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在科学和文化界占有非凡的地位。在他诸如《世界大战》的里程碑式巨著中，威尔斯实际上再造了科幻小说这个文类。除此之外，他也大量创作了关于科学、教育、历史和政治的作品；在横跨60年的写作生涯里，他创作了超过150本书籍和小册子，还有在报章杂志上发表的数不胜数的文章及信件。他经历了19世纪后期的科学萌芽期、20世纪早期的社会与技术巨变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他既汲取知识，又给出启示――预见到了动力飞行、太空旅行、坦克和原子弹，成为一位既热情又专注的科学普及者。

 

　　在威尔斯庞大的创作产出背后，是一种用写作来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愿望。他的做法是构建出乌托邦版本的完美未来或者反乌托邦的未来，从而揭示出他的著作中的教训如何被人忽视。

 

　　在他的非凡的建树之中，威尔斯是最早期的一位身为受训科学家的大牌英文作家。“科学家”这个词汇是在威尔斯出生33年前由历史学家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创造出来的。威尔斯的父母由仆人转行做了小店店主，他本来在布店做学徒，后来逃离出来，在英格兰南部的米德赫斯特文法学校里既当学生又当老师教授低年级学生。他获得了一份奖学金，这驱使他进入如今被称为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学校，他在那儿向达尔文主义的支持者T·H·赫胥黎学习生物学，并在1890年毕业。他从未实际当过科学家，也没有将自己视为“艺术家”，而是更喜欢“记者”这个称呼，尤其是到他职业生涯的晚期，那时，政治在他的写作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威尔斯作为一名科学传播者的才华令他与许多科学家交上了朋友，尤其是天文学家理查德·格里高利（Richard Gregory），他与威尔斯上了同一所大学，是《自然》杂志的第二任主编。威尔斯在50多年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25篇文章，激起众多同时代的思想家投稿，针对威尔斯作品的通信、书评、札记和其他评论文章像翻滚的潮水一样寄往编辑部。

 

　　威尔斯也以迅猛的节奏出版富有创见的书籍。他的第一批著作是《向自然地理学致敬》（Honours Physiography）和《生物学教科书》（Text-book of Biology），两本都出版于1893年；后者出了许多版本。他的写作主题迅速分岔。单单在1895年里，就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被盗的芽孢杆菌及其他事件》（The Stolen Bacillus and Other Incidents）、一部描写天使坠落地球的幻想浪漫小说《神奇之旅》（The Wonderful Visit）、一本散文集、以及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这本小说以及威尔斯其他在19世纪90年代晚期创作的“科学浪漫小说”《莫罗博士的岛》（The IsIand of Doctor Moreau）、《世界大战》（The War of the Worlds）和《隐形人》（The Invisible Man）一起会为科幻小说设立门槛。包括这几本书在内的威尔斯作品也对科学自身产生了影响。

　　《世界大战》给予了罗伯特·戈达德灵感――戈达德是液体燃料火箭的发明者，他的研究催生了NASA的阿波罗计划――令他将一生献给了太空旅行。这本小说里的“热射线”也预言了军用激光武器。《莫罗博士的岛》中的主人公爱德华?普伦蒂克“在皇家科学学院花费了数年时间，在赫胥黎指导下进行了一些生物学研究”；小说里动物与人类的杂交产物是当今的胚胎怪物的简陋先驱。威尔斯创作于1914年的小说《获得自由的世界》（The World Set Free）中预测了原子弹，影响了化学家弗雷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在放射性上所作的研究工作，还影响了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Leo Szihard）在中子链式反应上的研究工作。《未来的事情》（1933年）预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36年根据小说拍摄的电影《未来世界》（Things to Come，由亚历山大·科达担任制片人，主演是雷蒙德·马西）的结局是人类发射了第一艘太空飞船。

 

　　威尔斯因为被人拿来和同时代的科幻巨匠儒勒·凡尔纳进行比较而恼怒。这种感觉是相互的。儒勒抱怨说，威尔斯的《最早登上月球的人》（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里的反重力金属Cavorite与凡尔纳出版于1865年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中以火药为燃料的火箭相比的话，纯属捏造。但威尔斯的主要兴趣从来都不是技术。在虚构出《最早登上月球的人》中有着类昆虫躯体的塞勒尼特人，或者1937年的《坎福德视察》（The Camford Visitation）会读心术的外星人之后，威尔斯继续想象这些幻想元素对人类心理和文化的重大意义，建立了一套样板，而这套样板从那时起就被那些最具文学性的科幻小说（出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柴纳·米耶维之类的作家）遵循。

 

　　威尔斯也在磨练他的新闻写作的技巧。他在《自然》杂志上的第一篇杂文叫做“普及科学”，号召在大众科学写作中建立一套标准，从而提升可读性。他继续在《自然》杂志上发表各种主题的文章。但是教育这个主题会比小说、科学或科幻小说更胜一筹，变成威尔斯写作生涯的要旨。

