明，已给Collins Pine公司带来了额外的利润，从而使它在美国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在剧烈的竞争中幸存下来。如果从更长远的眼光看，Swiss Re和欧洲其他的再保险公司，正在寻求通过迫使有关部门制订保护气候的国际公共政策和通过向气候-安全技术投资来减少风暴造成的损失的途径。而这些气候-安全技术也会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然而，大多数的公司至今仍未意识到，是一张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生态网在支持着它们的继续生存和事业的成功。增强自然资本并不仅仅是一种公共福利，而且也对每个企业的长期生存至关重要。

　　这种改革工业生产过程以使它们能够充实和增加自然资本贮备的做法，结果被证明特别有利可图。因为自然界在生产，而人只须退后一步让生命繁茂起来。直接收获生命资源的工业如像林业、农业和渔业提供了富于启发的例证。新墨西哥州Albuquerque市整体管理中心的A·西维奥（Allan Savory）对大牧牛场进行了重新设计以提高放牧地的容纳量，它往往不是因为过度放牧而是因为放牧不足和放牧不当而退化的。西维奥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将牛群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在每一个地方集中放牧（但停留时间短），以便它们能模仿密集的但不断在流动的、与草原一同进化的动物群。使计有几千个大牧场主都是采用这种放牧方法，既可改良他们的牧场，又可增加利润。在新西兰长期流行的这种“集约管理轮流放牧”法，产生了可观的回报，以致15%以上的威斯康逊州的乳牛场在过去几十年中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加利福尼亚州的大米工业协会发现，使大自然的多样性繁茂起来，可以使生产一种单一的产品获得更高的效益。在收获之后，用水将萨克拉门托山谷地区的15万~20万公顷稻田（约占加利福尼亚州的整个水稻种植区面积的30%）漫灌，农民可以创造出一种季节性的湿地，它能够供养几百万只野禽、补充地下水、改良肥度和产生其他一些宝贵的效益。此外，农民们将稻草打包出售，它的二氧化硅含量高一一过去对稻草焚烧时会造成污染——可以提高对害虫的抗力，因此将它卖掉时还增加了它作为一种建筑材料的价值。

　　佛蒙特州Burlington市一家生命技术公司的J托德（John Todd），采用生物生命机（biological living machines）——一种细菌、藻类、植物和其他有机物的连锁容器——将污水变成清水，不仅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生产较清洁的水，而且还可以用来生产有商业价值的花卉，并使工厂能与附近的居民区的环境相协调。

　　虽然这些实践尚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它们所提供的启示是明确的。在几乎所有的气候、土壤和社会环境中，与自然协调要比对抗产生更高的生产力。对自然再投资会使农民、渔民和林业经理们赶上或超过靠传统的投人、由化学推动的实践来维持的高产量和高利润。虽然许多主流的企业仍旧带头走另外一条路，但有利可图的、可持续的模仿自然的实践已经得到证实。将来，许多目前尚未打算把它们自己建立在生物资源基础上的企业，将会变得把它们的原材料和生产方法更多地转向生物方面。有迹象表明，许多企业的领导人正在开始考虑走这条路。一家名叫Arthur D. Little的咨询公司，研究了一些北美和欧洲的企业领导人后发现，他们中的83%的人已经相信，他们能从实行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方法、战略和运作中得到真正的商业价值。

　　是指南针坏了吗？

　　如果说前面的道路已经明朗，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多的公司站在路边彷徨或是裹足不前呢？我们认为原因在于，习惯于设定它们的目标、测量它们的性能和付出报酬的仪表公司是有失误的。换言之，市场充满了扭曲和不适当的激励。在我们认定的60种特定的错误导向形式中，最明显的有公司分配资金的方式以及政府制订政策和税收的方法。只有纠正了这些错误的做法，才能为巨大的获利机会开辟道路。

　　让我们来看一看公司是如何作出它们的购货决策。购买小件物品的决策往往是根据它们的原始成本而不是整个使用周期的成本，这种做法会助长浪费。例如，将电输送到建筑物和工厂去的配电变压器是一种每只仅值320美元的商品，而大多数公司都想通过购买价格最低廉的变压器来节约容易到手的钱。然而，几乎全国所有的电都得流经变压器，而使用价格便宜而效率较低的变压器每年要浪费掉10亿美元。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用电阻较小的，较粗的电线装备标准的新办公大楼的照明电路，每年可以产生193%的税后回报率。代之，像国家电气标准所允许的那样细的电线往往得到选用，因为它的预先成本较低。但这种标准只是意味着可以预防因电线过热而引起火灾，而不是为了节约资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电工如果选用了较粗的电线——因而会降低长期电费——他就会被炒鱿鱼。

　　但有一些公司在它们的购货决策中，虽然不仅考虑原始价格，但还远远做得不够。大多数这样的公司采用的是一种粗略的回报预算，而不是像现金流动贴现那样的更精确的测量标准。几年以前，这些公司想从节能得到的单一回报为1.9年。这相当于要求每年的税后回报率在71%左右一一大约6倍于资金的边际成本。

　　大多数公司也因将它们的机构开支看作是一种必须减少到最小的经常开支而失去了大好的机会。这通常是靠解雇工程师而不是把他们看作须要最优化的利润中心——通过他们来节约资源。有缺陷的测量和会计运作，也妨碍了公司以任何精确度来分配成本（和废料）。例如，全世界只有很少的半导体工厂能定期地和精确地测量生产它们的净化室生产设备所需要的每单位冷却水和清洁空气需要消耗多少电能，这就使大多数企业难以去改善效率。实际上，在为节省时间而作的一种努力中，半导体制造厂商往往完全仿照原来的工厂来建造新厂，这是一种被称作“有传染的重复”的设计方法。

