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20日，经过123年的休眠后，圣海伦火山醒了过来。地震仪探测到了在火山表面一英里以下的一次4.0级地震，而该火山正位于华盛顿西南部吉福品彻国家森林公园。在接下来的几天，地震仪记录到更多的地震，高达每小时40次。这些都不是余震，而是一个火山地震群。企业主、伐木工和媒体要求知道火山将在何时喷发。正如西雅图记者史蒂夫·奥尔森（Steve Olson）在他的《火山喷发：圣海伦火山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所说：没有简单的答案，科学还没有研究清楚。但奥尔森论述称，明确的科学指导以及直接的管辖权关系的缺乏，造成了各级政府的不作为，随之而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鉴于近期圣海伦火山周边的地震活动（2016年6月和11月记录到了地震群，尽管这些记录没有给出关于迫在眉睫的危险的任何迹象），回顾1980年的火山活动似乎特别适时。

 

　　就在3月20日地震发生后，人们立即采取了一些紧急防护措施。惠好公司当时正在圣海伦火山周围土地上砍伐一些最古老木材，它疏散自己的300名员工。而华盛顿紧急服务部门建议处于火山15英里范围内的人离开该区域。但不到一周，躁动就开始了，毕竟大家的生计都岌岌可危了。地区执法机关不能向公众无限期关闭美国林务局的公路，考虑到惠好公司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公共安全官员更不敢关闭他们公司土地上的道路。除此之外，执法机关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掌控所有那些蜿蜒在火山周围并贯穿森林且临近灵湖的道路。

 

　　3月26日，华盛顿州和地方政府官员连同美国森林服务人员、媒体和惠好公司的代表聚集在会议室做了一次科学简述。会议发言人是美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学家多纳尔·穆里纽克斯（Donal Mullineaux）。他与同事德怀特·克兰德尔（Dwight Crandell）花了20年研究圣海伦火山，并在1978年题为《未来圣海伦火山喷发的潜在危险》的报告里发布了他们的调查结果。基于这项研究，他们两个后来被认为是火山危害分析领域的创始人。面对着聚集在会议室的人，穆里纽克斯报告说，圣海伦火山在过去的几千年大约每个世纪喷发一次，最近的一次是在1857年。他指出，有几次喷发都是暴力的横向爆发，可以将白色浮石推出6英里远。他接着描述了未来的爆发可能具有的特点：这片区域可能在没有太多火山碎屑流（一种由灼热气体和粉末状岩石构成的强力气流，每小时可以飘动几百英里）预警的情况下被摧毁。山体崩塌可能会冲击到向南约10英里的斯威夫特水库，从而引发洪水。泥石流可能席卷河谷。尽管在那时横向爆发是怎样的还并不清楚，但另一个现象却有可能发生，由爆炸产生的大量的岩石会从山顶直接飞向邻近的山谷。两位地质学家在报告中指出，下次喷发即将到来，也许就在20世纪末之前。

 

　　一位对此警告之恐怖以及时间之不精确感到惊诧的政府官员问道：“你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可以送一个人到月球上，而你却不能预测一个火山是否会爆发？”这的确是事实。穆里纽克斯的工作基于地质史来传达事实。获得信息之后该如何做，比如是否向公众重新开放道路，是否让人们回到他们的家园和工作中去，这应该由政府官员和紧急情况规划者决定。

 

　　关于如何以及是否限制公众接触这个区域的政策很快就出台了。在4月中旬，林务局指定了两个危险区域。红色区域覆盖了林务局的大部分以及山的北部和西部土地，只有科学家和执法人员允许入内。然而，当地旅馆主人、新晋民间英雄、媒体宠儿哈利·杜鲁门（Harry Randall Truman）是例外的。他已经在火山旁边住了54年，并且极力捍卫自己继续居住在这里的权利。杜鲁门拒绝离开，他仍待在红色区域内。没人有让他搬离此地的政治性意愿。蓝色区域延伸至红色区域的西南方。在那里，伐木工、业主如果得到允许，便可以在白天自由进出。这些区域的西方和西北方坐落着惠好公司主要的用材林地。林业局无意限制木材公司的财产而与这些强势的雇主疏离。

 

　　华盛顿州长迪克西·雷伊（Dixie Lee Ray）拥有着对区域边界的最终决定权。她与乔治·威尔豪瑟（George Weyerhaeuser，惠好公司主席）的友谊致使她不大可能按照地质学家和执法人员所愿的那样，将蓝色区域的边界扩展到惠好的土地。其办公桌上的扩大蓝色区域的申请书直至5月18日上午圣海伦火山喷发并造成57人死亡时都未被签发。

 

　　奥尔森熟练地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火山喷发之前的事件，但他的书的真正长处在于他对5月18日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的处理。事实上，他写这本书的原因就根植于这段时期：说受害者藐视法律的报告激起了奥尔森的一个长期渴望，探明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如此接近一座活跃的火山。

 

　　在州长雷伊和其他人立即作出解释之后，仍然持续着一个传言，即几乎所有在那里的人都是非法进入的，他们绕过路障并且不顾警示。但奥尔森发现，在包括露营者、徒步旅行者、惠好公司伐木工、观光客以及监测火山的人――如地质学家大卫·约翰斯顿（David Johnston）――在内的57名死者中，只有杜鲁门没被准许在此。事实上，大多数的受害者是在现有的蓝色区域外，而正巧处在雷伊办公桌上的申请书所请求扩展到的范围内。奥尔森指出，若是灾难发生在工作日，数以百计的惠好伐木工将死于蓝色区域（他们被允许在白天进入其中）。他们中没有一个是非法在此的。

 

　　奥尔森写道，受害者应对自己的死亡负责这样的想法是雷伊和其他政府官员精心编造的谎言的产物。他们不愿为这场灾难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声称受害者已经被警告过并且不应该待在他们当时所待的地方。谎言在经过多次复述之后被接受为真理。

 

　　奥尔森关于这种搪塞的愤怒是合理的，而且他的书构建了一个谴责政客们对当时情况所做处理的坚实理由。那些有兴趣进一步挖掘这场大灾难细节的科学家、个人、政府机构可能会找到理查德·维特（Richard Waitt）2014年的书《在毁灭的道路：圣海伦火山的目击记录》，这是一本无价的、发人深省的读物。维特是一位火山学家,他曾在圣海伦火山喷发前几周分析它的火山灰沉降层。维特花了30年从数百名目击者那里收集记录，这些目击者包括幸存者、科学家、救援和恢复团队以及执法机关人员。他相信这些记录对研究人员至关重要。他还梳理媒体档案找到了受害者自己所说的话，他们的话表明了公众对可能危险的了解是多么少。

 

　　最后，奥尔森讨论了这次喷发在科学界产生的影响。在那个地点工作的科学家都极为震惊，身心交瘁。奥尔森断论说：“尽管他们付出所有努力来监控火山，但是他们却没能提供任何关于喷发的警报。”

 

　　美国地质调查局紧随在灾难发生后马上进行了重大的程序变革。为了能够更好地将科学知识传播到科学界之外，美国地质调查局在其队伍建立了一个新的角色：信息科学家。该机构还为有危险的火山设计了准备计划并且开发了一个标准化的火山活动告警系统。机构中的火山学家也恢复活力并加紧研究。结果，因为圣海伦火山，研究者对于火山和横向冲击波的理解大大增加了。这些将在该火山重新活跃时帮助到很多人。