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当位于马里兰州的霍华德·休斯医学院将1000万美元的研究拨款给予了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家施一公的时候，美国的科学家并没有感到意外，因为他所从事的细胞研究给癌症治疗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在普林斯顿大学，他的实验室占据了整整一个楼层，每年的经费预算已达2000万美元。
施一公辞去普林斯顿大学教职而担任北京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左）；2007年10月，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饶毅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右）
“他是我们的一颗明星”
意外，确切地说是震惊出现在数个月之后。已经归化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且在美国居住了18年之久的施一公博士宣布，他打算离开美国回中国从事科学研究，婉拒了那笔拨款，并辞去了普林斯顿的工作，受聘担任北京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最近，他对川流不息的到访者说：“至今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舍弃这里的所有一切，尤其是当处在我这个地位上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教授罗伯特·H·奥斯汀（Robert H. Austin）在电话中说：“他是我们的一颗明星，我想他完完全全地疯了。”
但是中国政府并不这么看。他们运用民族自豪感以及充足的财政资源吸引科学家和学者回国工作，决心要扭转伴随着改革开放30年出现的大批精英流向国外的局面。
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仍然是吸引许多中国学者去学习和做研究的地方。但是，类似施一公这些引人注目的科学家的回归，显示了中国与其他技术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成功地缩小，其速度之快出乎许多专家的意料。
近10年来，中国在研发上的经费投入增长稳定，现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5%。虽然美国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占其GDP的2．7%，但是中国的份额远高于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
中国的科学家在与国外同行的竞争中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在过去的10年中，他们发表的论文数增长了4倍。2007年，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数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据两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丹尼斯·F·西蒙（Denis F.Simon）和曹聪（Cong Cao）在新著《中国的新兴技术优势》（China’s Emerging Technological Edge）中透露，仅在纳米技术领域从事研究的中国科技人员就有5000人之多。
据佐治亚理工学院200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在未来的10年——20年内，将研发成果转化为在全球上市的产品和服务能力上，中国将超过美国。该报告最后说：“看着吧，对于把蓬勃兴起的研发成果转变为企业的创新过程，中国已变得越来越在行。”
数量并非等同于质量，尽管中国在科技方面的投入巨大，然而在许多领域内仍有待努力。迄今为止，除了在西方工作的少数科学家曾获得过诺贝尔奖外，在大陆开展研究工作的中国本土科学家还未曾获得过。尽管中国的专利数在上升，然而在2008年，中国获得美国认可的专利数仅位列第十。
中国开始增强回动力
中国学生仍然源源不断地流向国外。2008年外流的人数约达18万，也许更多的家庭有能力支付海外的学费，这一数字比2007年增加了25%以上。中国政府的统计数字显示，在过去10年里，每4个外流的学生中只有1人返回国内；而那些取得了美国高校授予的科学或工程学博士学位的人极少有返回中国的。
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致力于增强回动力，在以往3年里，类似于施一公这样有名望的科学家已开始逐渐返回中国。他们的回国，在一定程度上对存在于中国科学界中的任人唯亲的庸人文化产生震荡，而这常被人们称之为是阻碍中国科学进步的最大绊脚石。这些人之所以返回中国，其中既有爱国情愫的激励，也有甘当促进国家发展的催化剂的愿望，更是出于相信中国政府会支持他们的信念。
被清华学子视为有爱心、有激情的42岁的施一公说：“我感到我有些亏欠中国。在美国，差不多所有的一切都很顺利；而在这里，你做什么都会感到似乎有十倍甚至百倍的阻力。”施一公与他的同胞在离开美国的时候并没有像有些美国人设想的那样带走多少遗憾：当他曾受到众多美国高校的盛情邀请时，当他从普林斯顿的学术队伍中迅速升起时，他曾说过他相信许多亚洲人在美国已经到顶了。
饶毅，这位47岁的生物学家，2007年离开美国西北大学后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他将中国的“搜寻灵魂”与美国的“自我满足”作一比较。当美国驻京使馆要求他说明放弃他的美国公民身份的理由时，他写道，美国在9·11以后已经失去了它的精神领袖地位，但是，“美国人民却仍然陶醉于国家和他们自身的伟大之中。”
这些科学家并没有千篇一律的被民主的真谛所同化。饶毅博士曾表示过他希望并且相信在他的有生之年中国将会实现多党民主制度；现在他却表示，他怀疑多党政治制度是否“适合中国”。施一公曾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在美期间，他成了一名登记在册的民主党成员，并积极参加竞选活动。他说：“相信多党民主制度对美国来说是完美的，但对美国是完美的多党民主制度不等于说对中国是合适的。”
一个负有使命的团队
然而，重新回到带有政治色彩的中国科学界可能是一件富有挑战性的事情。一些履历较为简单的国内科技人员故意回避海归人员；在去年12月举行的两年一度的院士选举大会上，作为中国科技最高咨询机构的中国科学院没有把施一公与饶毅考虑进去；中科院也没有接纳最近离开位于达拉斯的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而任职于北京生命科学院的著名的霍华德·休斯医学院研究员王晓东。
这种压力在中国的博克世界里已有所表现，在博克网上，施一公被说成是一位“不可轻信”的人物。在2008年的一份帖子上，华南理工大学的一位教授写道，不应该让施一公接触任何涉及中国国家机密的项目，“切记，他是一名外国人。”对此，施一公说：“过去的一年半时间对我来说好似十年，但是我高兴的是我没有因此而倒下。”他感到从对他的指责中又嗅到了文革的味道。
不过，这些海归者也有不少有权势的朋友，既有高校校长也有政府官员。施一公与饶毅曾参与起草过有关聘请第一流海外科学家、企业家以及其他专家的新计划，这一计划是中国政府打算吸引海外学者回国工作的一个最新体现。
2008年5月，施一公应邀为习近平副主席和其他中南海高级官员做过一次关于中国科学与技术的未来的演讲。而饶毅认为，现在中国对科研工作的资助是够大方的，也许可以说是过于慷慨。
5年前，饶毅曾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过同样的观点。他写道：当科研拨款在中国下发之时，有关人士常常为之大唱赞歌。他曾建议取消科技部，将政府预算的再分配功能授予一个“更有名望的”机构去处理。当然，他的指责没能在中国公开发表。然而在去年10月，中国官办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一篇题为“一个负有使命的人”的饶毅专稿中对他的观点作了概述。
纽约州立大学尼尔-D-莱文国际关系和商业研究生院的高级研究员、《中国的新兴技术优势》一书的作者之一曹聪先生曾说过：“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他们虽然都是优秀的科学家，但是他们必定是一群企图改变现行体制的激进分子；如果他们改变不了，他们将会选择离开。”
在清华大学，施一公博士表示他很乐观，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已接受了大约18名攻读博士后学位的学生，他们几乎清一色地来自美国，每一位学生都有各自独立的实验室。他说，在十年之内，清华大学的生命科学院将比现在扩大四倍。他没有违心地认为清华目前的科学水平可以与普林斯顿大学等量齐观。但是，他却把清华与受人尊崇的美国国立大学相比，他说：“数年后，我们将达到那个水平。”
资料来源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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