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华盛顿特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化学家，弗里德·穆拉德（Ferid Murad）与他人共享了199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其成果在于发现一氧化氮可以在心血管系统中作为信号分子，疏松血管。
穆拉德1936年出生于印第安纳州。他的父母均是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移民，私奔的时候，只有17岁。他的父母经营着一家餐馆，穆拉德和他的两个兄弟在餐馆帮忙。穆拉德总是记住客人们的订单并心算出账单数额，在他看来，这些训练了他的记忆力和数学能力。
弗里德·穆拉德
科学就是寻求真理的过程
问：您认为对于年轻博士和医学研究工作者来说，考虑“真理的真谛或者上帝是否存在”这样更深远的问题有何意义？
答：本质上说，科学家们心怀好奇去了解自然界的奥秘，去发现事物的本质。科学的美在于一旦你回答了一个问题，就会有更多的问题接踵而来，有时候甚至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医学院里的博士生们学习探索科学，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当科学家。但如果他们想的话，他们会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科学就是寻求真理的过程。上帝的存在与做科学家是两回事，有些人把研究科学当作自己的信仰。也有人可以做科学家，同时又信奉上帝。也有科学家是无神论者。
然而，有一些研究者的信仰和他们信奉的宗教可能会扭曲事实。这样根本不可能有高质量的科学。比如，一些人因为信教，于是在胚胎干细胞的研究中缩手缩脚。很多人认为这样不道德，甚至还有一些政界人士要将其扣上违法的罪名，不过这样做实在愚蠢。不做研究，这些组织样本就要被焚化。它们为研究生物学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好机会，不然很多珍贵的信息无法获取。
科学就是理解事实，了解知识：动物是如何“出现”并不断演化，包括在其他星球上可能有的生命。要证明外星生命的存在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在银河系中的成千上万个星球中，我们的地球并非唯一一个有生命的行星。
疾病治愈需要细致的医学研究
问：全球糖尿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我们该如何缓解这一状况？
答：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在美国还是一名实习生，那时候糖尿病的发病率大约为2%，今天已经达到7%－8%，在某些地区或民族，这一数据还要更高。
亚利桑那南部的皮马印第安人糖尿病发病率约为70%，这一比例高得让人难以置信。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对他们做了相关的研究，希望能找到一些引发糖尿病的原因。这几年我们了解到，其中原因多种多样：基因问题；引起胰腺受损及影响胰岛素生成功能的各种传染病；饮食；锻炼和肥胖症等等。这是个非常复杂却又不容忽视的问题。
与糖尿病相关的多数问题都是心血管疾病。这种疾病改变了血液中的蛋白质，造成动脉硬化；另一方面，也危及到通向心脏、四肢以及身体其他组织的血流。
问：您是否认为要控制糖尿病，可以从心血管疾病治疗的病例中吸取经验，目前这两类疾病哪一类我们控制得更好些呢？
答：如果说心血管疾病已经离我们远去，这不是实话。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仍然在增加：我们目前对于治疗突发性心脏病以及心律不齐比较在行，我们有训练有素的护理人员和设备一流的急诊室。但患有心脏病的病人却要忍受受损的心肌，这极有可能导致充血性心力衰竭。另外，由于没有足够的一氧化氮，他们的血管会出现内皮功能紊乱。因此在未来，心血管的疾病可能会非常严重。
在控制并治疗高血压方面我们现在做得很好，这也是心血管疾病一个很重要的诱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频率正逐步下降，但从死亡率的角度看，癌症将很快取代心血管疾病，但这两类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人的平均寿命还会不断增加，尽管可能增加的速度没有过去100年中，在疫苗和抗生素的出现后平均寿命增长的速度那么快。然而，由于生活的快节奏、快餐以及压力等等原因，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比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要低。
