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50年以前，全球经济进步非常缓慢，大多数年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为零；那时即使经济确实有所增长，也往往慢得令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感觉不到经济的进步。而且当时所谓的经济增长，也往往仅指人口有所增长，而非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公元1000~1750年期间，知识精英往往认为经济进步只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
1750年时，铁一般的历史法则被打破了。经济增长不再缓慢，也不再限于农业。其后的250年里，经济超速增长，人类生产力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创造的物质财富比此前的1000年还多，世界人口猛增了7. 5倍，西方国家普通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工业化。如今西方人对经济增长已经习以为常，大多数人都觉得生活水平应该逐年自动提高。
技术革命是250年来欧美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科学炼金术”理论认为，技术本身是由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驱动的。知识具有累积性，它们一旦存在，就永不消亡。知识积累过程是一个发现接着一个发现的过程，具有很强的自增强性和内在的加速发展趋势。当知识积累到临界知识量时，人们就会开始有意识地发掘和利用不同知识分支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跨分支工作将加速创造更多的新知识，从而大大加快人类积累知识的步伐。
科学炼金术创造的经济奇迹
根据科学炼金术理论，18世纪欧洲的经济增长应归功于在17世纪奠定的科学知识基础。17世纪是欧洲科学的黄金时代，涌现了伽利略、牛顿、虎克和惠更斯等杰出的科学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很多科学家同时从事技术创新活动。例如，伽利略既是数学和天文学的先驱，又是望远镜等仪器的发明者。才华横溢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虎克，既发现了描述弹性物体伸缩特性的虎克定律，又发明了空气泵，并创制了钟表的摆轮弹簧。惠更斯既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又发明了摆钟，还提出了一种以黑色火药为燃料的内燃机方案。甚至对技术最不屑一顾的大科学家牛顿，也曾着手改进了航海六分仪，并发明了反射望远镜。在17世纪末的欧洲，数学和机械学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应用方面，都已经紧密结合。当时知识已经达到并超出了临界知识量水平，技术革命的知识基础已经奠定。
从发现大气压力到发明工业革命的驱动器——蒸汽机——这一过程，是科学发现能够催生关键性新技术的最好证明。在欧洲，托里拆利和居里克最早意识到空气的存在。1654年，居里克当众做的著名实验表明，连马群都无法把两个内部空空（除了空气，别无一物）的半球体拉开，从而证实了存在大气压力。此后，许多人便开始探寻大气压力作为动力源的可能性。100多年后，终于诞生了著名的瓦特蒸汽机，并于1774年正式投入生产。
不过，虽然宣称“科学引导技术”的科学炼金术理论看似颇有道理，但它并不具有普遍性。“从大气压力到蒸汽机”这一工业革命历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只是一个缺乏典型性的特例。实际上，直到19世纪后半叶，技术进步一般都不依赖科学进步。身处1750~1860年技术创新热潮中的大多数发明者都不是科学家，而是工匠或工程师，大都没有受过或只受过一点点科学训练。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站在实践者而非学者的肩膀上，以常识、好奇心、精力和创造力取胜。他们从事发明工作的最终目标不是探究原理，而是如瓦特所说，是制造性能更好、成本更低的机器。而且就每一位成功者而言，往往还另有100个花费了大量金钱和时间追求同一目标但却失败了的尝试者。
在1750年之后的100多年里，欧洲在造船、采矿、冶金、纺织、食品加工和机械设备制造等领域取得的重大技术创新成果，都不是科学发现的“果实”，而是不屈不挠的“试错”的结果，是经验和手工艺传统的产物。例如，从阿克赖特纺丝机到克朗普顿走锭精纺机，这些迅速改变了英国经济面貌的棉纺技术，它们的问世时间就比其科学基础的夯实时间晚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至于镀锡罐头盒这种对现代城市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创新技术，其问世时间则大约比发现有关科学知识的时间早了半个世纪。19世纪初法国人阿佩尔发现食物可以密封保存在煮沸消毒过的瓶子里，而后在不到20年里，镀锡罐头盒就问世了。但当时无论是阿佩尔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这种食物保存方法奏效的原因。直到1873年，巴斯德才发现食物腐坏的罪魁祸首是微生物。很显然，镀锡罐头盒不是化学而是灵感和运气的产物。
