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主席在2006年1月9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报告中强调，中国将吸纳更多海外人才，吸引海外华人毕业生回归祖国开创事业。此前，中国政府推出了多个资金雄厚的项目，并出台各项激励措施，以吸引海外人才回归祖国，其中包括中科院的“百人计划”。事实上，从1994年到2004年的十年间，共有1000名“人才”获得各种奖励，总金额达2.4亿美元。其他奖励措施还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计划”和“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以上这些激励措施，再加上因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美国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大幅裁员等因素，给"海归"们提供了更多在国内发展的机会。

 

　　过去的30年见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全球市场的需求、劳动力市场和制造业的巨大机遇以及明智的政策，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推动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但中国同时也面临着13亿人口和如何平衡经济增长的巨大挑战。

 

　　最大的两个挑战，一是13亿人口的医疗保健服务，其中大部分是农村人口以及目前享有极少或根本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口；二是以可持续发展的、有利于环境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率。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生物技术的发展将起到关键作用。

 

　　中国政府认为，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6年1月9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强调了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将发挥的重要作用。胡锦涛主席指出，生物技术是中国将优先发展的高科技产业，中国将努力赶上发达国家的研究水平，加强生物技术在农业、工业、人口与健康等领域内的应用。

 

　　生命科学目前大约占中国科技领域总投资的20%，从1997年的509亿元人民币（约合75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0.64％）增加到2004年的1840亿元人民币（国内生产总值的1.35％），预计2010年将增长至4550亿元人民币（国内生产总值的2％，其中私营部门的研发工作也大幅增长）。如何有效运用政府和非政府的投资，将决定生物技术在中国的开花结果，抑或是枯萎凋零，并对世界生命科学领域产生影响。

 

　　从2008年开始的全球经济衰退，很大程度上减缓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中国在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领域可能会成为大赢家。因为在中国，政府是生命科学研究的主要投资者。中国为了应对经济发展放缓推出了58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国内消费和建设更好的基础设施，生命科学研究也将受益于这一计划。

 

　　随着国家支持大学和研究所专项研究资金的投入，基础研究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影响。如1986年开始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1998年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科研事业的其他主要支持者还有国家科学技术部（MOST）、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中国科学院（CAS）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

 

　　中国科技产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政府的大力支持。一个由20多个生物科技园区网络从北京延伸到上海、天津、苏州、台州、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投资于生物科技园区的资金已达150亿元人民币（约合18亿美元）。

 

　　在人才的招揽上，包括工业园区在内把目标放在了潜在的“海归”身上――在海外事业成功的华裔科学家，说服他们回归祖国，并为人才引进出台了各种优惠措施，鼓励他们在科技园区建立生命科学研究实体机构。如苏州工业园区（SIP）于2007年出台了“创新人才津贴”政策，以百万元奖励作为启动资金，并由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后续投资500万元人民币，给核心人才提供免费实验室空间、住房补贴等。

 

　　在各个工业园区中，上海、北京、天津、苏州等地的工业园区规模最大或正在积极扩大规模。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已吸引了世界前10位跨国制药公司中的7家，拜耳先灵医药公司已于今年开始在北京建立研发中心。

 

　　除了在科技工业园区投资，政府还通过一些拟风险投资公司投资于生命科学，如上海的风险投资集团和上海张江集团，这些拟风险投资公司投资于在中国的新创公司和进入后期运营阶段的公司。他们通过调研，评估投资机会，并咨询于某特定领域专家的意见，尽管成熟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目前还尚未能与美国的领先风险投资公司相比。

 

　　由于对粮食日益增加的需求和种植与转基因作物风险之间的矛盾，农业生物技术在中国一直颇有争议。转基因食品（GMF）的反对者认为，GMF对健康的可能影响尚有待于确定，中国在推广GMF，特别是中国十多亿人口作为主食的大米，应持谨慎态度。去年7月，国务院批准了一项重大转基因食品研究与发展计划，其中包括肉类生产与农产品。据《中国日报》消息，此后国务院对转基因育种研究投资了约200亿元人民币。“中国已开始了转基因水稻的研究工作，并大力考虑（其商业化），”农业部副部长牛盾说。

 

　　中国目前的大米生产量约为5000万吨，到2020年，中国人口预期将达16亿，养活这些人口需要6300万吨粮食，而满足这一需求的最佳途径是通过科学发展。2009年2月，全球最大的转基因种子公司孟山都宣布在中国建立转基因研究中心。虽然在接受转基因作物为人类食用方面尚需持谨慎态度，由于巨大的需求以及对进口的依赖，中国已越来越多地接受了转基因作物用作动物饲料。

 

　　出于对农业生物技术的重视，中国在发展杂交水稻品种，包括如玉米和大豆等在产量、品质、抗病虫害以及环境适应性上等较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上居于领先地位，这些都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机构自197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的最新研究成果。中科院是中国唯一的自然科学和高技术发展多学科研究机构，到2007年为止，中科院生命科学投资组合已包括24个研究所、13个研究中心、26个重点实验室和12个植物园，研究人员共6000人。

