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来自哪里？怎样才能更好地培育与鼓励创新？随着中国、印度和巴西等一些快速发展中的国家越来越把创新视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这些问题就具有了全球性意义。虽然创新与经济提升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然而，创新推动社会进步与改革的作用使这一问题有了研究的价值。从今年夏季起，每月的《自然》杂志就创新的本源与培育问题发表了系列评论文章。
这些文章中有一个共同的话题，那就是标准问题，即现在的创新线性模型过于单纯。至少从上世纪40年代以来该模型就一成未变，它设定了从基础研究的摇篮里发育成长起来的新思维和新技术，犹如成长中的儿童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然后从事全职工作那样，创新也就经历了基础研究、开发、最后推向市场的过程。
虽然线性模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忽略了一个事实：许多创新思想是来自用户和消费者，以及来自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过程。线性模型夸大了基础研究对最终成果的作用，却忽略了设计、制造和商业运作在其中的作用，模型往往给决策者的印象是，创新有相当大的预见性和可控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非线性“生态系统”所展现的是一种更为准确的情景，创新是在各类参与者、各种力量以及各种渠道的反馈信息的共同作用下被激发起来的。这样一种生态系统是任何人无法操控的，至少传统意义上由上而下的操控是无法做到的，但它却是可以培育的，就像一名园丁可以努力创造使植物得以成长的环境一样。同时，这一生态系统也可以接受决定最终成果的那些无法预测的因素。
关于无法预测的因素问题，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科学政策和成果协会(the Consortium for Science,Policy and Outcomes)联合主任之一的戴维·古斯顿(David Guston)撰写的文章（Nature 454,940)认为：创新思潮中的某些破坏性力量，如试图染指干细胞治疗成果的某些人，总是与那些顾及到创新的社会影响以及当时的社会习俗格格不入。科学家和工程师时常因政策和规则的制约而感到无所适从。不过，在社会可以接受的框架内去培育和指导创新，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强研究目标的公众支持度与理解度。
创新的不可预测性往往意味着投资可能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然而，出于深思熟虑的政策可以有效地培育这样的土壤。《自然》的评论文章将继续探讨创新的本源与性质，这些评论将为培育其成长提供一些有用的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