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诺贝尔得主保罗·纳斯(Paul Nurse)提出了一个现在他称为“十分愚蠢的主意”――把伦敦两个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合并。他建议，在位于伦敦东南部格林威治半岛的千禧巨蛋（一个周长1千米、高52米的开放式展览中心）里建一个巨型实验室。纳斯表示，“当时这个想法太疯狂了，这个展览中心根本不适合建研究所。所以当时这个建议没被采纳。”

 

　　但多年后的今年，纳斯的想法得到了实现：在千禧巨蛋西北方向10公里，也就是伦敦中心，建立起了一所超级实验室。今年11月份，纳斯会作为研究所负责人，启用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这比他当年的建议要更大，更野心勃勃。克里克研究所花费资金11亿美金，占地93000平方米，于2021年全线运营，能容纳1600位职工。它将成为欧洲最大的单一生物医学实验室。

 

　　高成本、大规模意味着高预期。英国政府和纳斯把克里克研究所宣传为英国科学的福音――这里将出产重大科学发现，吸引全球最优秀的年轻科研人员，推动英国生物科学产业的繁荣。同时，这里将是科研的净土，科学家们不必担心院系、永久职位等与科研本身无关的东西。纳斯说道，“它当然与众不同，我觉得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这里都有些什么，能干些什么？”

 

　　克里克研究所算得上是科研基础设施的一次“古怪”尝试。如果它真能实现以上目标，其他国家将会纷纷效仿，建立类似的实验室。也有人质疑，这场科研冒险是否值得。他们提出警告，克里克可能会大量吸金，大量公共和私人研究基金将流入这里，拉大英国学界的贫富差距。来自萨塞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者詹姆斯·威尔斯顿（James Wilsdon）说道，“克里克研究所花费了太多资源。它必须成功。如果它失败了，没人知道该怎么建设科研基础设施。”

 

　　克里克的诞生纯属偶然。1990年代后期，英国两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需要找个新址。当时国家医学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位于伦敦北部的米尔希尔山上，用的是二战前的旧房子。一些由英国癌症研究所资助的设备也已老化。提议在千禧巨蛋里建超级实验室的时候，纳斯正担任英国癌症研究所主任。但他并没有坚持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是于2003年离开英国，出任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校长。

 

　　但纳斯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2006年，一份影响力巨大的政府报告指出，英国存在“健康研究领域的投资并没有带来应有的经济、健康和社会福利”的风险。该报告呼吁增强各基金提供者之间的合作，以及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创新。国家医学研究所所长凯斯·皮特斯（Keith Peters）仔细考虑了纳斯的提议，认为该提议具有一定可行性。皮特斯选中了伦敦中心偏北、位于大不列颠图书馆和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之间的一块区域。为了支付相关费用，他联系了伦敦大学学院、维康信托、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英国癌症研究所，四家机构分别捐赠了4千万英镑作为建设费。两所大学还为克里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尤其是物理学家和工程师）提供住宿，并且学校附属医院也对克里克工作人员开放。

 

　　研究所以DNA结构的发现者之一弗朗西斯·克里克（另一个发现者是詹姆斯·沃森）命名。克里克研究所被定义为基础研究机构。然而，克里克研究所的投资人们想看到的却是把科学发现转化成临床治疗。这里的研究人员来自不同领域，从干细胞发育到流感，覆盖生化医学的诸多领域。研究所配备药物筛选机器人、高性能显微镜等先进设备，动物房能饲养超过20万只以小鼠和斑马鱼为主的动物。

 

　　克里克研究所在最开始的几年发展会非常迅速。来自国家医学研究所和英国癌症研究所的90多名团队带头人会首批进入克里克研究所工作。另外克里克研究所打算招募120名年轻研究人员作为另一批团队领导。这些年轻研究者最长可在克里克工作12年――合约签6年，如果考察通过，还可再续6年。国家医学研究所和英国癌症研究所已获得永久职位的研究人员会保留原职位。当这些人退休后，享有终身职位的团队领导会减少到三分之一。纳斯认为，定期的员工流动能让克里克始终追随最新的研究潮流，可能是干细胞，也有可能是基因组编辑。“不断更新的研究所能够避免固步自封和僵化。”纳斯这样说道。

 