　　很多经理们很少注意节约资源，因为它们只不过是成本中的一小部分（在大多数工业中，能耗约只占总成本的2%）。然而这些资源节约一直掉到了盈亏一览结算线，因此代表了更大得多的利润百分比。许多经理们还以为，当70年代因石油短缺而迫使他们对旧习惯进行反思时，他们就已经“做到了”效率。但他们却忘了，用今天更好的技术处处都还有许多潜力可挖。马萨诸塞州的一家生产像极地技术（Polartec）产品的公司Malden Mill，在90年代中期就采用了“有效率”的金属-卤化物灯泡。但是，最近的一次仓库改造又将照明用能耗再降低了93%，还改善了可见度，而且在18个月内就回收了投资。

　　人们获取报酬的方式，往往会造成不适当的激励。例如，建筑师和工程师在传统上是根据他们用掉了多少钱而不是节约了多少钱来得到报酬。即使是如前所述的芝加哥办公大楼的改建计划的惊人的经济核算，实际上也没有对实施这项工程给予足够的激励。这座大楼的产权控制在一家租赁中间商手中，它每次都是靠出租场地而赚取佣金，因此它不想再等几个月的时间将大楼进行全新装修。它作出的抵制这种4倍效率的创新的决策，结果对它自己和它的用户都造成了损失。这座大楼住起来是如此之不舒适和开支昂贵，以致它无法租出去，最后业主不得不将它像火灾中受损物品那样减价出售，卸下包袱。而且，新的业主还将在以后的20年中失去节约资本成本的机会。

　　如果说公司的运作会削弱自然资本论所指的效益，那么政府的政策则纯粹是从根本上削弱它。在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税律都是不利于我们想得到的东西——就业和收入，而是补贴我们不想要的东西——资源耗竭和污染。在美国，除俄勒冈州而外的每一个州，正规的公用事业都因出售更多的能源、水或其他的资源而得到报偿，而因出售较少的这些资源而遭到惩罚，即使是这种扩大了的生产会带来比得到改善的顾客效率更高的成本。大多数美国西部干旱的州，“用它或是失去它”的用水法律，鼓励的是无效率的水消费。此外，在许多城市，无效率的使用土地，通过过了时的规章（如像50年代国防设计人员为提供经过一场核攻击之后清除垃圾所需要的重型设备而推荐的超宽型城市街道的准则）而得到强化。

　　这些不合理的激励造成的损失是惊人的：美国每年浪费的能源价值3，000亿美元；1万亿美元的资金不恰当地配置给了不需要的空调设备和使它们运转的供电设备（约相当于全国高峰用电负荷的40%）。在整个经济领域，用来补贴、鼓励和试图补偿那些本不该发生的无效率和损失的不必要的开支，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计算进了过去20年GDP的增长。实际上，按照前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H·戴利（Herman Daly）和他的同事J·科布（John Cobb）的说法，很难说现在美国人的生活比他们在80年代过得更好。但是，如果美国政府和私人企业能够重新将目前用于补救损失的资金拨出来向自然和人力资源再投资的话，它们就会给全国的福利带来真正的改善。企业也开始觉察到，浪费资源也意味着浪费金钱和人力。这些缠结在一起的浪费形式，有一样也缠结在一起的解决办法。不再使用这些没有生产力的吨位、加仑数和千瓦小时，往往就会使保留下那些能有更多更好的工作可做的人成为可能。

　　承认变化之不足

　　最后，我们的经济指南针遇到的真正困难在于，它所指示的是完全错误的方向。大多数企业的行为，似乎是人力仍旧缺乏，而自然界则十分丰富——这样的条件有利于支持第一次工业革命。在那时，与今天的人口相比，人力显得相当缺乏，纺织工业的迅速机械化引起爆炸性的经济增长，从而造成在工厂和田野的劳动力的不足。第一次工业革命对这种不足和一个接着一个的工业部门的机械化作出的反应是，使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过去的生产力的100倍。

　　因为最稀缺的资源会限制进步，而要对它们节约使用这一逻辑仍旧是对的。然而稀缺的模式却正在发生变化：现在稀缺的并不是人力而是自然。这首先表现在那些直接依赖生态健康的工业部门。在那里，生产越来越受鱼，而不是渔船和渔网；受森林而不是链锯；受肥沃的表土而不是犁的限制。而且，与传统的工业因素——资金和劳动力——不同，生物限制因素不能彼此取代。在工业系统中，为了工作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改变机器。但是却没有一种技术或金钱能取代一种稳定的气候和一种有生产力的生物圈。甚至再合理的价格政策也不能取代这些无价之宝。

　　自然资本论强调的是那些将生态目标同经济目标重新结合起来的问题。因为这两者都是必须的和有利可图的，它将用一种新的经济和一种新的生产范例来包容传统的工业主义，就像原先工业资本主义包容土地均分论那样。那些首先实行上述转变的企业，将会占竞争优势。而那些还没有作这种努力的企业也不要紧，因为最终它们是会向这方面努力的。在作这样的选择中，正如亨利·福特所说的那样：“无论是你相信你能够或者你相信你不能够（这样做），你都绝对是对的。”

　　[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9年5～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