 

　　由国家资助的研究人员其主攻方向通常是一些有着重大社会需求、旨在达到科学前沿研究与务实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的一些战略目标，如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重大疾病基因识别和生物医学的研究。过去30年来取得的成就包括：完成作为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一部分的1％人类基因组测序、水稻基因组测序、旨在了解人类中传播SARS疫情的61株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分析工作、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基因克隆和功能研究、遗传性高频听力障碍和家族性心房颤动（FAF）的遗传基因鉴定，以及II型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和鼻咽癌易感基因的确定。由于转基因技术和动物克隆技术的发展，中国科学家已经能够利用转基因动物生产药用蛋白，并发展转基因鱼的大规模商业化生产。

 

　　中国药品市场过去几十年里一直以非专利药品（仿制药）为主的情况正在改变，西方制药公司新的专利药大量涌入巨大的国内市场。随着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这一市场正在迅速扩大。据有关统计资料，2008年西药和中药的药品市场已达707亿美元。

 

　　中国国内药品开发商也开始从仿制向创新的转变，尽管进展缓慢。中国开发的新型药物包括1982年开发的新型抗疟药甲氢还原青蒿素、用于治疗重金属中毒的二巯基丁二酸钠、中医治疗记忆丧失的一种叫做石杉碱甲的生物碱等。

 

　　近几年新药开发的步伐正在加快。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到2008年新药研究专利技术共达1800项，其中68％的专利来自大学和研究所。

 

　　关注中国国内药物发展未来的评论家从中国临床试验合同研究组织（CRO）的快速发展受到鼓舞。在过去的5——7年里，CRO已打下了知识、经验以及某些专门领域人才的坚实基础，如化学、药物临床前研究和药物临床试验等。中美冠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吴越（Alex Yue Wu）说：“我对中国临床试验领域未来的发展非常乐观。”他的癌症生物学CRO总部设在硅谷，已在北京、太仓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等地发展业务，提供从抗原表达到研发项目选择等综合性服务。“目前为止，20家大制药公司中的16家已成为我们的客户。吸引他们的是我们所展现出来的专业知识、业绩记录、对肿瘤医学的专门研究，以及迅速增长的全球市场。针对亚洲人的癌症研究成果，如肝癌和胃癌，是我们所独有的。大型制药公司纷纷与我们建立联系，以提高在这些领域内新药开发的能力。”

 

　　吴越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会达成更多的业务协议，并表示中国国内药物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对冠科公司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吴越说：“我们已经与许多资金雄厚的中国制药公司签订了CRO服务合同，这些公司都有面向全球的雄心，他们的新型抗肿瘤药物的开发需要我们的合作。这无疑是来自中国的一个信号，中国的药物行业将从仿制走向创新。”

 

　　一些新的投资者也正在进入生物学和工艺开发及生产制造领域。西方制药公司面临着药物开发成本的逐步上升，他们转而到东方寻求新的可行机会。根据2008年5月花旗集团的报告，全球临床研究机构的市场估计为150亿美元，每年增长率为15%——16％，而中国的市场份额增长远高于这一比率。

 

　　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在与临床试验的国际标准接轨，并缩短在研新药提交审查的时间。随着中国临床试验质量的不断改善，CRO部门也将继续发展壮大。中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改革步伐究竟能有多快难以预测，但考虑到中国医疗改革的优先次序，以及对全民医疗保险的政策，许多行业观察家认为，中国政府需要将资源和资金用到合适的地方，包括培训和聘用经验丰富的评审员，以满足国内和国际药物开发商持续增长的需求。

 

　　中国“海归”将继续带动和促进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而中国CRO机构的创办者大部分为回归祖国的“海归”。据中国教育部统计，1978年——2003年离开中国的70万海外留学生中，四分之一已经返回中国。他们不仅带来先进的知识和宝贵的实际工作经验，还有西方制药业和生物界的人脉关系、对客户服务环节的了解以及精明的商业头脑。一些“海归”在国际公司的中国总部担任要职，还有一些人进入了中国顶尖的学术机构和大学。

 

　　中国政府积极从海外招揽人才已成为中国生命科学产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圣地亚哥生物技术公司前资深科学家陈长友（Changyou Chen，音译）是“海归”大军中的一分子，2005年被聘加入到政府投资的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所。“在中国我有更好的事业发展机会，能够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因在美国学到并带回中国的一切而受到尊重，”他说，“此外，国内能够为事业初创者提供最初的资源，如拨予研究资金或启动资金，提供实验室空间和设备，你可以雇一些人并选择你的项目。”2009年，陈与他人合作，在安徽合肥创办了名为“Lifeon生物科学公司”的抗体治疗公司。

 

　　这种“反向移民”或“人才回流”现象，非常符合危机与机遇共存的哲学理念。哪里有机会，人才就会流向哪里，不受地理阻隔和地域限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海归”将给中国生命科学带来百花盛开的前景，为全人类的健康与保健事业开创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