　　纳斯希望克里克研究所是“温和的无序”的。这里的研究者们不属于任何院系或部门，他们的办公位置取决于他们需要使用的核心设备（如筛药机器人和细胞分选仪）的位置。纳斯的构想是，志趣相同的研究者们自发组成兴趣小组。纳斯说，“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想法很疯狂――因为毫无结构可言。但我认为，这才是值得激动的地方，这种结构是自下而上的。”

 

　　诺贝尔得主、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的生化学家以及前任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所长托马斯·切赫（Tom Cech）表示，其他国家的科学资助者会密切关注克里克研究所的发展情况。切赫也经历过一些不同寻常的冒险。切赫任职期间，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曾开设过珍利亚农场研究园区（位于维吉尼亚州阿什本附近的一所神经科学研究所）。园区取消了永久职位，强调学科交叉。切赫力挺克里克研究所。他说道，“如果没有人第一个吃螃蟹，那么问题始终只是假设。对于社会来说，珍利亚园区、克里克研究所都是很重要的尝试。因为它们启发了做科研的新灵感。”

　　克里克研究所的支持者们希望，克里克研究所能够充当连接实验室和市场的桥梁，成为英国经济的引擎。纳斯的副手、首席运营官戴维·罗布林（David Roblin）在2011年以前是医药巨头辉瑞公司的欧洲研发主管，之后也曾就职于小型生物技术公司。罗布林说道，“虽然我是应用科学家，但我不打算把克里克建设成制药公司。克里克是一个高度重视成果转化的发现性研究基地。”罗布林正试图吸引一些制药公司入驻克里克，以图加速成果向临床转化。与私企不同，克里克的所有成果都会公开，知识产权属于克里克。

 

　　即便是在一座由钢筋、玻璃铸成、巨型建筑遍布的城市，克里克研究所也是一道壮丽的地标。纳斯于1999年被授予爵位，他的员工们有时把克里克称为“保罗爵士的大教堂”。

 

　　坐落于繁华的王十字车站附近，克里克让隔壁的大不列颠图书馆相形见绌――后者是英国20世纪建成的最大公共建筑。克里克弧形的屋顶看起来就像是被掀翻的船，船体（大厅）被分割成两部分。

 

　　克里克内部非常大，5月份进入参观时仍旧要求穿戴安全帽、手套和铁头靴子。走廊两侧排布着玻璃隔成的开放式实验室，中厅两侧都有两个足球场那么长。为了方便定向，不同楼层的墙壁被刷成了不同的颜色，他们还开发了一款手机APP来导航。（“我想我们那一层是蓝色的，但我也记不清了。”一位明年将会入驻的科学家说道。）地下的4个楼层放置的是电子显微镜等敏感设备。这些设备都会用混凝土板隔离开来，防止火车和地铁经过附近造成震动。用于研究流感和其他致命病原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和动物房都在建设当中。

 

　　与很多新实验室一样，克里克设计了鼓励研究者们沟通的空间。地上每一层都有会议室、茶区、咖啡区和“合作空间”，旨在增加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加大由交流触发灵感的几率。

 

　　“这是最让我兴奋的事情之一。”从国家医学研究所搬到这里的发育生物学家詹姆斯·布里斯克（James Briscoe）说道。他已经和日后的团队领导碰过头。雷伊斯卡·德索萨（Caetano Reis e Sousa）是英国癌症研究所的一名免疫学家。他表示，作为课题组长，他之前也和同仁们合作过。他认为克里克的社交工程，对研究生、博后和技术人员最有益。“他们之间会建立合作和联系，从而诱发新发现、新发明。”

 

　　然而，很多人认为免疫学家和物理学家没什么可合作的。很多克里克的文件和视频都宣称，“发现无界限”。这条口号惹怒了一些研究者。曼彻斯特大学的科技政策研究者基隆·弗拉纳根（Kieron Flanagan）表示，“设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学术有界限。即使把各个学科的研究者们安置在一栋建筑里，免疫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发现还是不会有交叉。”

 

　　克里克的大规模也是另外一个备受争议的地方。弗拉纳根指出，“每个人都认为，科学应该变得更大规模，并且更资金密集。但有证据现实，小规模群体比大规模群体更高效。”

 