 

　　在某些程度上，威尔斯感激自己能够逃脱学徒生涯，过上知识分子的生活，他坚信教育对于清晰的思维和高效快乐的生活是最重要的，并受到这种信念的驱动。就连他最具幻想、最具未来性的写作都包含着对于现今的教训，意图通向更具乌托邦色彩的世界序列。在威尔斯对英国皇家学会的一次讲座（其后以“发现未来”这个题目刊登于《自然》杂志上），提供了一个途径来观察这些想法的发展，对自觉的前瞻思考的重要性进行争辩：

 

　　我们在如此狭窄的道路上旅行，它们扼制了我们的交通；我们生活在不自在、不方便、耗费人生的房子里，出于对熟悉的式样、熟悉的习惯的喜爱，以及对陌生的畏惧；我们所有的公共事务都受到局部边界的束缚，受到限制，狭小得几乎不可能存在。我们的服装、我们的言谈、拼写和度量衡、货币系统的习惯，我们的宗教理论和政治理论，这些全都是过往施加在我们的心智上的束缚力量的证据。

　　对于威尔斯而言，科学方法赋予了它的使用者一种权力――反思和质疑这些陈腐的想法的权力，而且应该是人类奋斗的每一领域的基础。（科学的这种实证主义的理念相当短命，从查尔斯·达尔文颠覆了人类是生物顶点的观念算起，仅仅持续到20世纪早期量子力学出现时，量子力学破坏了科学绝对确定性的主张。）但英国的教育体制没有能适当地尊崇科学，威尔斯这么感觉到；古典文学的特权地位成为他的怒火的一贯目标。结果是彻底的灾难：“对科学的普遍忽视以及‘含混度过’的做法是有缺陷的教育的产物。”他在英国科学协会的第11次年度会议上发言道。威尔斯的希望是，假如知识探究者具备了正确的知识，历史也许像行星和潮汐的运动一样能够预测。接着，在获知人类共享的进化起源的知识后，未来的历史中民族国家会逐步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共同合作的全球政府系统。

 

　　在威尔斯的大部分生涯中，他的重要性在于他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他通过著作的出版，获得国际化的读者受众，享受其中。他对未来的预见是他广受欢迎的关键要素，而且这些预见不仅仅存在于科幻小说中。比如说，威尔斯想象过一种类似于世界国家发起的维基百科。在1936年在皇家学会的一次演讲中，他谈及“世界百科全书”或“世界脑”，他将它描述成：全世界每个智慧人士的智识背景。它应该是一直活跃、成长和改变的，由世界各地的最初的思想家对其进行修订、拓展和替换。每一所大学和每一家科研机构都应该向它提供支持。每一个新学人都应该和现存的编辑组织取得联络……它的内容会是标准的资料来源，用于学校的教育、大学的研究工作，用于事实的核查和观点的检验――用于全世界的每个方面。

 

　　《世界脑》（World Brain，1938）这本集子强化了这些观点。这本书和1920年出版的《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这本畅销作品讲述了人类的故事，从进化起源一直到威尔斯所希望的乌托邦――是威尔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大灾难的回应。

 

　　威尔斯见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见证了这样一场集体行动的失败后，他最终在1944年向《自然》杂志投出的稿件中，试图理解个体的行动和动机。《人格的幻觉》（The Illusion of Personality）提出，稳定人格的概念是种幻觉，因为意识不断地从一个时刻换位到下一个时刻。现在阅读这篇文章的话，能看到一位作家长久地在全球范围下思考，以数百年至数千年为背景进行思考，到了生涯的尽头仍然全神贯注地进行思考，这点无疑是迷人的。

 

　　威尔斯认识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的大多数著名作家和政治领袖，与他们进行过论辩。他有两段持久的友谊：一段友谊是与小说家阿诺德·贝内特（Arnold Bennett），另一段友谊是和理查德·格里高利。格里高利成为《自然》杂志的主编之前，和威尔斯合著了一本书《向自然地理学致敬》；当威尔斯――当时的一位不知名教师和打零工的科普作家――发表“普及科学”时，格里高利是《自然》杂志的助理编辑。格里高利建议威尔斯在《最早登上月球的人》中考虑月球引力；当威尔斯在1946年过世时，格里高利为这位天才撰写了讣闻，刊登在《自然》杂志上，他初次与威尔斯合作已是50年前的事。格里高利为《世界大战》撰写的书评中大胆表示：“科学浪漫小说对于未来的科学兴趣并非毫无价值；它们能为自然知识领域正在完成的研究工作引来关注，也让人们对科学研究者的目标和评论生成同情。”

 

　　引来关注，生成同情，这是威尔斯毕生不变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