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为实现到本世纪末全球地表温度控制在比工业革命前上升2℃以内的目标，需要加快推动国际减缓气候变化进程。今年年底，即将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国际社会将努力就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行动达成新协议。

 

　　为实现2℃温控目标，首先要提高能源终端使用部门的能源效率，大力推进能源供给系统改革，大规模植树造林，还要研发应用碳移除技术。能源供给部门的低碳化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到2050年超过80%的发电装机容量要实现低碳化；来自可再生能源、核能、使用碳捕获和碳封存（CCS）技术的化石能源发电以及生物质能联合CCS技术的零碳或低碳能源供给，占一次能源供给的比重应达到51%-68%。近十年来，风能、太阳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得到迅猛发展，成本不断降低，技术应用已形成一定规模，但仍需要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政策支持，通过技术研发以解决成本问题这一大规模推广应用的主要障碍。IPCC AR5报告的评估研究发现，2050年之后大规模部署应用大气二氧化碳清除技术也是至关重要的。除了土地利用和林业部门的净碳汇作用以外，其他碳移除技术尚不成熟，还处于早期研发阶段，其大规模应用还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全球阿波罗计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该计划旨在号召世界各国政府共同发起大型科研计划，目标是该计划的成员国每年用于清洁能源技术研发的经费占本国GDP的0.02%，这样全球每年将投资150亿英镑用于清洁能源相关技术的研发和示范。该计划将重点提高低成本储存能源的能力、低成本传输能源的能力和能源效率三个技术难题，力争在2025年使全球的清洁能源发电成本低于煤炭的发电成本，为全面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奠定技术基础。该计划的实施还可以为现有的国际气候治理制度增添一个新的平台，推动清洁能源开发与利用等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我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去年11月发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承诺“中国将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且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能源的低成本储存、低成本传输和提高能源效率同样是我国面临的三大能源技术瓶颈。积极参与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国际合作，有助于我国尽快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努力走出一条比欧美等发达国家更低碳的、更早达到更低峰值的“第三条”创新发展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地区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承担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承担的成本将更高，而且未来大多数的可再生能源和碳移除投资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如何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缺口和补偿发展中国家承担的额外成本将成为国际气候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全球阿波罗计划”在推行过程中需要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