　　克里克的选址也受到质疑。但纳斯表示，在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建造克里克研究所，是吸引全球最优秀的年轻研究者移民英国的关键。伦敦的医院为克里克的临床试验提供了许多潜在的参与者，这是英国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

 

　　初衷是好的，但选址在伦敦市中心，意味着研究所没有再扩建的可能。事实上，克里克在其他地方建立了一个数据中心和一个动物饲养所。一条已规划的横穿伦敦的地铁线路也将经过克里克旁边，造成的震动可能超过现有防震装置的保护范围，可能对克里克的敏感设备造成影响。此外，伦敦的物价高，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而克里克研究所规划公布后，物价更是飞涨。纳斯希望为研究生和博后买一些公寓，但钱是个大问题。他现在试图通过其他方式来减轻克里克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伦敦的生活压力。

 

　　珍利亚园区的首席执行官德·鲁宾（Gerald Rubin）认为，缺乏房帖是克里克研究所的唯一缺点，而且可能影响克里克研究所的招聘。他说，“如果克里克研究所给员工发房帖，它会很快成为欧洲最牛的研究所。但不给房帖，估计很难。”

 

　　纳斯表示，克里克研究所会成为英国科学的孵化器：他希望离开克里克研究所的研究者们能在英国的大学里继续发挥自己的才能。“我和他们开过玩笑说，他们会爱上这里的人。”

 

　　但批评者表示，纳斯对于这些年轻人即将面临的经济挑战过于乐观。要知道，一个博士后，甚至是课题组长的工资根本买不起研究所附近的房子。同时，对于纳斯和政府一直宣扬的“克里克研究所会成为英国科学的孵化器”，他们高度怀疑。布里斯托大学的细胞生物学家戴维·斯蒂芬斯（David Stephens）表示，“我不认为这是克里克研究所的运营战略――吸引年轻有才华的研究者移民到英国。它可能成功，但没有什么事实上的理由确保它会成功。”斯蒂芬斯等人认为，研究者们也能移民到美国、德国或亚洲一流的研究所。

 

　　有人担心，克里克研究所可能会因为“大”而不倒――公、私资助者会把克里克研究所作为优先事项，政策和资金都会向这里倾斜。除了7亿英镑的建造费外，克里克研究所每年开销预算达到1.5亿英镑，这些钱由政府的医学研究委员会、维康信托和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支付。今年保守党上台，承诺消减政府的科学预算，也放大了这些担忧。“克里克研究所吸引大量资金，其他研究机构就很难拿到基金。”斯蒂芬斯不无忧虑地说。他的实验室目前拿到了维康信托和医学研究委员会的基金支持。同时，纳斯目前带领小组，帮助政府完成对英国各个研究委员会分配基金的评估，这又涉及了利益冲突问题。

 

　　纳斯表示，这些抱怨都来自那些担心自己基金的科学家，完全是毫无依据的“杞人忧天”。他认为克里克研究所的大规模能帮助它进行世界一流的研究，并且确保基金支持。他表示，“一个拥有大量基金支持和大量科研工作者的大规模研究所对于推动科研、促进科研成果转化都有重要作用。但这也意味着，克里克研究所背负着重大责任。”

 

　　但克里克研究所真的能实现这些目标吗？评估克里克研究所的最终成败十分困难。入驻克里克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已经是世界顶尖水平，仍然会产出高水平科研结果。但这远远不够。切赫指出，评价克里克研究所的标准应该是，在相同基金支持下，克里克研究所是否做出了大学研究人员无法取得的发现。威尔斯顿也同意这种观点，“克里克研究所拥有大量资源。它应该远超其他竞争对手。”

 

　　纳斯也是质疑的来源之一。他计划领导克里克研究所五六年，然后退位让贤。牛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马修·弗里曼（Matthew Freeman）担忧的是，纳斯的继任者是否能完成纳斯的期望。“我感觉，克里克研究所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保罗的思路设计的。克里克研究所的建成体现和凝结了保罗的个性、影响力和个人魅力。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试验。但所有试验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

 

　　纳斯也承认克里克研究所的宏伟目标――创造高度协作的基础科研机构，促进英国知识经济繁荣――可能无法实现。“我觉得我们有可能实现。”他也乐于接受改变。“如果克里克研究所这种无结构会导致混乱，我们也会采取措施，做对的事情。我并不是老顽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