问：医学科学有没有从心理学、行为学和社会科学中获得启发，旨在能够改变人类不好的行为？
答：这些学科都能影响我们的行为，但它们不能治愈糖尿病。疾病的治愈需要深入细致的医学研究。糖尿病的遗传性可能不仅仅是某个单一的基因问题，而是很多基因的合作。如果参与的基因多了，筛选起来就很难。
我们期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能就此得出一些结论。尽管如此，目前的进展并不完美，因为在这些疾病中涉及到很多基因和因子。
问：您认为抗生素耐药性是否对人类造成较大威胁？
答：我们在家畜身上使用了抗生素。结果很荒谬：出现了耐药性有机物，因为这些抗生素并非用于治疗疾病，而且家畜的主人们也没有合理配量。再者，我们没有混合使用该类药物用于杀死有机体。我们一直在研究，希望找到更好的药物，因为我们目前还无法正确使用抗生素。
病毒和细菌非常狡猾。就拿研究治疗HIV的过程中付出的人力和财力来说吧，我们使用了无数种药物对病人进行治疗，但仍然有一些隐性病毒潜藏在体内。我们担心如果停止治疗，病毒就会死灰复燃。本来可以减缓病毒产生作用的速度，延长人类的寿命。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攻克此关。
2011林道会议上，穆拉德和年轻的研究者分享他的研究经历
研究是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
问：您是否常常从科学的角度来思考和处事？
答：我是工作狂。我热爱科学。我无时无刻不想着科学。即使是我想稍微放松一下，比如看电视或做点其他什么事，我也只能坚持5到15分钟，然后就会分心去想我的实验。我的家庭生活也受到影响。这些年来，我在五个孩子身上没有投入太多的时间。他们小点的时候，我差不多会在夏天花上两到三周的时间和他们一起野营，也尽可能每天回家陪他们吃晚饭。但即使我做这些，做完后我还是马上就回去工作或回到实验室。
问：从您的导师那您学到了什么？您觉得您的学生认为他们从您又这收获了什么？
答：我是个幸运儿，接受了长时间的训练，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导师。他们给我充分的自由；他们随时解答我的问题，并帮助我梳理思路。我认真地学习每一位导师的优点，并且用心地将它们融会贯通，到我做导师的时候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
我在读研时候的第一位导师是小厄尔·萨瑟兰（Earl Sutherland Jr），他1971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从他身上，我学到的是关于独创性。我们要做的研究不是去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事，那个过程叫做“证实”。研究是做别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这就是“独创”。
问：反过来，有什么不是您在导师那儿学到的？
答：他们都有很多科学的和个人的优点，但他们对药品研发行业、商业或金融等方面都不了解，所以我得靠自己学习。在这一过程中我结识的一些商业伙伴让我对商业有了很多了解，并知道如何运作。这和实验室的工作是两码事。
问：公立组织和私立组织能够或者应该面对的科学类别之间是否存在差别？
答：我有一个公司，帮着朋友和同事又开了另外七家公司。学者们研究科学，因为他们对科学的热爱。当然，你要做得成功，要拿到资助，要发表文章，要得到认可，要升职。但根本上说，你必须真的喜欢，享受这个过程。你一样可以享受做生意的过程，但是你不必发表文章，公司看重的是专利。而且荣誉是大家的不是个人的。产业科学更多的是团队的协作。
学术界和企业界可以互相学习，互济互补。很多项目的进展和问题的解决需要双方的协作。我觉得一个学者不用找资金去做临床试验，企业也没必要投入发现新药的全过程。我们更需要的是双方的联手。现在的问题是有人持怀疑态度，双方无法做到彼此信任。
问：赢得诺贝尔奖有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
答：有的。我太太也会这么认为。你得到处跑。大家都希望你无所不知。他们没有仔细想想，其实你只是在某一个特定的领域里比较专业；他们认为你无所不能，比如要你去向总统提议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而且，你的信息遍布互联网，没有人不知道你，你就无法享有属于私人的生活。这个让我觉得很麻烦。你到任何地方，都会有人认出你是诺贝尔奖得主，这事的确有些麻烦。
资料来源 Nature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