1860年以后，科学炼金术才开始大显身手，科学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才越来越大。化学是第一种工业科学，化学的深入发展带来了众多新技术、新材料和新产品。在物理也成为工业科学之后，惊人的电气技术和电信技术产生了，其先驱人物是爱迪生。但爱迪生仍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最初是作为报务员而非科学家进行培养的。1876年时，他在新泽西州门洛帕克创建了颇具传奇色彩的“发明工厂”，开始专门聘用科学家解决工业问题。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的工业研究实验室。
难以捉摸的时机问题
对人类科学进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历程的考察表明，时机问题非常难以捉摸。如科学进步和技术进步何时发生、何时终止？科学何时作用于技术？技术进步何时带来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何时停滞？在17世纪初，西方社会的科学进步已远远领先于其他社会，但那时西方人并不比其他人更为富有。直到150年之后，西方的经济增长才真正开始，“几千年停滞不前的经济和生活贫困的人类”与“现代快速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分水岭才开始真正出现。而后又过了100多年，科学才开始作用于技术。
古希腊的科学成就十分骄人，但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学生却从来没有把他们的知识用到经济领域中去。罗马人的文明也曾遥遥领先于中世纪早期野蛮的欧洲人，他们建造了先进的物质基础设施和一系列法律规程。但是，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5～6个“黑暗’世纪里，所取得的技术创新成果却比罗马帝国鼎盛时期还多。例如，马轭是中世纪早期最重要的创新技术之一，但当时的马轭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即只要马稍微用点拉力，马轭就会紧紧地勒住马的脖子。然而罗马人却居然与这种马轭和载重量有限的马车和平共处了几个世纪，甘于忍受因没有重型运输设备而带来的种种不便。
最令人困惑的是“中国在公元1400年后的经济发展历程”。该历程是对“科学和技术沿着完美的、自保持的、自然加速的轨道前进”这一观点的有力挑战。
15世纪初时，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独步全球，经济已接近于工业化。农业技术非常先进，拥有复杂的水利工程、精巧的犁、各种天然的和人工的肥料以及持有执照的兽医。公元前200年时，中国就有了鼓风炉和铸铁技术，这比欧洲大约早了1500年。早在造纸技术传到西方之前1000年，中国人就发明了纸。8世纪时，中国有了印刷技术。11世纪时，中国出现了活字印刷技术，这比欧洲人谷登堡发明铅板合金印刷术早400多年。公元200年时，中国人发明了手推车，而欧洲人直到12世纪才开始使用手推车。中世纪欧洲人梦想过的“不会勒住马脖子的马轭”，中国人早在公元前250年时就有了。此外，中国在火药制造、船舶设计、钟表制作和武器设计制造等各个领域，均遥遥领先。
但是到公元1400年时，中国的技术进步却出人意料地开始减速。这样，到1600年时，中国的技术水平已经低于欧洲。到1800年时，中欧之间的技术差距已经十分明显。而且，据说虽然中国人比西方人认识大气压力要早一些，但他们并没有研制出蒸汽机。家用纺车虽然几乎在中国和欧洲同时出现，但随后欧洲人通过不断改进，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建立了纺织工业，中国人却一直止步不前。甚至还有比技术停滞更糟糕的事情，即“前人的技术创意被后人遗忘”。例如，苏颂在1086年发明了“大型宇宙机”这种复杂的水力钟，它高达13米，既可计时，又能跟踪月球和行星的位置。但是，16世纪的中国人却彻底忘记了水力钟。
可见，科学和技术可能会在发展到很高水平之后戛然而止。与中国相似，伊斯兰社会在其科学水平于公元1200年左右达到巅峰之后，科学就突然停止了发展。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西欧在整个17世纪以及18世纪早期的科学技术发展浪潮，没能在古代西欧、公元1400年后的中国和公元1200年后的伊斯兰社会出现呢？这个问题引起了经济史学家的激烈争论，但迄今尚未找到公认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现已形成的广泛共识是，价值观、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三个涉及面颇广的基本因素，与由它们交织产生的其他各种复杂因素一起，共同构成了技术进步的基础。
