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N1流感病毒基因转变的研究引发的争议，最终被许可公布，说明了辩论的重要性。在辩论的过程中，科学家的角色显然是无可替代的。那么，或主动或被动将走向辩论席的科学家们，该准备些什么呢？
研究成果应用后的利弊后果，需要开诚布公的讨论。而且科学家们必须首当其冲。
一种简单的刀具可以是一种工具也可以是一种武器。当然“军民两用技术”并不是科学的一个异名，例如，海龟导航相关研究并不会产生远程导弹技术。但是，由于两者的相关性，军民两用研究，不管好还是坏，都会被少数人严阵以待。参与其中的科学家通常是可以充分理解他们的研究可能造成哪些风险的人。
有些领域已经有既定的外部审查的程序，但是科学家们很迟钝地举手提出了不妥的疑问――为什么？有些科学家可能觉得说话太直接，引起公众对显性或隐性危险的关注，会对其实验室造成麻烦，另外有些人会觉得耗在被他们认为是假设性的难题上，会浪费时间。科学乐观派仍占据主流位置，绝大多数研究人员坚信他们所作出的努力会有回报，极少数会想到去思考弊端。
“研究人员应当公开询问他们的同事所做的工作是否会造成威胁。”
有些弊端一直等到局外人提出了关于风险、利益和道德的辩论，科学家们才注意到。在最早的广泛的集体辩论阶段，有些威胁被低估了，而有些被高估了。每个人都明白一种刀具的风险，但极少人有能力说出激光分离核同位素的危险。虽然脑部扫描的基本研究才刚刚开始，很多公众人员都相信神经系统科学家已经使得精神阅读成为了可能。
第二种风险是非科学人员可以控制辩论，尤其是在科学方面的顾虑被当做有利益牵连的情况下。例如，环保群体反对转基因生物的使用，尤其是在欧洲，即使已经研究过此类食物风险的绝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转基因风险极小，但他们都可能被贴上与转基因公司有利益关系的标签。
最后，缺乏有知识或缺乏有管理能力的调节人员，研究也可能有变化。美国国家科学咨询理事会基于生物安全，资助其自身对有争议的H5N1文献出版进行有效的审稿。但是在荷兰，关于国家出口控制机构是否拥有对变异流感数据出口控制的司法权的争论，引起了更多的问题。
美国政府要求其资助机构在评估研究提议之时提高对潜在不利之处的警觉，以此响应H5N1辩论。此类问题也可通过更大的开放性研究讨论得到解决。这可能意味着个体研究人员自己举旗标识自身工作，但更有可能会出现的是，科学家以团体形式去花时间思考潜在的危险。不管是在会议、专家评审还是在资金决策中，研究人员应当公开询问他们的同事所做的工作是否会造成一些威胁――并且，如果会，那相对于益处如何来衡量。接着他们应当准备对潜在问题进行集中讨论，以对如何继续达成一个共识。
开放式讨论承载着风险。例如，在英国，地球工程试验的一部分已经被其资助委员会无限期地推迟了――为了满足一个冗长的公共辩论要求。但是没有这些辩论，承载的风险会更大。并且，虽然科学家们是唯一有资格理解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的人群，但他们常常并不擅长于对危险做出判断。
更多的基金会应当效仿美国，观察早期阶段的研究可能引发的问题。必须将可能会受到关注的问题向公众们预先警告，而且科学家们也需要确保风险危害讨论以现实为基础。
资料来源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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