技术进步的基础
实际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技术变化和经济变化的过程。一般而言，一个社会若要和平变富（不借助武力征服手段），就应偏好变化，或至少应安于变化。中国经济之所以衰退，就是因为中国精英阶层注重稳定，厌恶变化，怀疑一切新思想特别是来自外国的新思想。不过在15世纪前，中国的社会制度演进仍能满足技术进步的要求。然而当早期工业化阶段要求社会制度发生更为迅速、更为深入的变化时，中国以稳定见长的社会制度就显得过于保守和滞后了。而且当时中国的统治者还采取了很多阻碍变革的行动，如15世纪时强行终止了远洋贸易，同时还禁止人们从事商业、造船等活动。
在“乐于变化”的同时，还应认可“人性的贪婪”，即人需要物质产品，物质与精神同样重要，大自然应该为人所用。当然，这决非赤裸裸的贪婪，而是注重投资的“有节制的贪婪”。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离不开投资活动，投资是“延迟的满足”，不是“即时的享乐”。亚当 · 斯密所推崇的“文明自利"价值观，就融合了人的财富欲和节俭、耐心等美德。
经济增长还要求确立“无私”价值观。现代社会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社会，从家庭、村庄、城镇、区域到国家，都无法单独存在，都不得不通过专门化和贸易活动，与其他家庭、村庄、城镇、区域和国家相互依存。这样，“文明自利”就应具有伦理性，就应有利于构建社会信任机制。倘若缺乏信任，没人在乎自己的声誉，那么商业贸易的轮子就将无法转动。
乍看起来，这些价值观似乎彼此矛盾，无法调和。然而，当时的西欧人却借助于宗教手段，形成了一套能够兼收并蓄这些价值观的社会制度。而其他各种文化社会制度，都没能做到这一点。如古代西欧的统治阶层视军事才能和智力成就高于一切，认为俗不可耐的买卖活动有损自己的尊严。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也同样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漠不关心。
当然，西方精英阶层也曾试图阻止变革，但政治竞争却总能令他们止步。在西欧，过去的1500多年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大一统的政治体系，这样统治阶层最担心的就是潜在的政治对手。由于小国林立，彼此觊觎，政治争斗不止，因此当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更为开明时，颁布了不利于经济活动的法令的那些国家最终就会咎由自取。如1299年佛罗伦萨颁令禁止银行家使用阿拉伯数字，1397年科隆命令裁缝们不得使用有关机器，1579年但泽市立法会勒令把ribbon织布机的发明者淹死。但事实证明，他们这些倒行逆施都是白费力气，是自取灭亡。与西欧相反，罗马帝国和中国都建立了统一的政治体系。这样，当中国的统治者下令禁止变革时，他们的禁令不仅会被执行，而且不会立即危害自己的统治地位。
事实上，正是得益于这种政治多元性，西欧才逐渐建立了有利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例如各个西欧国家迫于种种压力，都不得不先后让经济活动摆脱政治控制。1215年时，英国颁布了“大宪章"，结束了约翰国王和英国贵族之间的纷争，承认和保障臣民们对自己的财产所拥有的权利，禁止王室随意征用臣民的财产。同时，大宪章也对英国商人和外国商人提供了保护。经由大宪章，一种全新的“财产权”概念第一次得到了认可。
经济增长前景
如今，西方快速的经济增长已经走过了250年的历程，它会终止吗？当然从核战争、小行星坠落到人为的环境灾害，都有可能干扰经济增长进程。不过即使这些风险因素全部可以忽略不计，25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也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是以无法由其出发，形成富有意义的“外推"。
对经济能够继续快速增长持怀疑态度的一个理由是，目前技术前沿与科学前沿已经非常接近，可供发明的“手推车”已经越来越少。但也有人认为，当今科学硕果累累，网络技术和基因工程前景良好，因此只要价值观、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能继续顺应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那么所有激励竞争的因素就还将继续活跃，技术进步潮流就不会平息，物质财富就有可能不断增加，人类生活水平就有可能在未来的250年里仍然持续快速提高。
[The Economist，1999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